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提起南宋，人们多有“恨铁不成钢”的慨叹。从建炎南渡到崖山海战，152年里的9位皇帝大多数都过着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的日子。其实南宋也出现过有作为的皇帝，他就是宋孝宗赵昚。面对内忧外患，赵昚励精图治、补偏救弊， 又勤政节俭，在位期间国内秩序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创造了“乾淳之治”。
内忧外患
赵昚是南宋第二位皇帝，上一任是宋高宗赵构。赵昚不是赵构的亲生儿子，原名叫赵伯琮，父亲赵子偁是宋太祖的六世孙，是赵构的族兄弟。赵构只有一个亲生儿子赵旉，3岁早夭，之后没有再生育，收赵伯琮为养子，先后改名为赵瑗、赵玮、赵昚。赵眘生活在宫中近20 年，并没有早早明确太子的身份。太子的候选对象还有其他人，最后集中在赵眘和赵琢身上。经过赵构多方面考察，赵眘最终才脱颖而出，成为太子。
赵构是南宋的开国皇帝。与其他朝代的开创者有所不同，赵构的“开国”属于无奈，充满了屈辱。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俘获宋徽宗、宋钦宗，史称“靖康之变”， 赵构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南宋由此开始。在金兵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赵构被迫逃到扬州。建炎三年（1129年）又逃到杭州，并于绍兴二年（1132年）正式将杭州确定为都城。赵构共在位26年，一直处在外患和内忧之中。
最大的外患自然是金兵。金兵灭亡北宋后继续南下，攻势更猛烈，试图消灭南宋，统一天下，但在南宋军民奋力抵抗下一直未能得手。金兵没有放弃，就在赵构到杭州当年，兵分三路大举南下， 中路军的目标就是生擒赵构。后来遇到海上暴风，才被迫撤退。如果没有这场暴风，赵构的结局也许跟前两任皇帝一样，可见当时形势多么凶险。
绍兴十年（1140年），金兵再次大举南下。南宋军民继续奋力抗击，先后取得了顺昌大捷、郾城大捷，收复了郑州、洛阳等地，金兵打算撤回河北。抗金形势一片大好，但赵构既怕从金人那里接回徽、钦二帝，威胁自己的皇帝宝座，又怕岳飞等抗金名将威望进一步提高，削弱自己的权威，于是跟秦桧等人合谋，解除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的兵权，继而与金人议和，向金人纳贡称臣，史称“绍兴和议”。
和议后，外部压力虽有所减轻，但内部矛盾空前高涨，内忧加剧。“绍兴和议”违背了南宋军民抗金的主流愿望，对抗金将领的迫害也不得人心。和议达成后，金人归还了宋徽宗的灵柩和宋高宗的生母韦贤妃，这时宋钦宗还活着，宋钦宗挽住韦贤妃的车轮，请她转告赵构，自己对皇帝之位已经毫无想法，只要能回去就行，愿意当一名“太乙宫主”，韦贤妃流着泪答应了。可赵构仍担心宋钦宗会威胁到自己，致使宋钦宗忧死北国。
“绍兴和议”不仅在政治上不对等，还使南宋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根据双方达成的约定，南宋每年要向金人纳贡25万两白银和25 万匹绢。宋朝南迁，领土本就大幅“缩水”，朝廷财政收入减少，还面临不能及时收上来的困难，这笔不小的支出更是雪上加霜，只能靠增加租税来解决。
宋高宗在位期间，南宋可谓国穷民穷，到了“公家无半岁之储， 百姓无旬日之积”的程度。民生凋敝，租税加重，吏治腐败，“奸臣误国，内侍弄权”，导致社会动荡。梳理史料可以发现，宋高宗建炎年间各地发生的变乱每年多达40 起左右，绍兴年间虽有所减少，但每年也在数起至20多起之间。
补偏救弊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赵构以“倦勤”而想多休养为由传位给赵昚。赵昚接受了重任，也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在被立为太子前，赵昚曾担任过和州防御使、保庆军节度使、常德军节度使、宁国军节度使等职务，熟悉政务和军务，加上“性资英明，治行勤励”，又有宏图大志，所以继任后立志改变内忧外患的局面。
赵昚看到，要想振兴朝政必先振作人心，渴望收复失地仍是最大的“人心”。基于此，赵昚继任后的第二个月就为岳飞、岳云父子平反，建“忠烈祠”供世人纪念。除岳飞父子外，被平反的还有李光、赵鼎、范冲等人，仍在世的主战派大臣，如元老张浚、被秦桧罢官20 多年的辛次膺、被贬居海南的胡铨等被重新起用，其他反对和议、主张抗金的陈康伯、张焘、虞允文、陈俊卿、王十朋等人也受到重用。这些举措深得人心，使国家道义得以回归，受到朝野拥护。
赵昚重用主战派，不只是为了迎合民意民心，更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有着挥戈中原、报仇雪耻的信念。在被立为太子前，赵昚就曾上书请求领军与金兵决战。即位后，赵昚整军修武，大力加强军队建设。为树立尚武之风，赵昚以身作则，亲自练兵讲武，学习骑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称宋孝宗“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在赵昚亲自带动下，宗室、大臣纷纷主动请求减一半薪俸“以助军用”。为了强化军队战斗力，赵昚还改革军制，裁汰冗兵冗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具体做法是“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在国防开支大为减少的情况下，仍保持了一支数量和质量都有保证的军队。
在用人上，赵昚注重实效， 不求全责备，他提出“知礼者不必知乐，知乐者不必知刑，若得其人不当数易，宜久任以责成效”。在具体用人标准上，提出“有才而不刻，慈善而不谬”，避免人才走向刻薄、愚慈的极端。他坚持“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避免出现冗官闲官。针对之前存在的冗官现象，规定各级官员如无特殊情况，年满70岁必须退休，并减少各官署官员的数量。赵昚力倡直谏， 曾向群臣宣布：“朕方虚怀延纳， 容受直辞。言而可行，赏将汝劝； 弗协于理，罪不汝加。”
赵昚还重视文化建设，主张各种学术流派共同发展，创造了一个文化事业的发展高峰。赵昚在位时期，不仅理学得到大力发展，新学、蜀学等流派也得到繁荣，南宋末年学者黄震称赞这一时期“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 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文学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辛弃疾等文化巨匠都活跃在这一时期。
勤俭治国
对于南宋政权来说，要想保持稳定还需要解决严峻的经济、财政问题。赵昚深知农业是根本，所以经常督促地方官“勉农桑，尽地利”，要求各地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淳熙二年（1175年），赵昚对有些地方水利建设不到位的情况给予批评，对有关官员进行了降职处罚，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 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记载，赵昚在位时期“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经济得到恢复发展。
赵昚重视民生疾苦，指出“民力不可以重困”，提出“赋税太重，朕欲除减”。在位期间，赵昚做了许多轻徭薄赋方面的事，比如遇到灾荒年景，租赋收不上来，过去的做法是把它移到丰年再交，赵昚下诏不准丰年补收；福建路兴化军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税粮供应福州，赵昚在乾道元年（1165年）下诏减去一半， 后又全减；徽州额外增收“科杂钱”1.2万多缗，这笔钱是从五代延续下来的，征收了260多年，乾道九年（1173年）赵昚下诏免除。除此之外，赵昚还改革差役制度，实行均役法，革除役务繁重、摊派不公的弊病。
赵昚还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平时日理万机，他说自己“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事，则自思日：岂有未至者乎？ 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他对朝廷及地方官员要求也很严，监司、郡守就职时，都要带上一份御制表格，随时记录在兴利除害方面做过哪些实事。为了提高官员们的工作效率，赵昚规定朝廷各部门平时应避免不必要的应酬，减少繁文缛节。
赵昚经常告诫大臣们：“士夫者，风俗之表，而天下所赖以治者也。故上有礼义廉耻之风，则下有忠厚醇一之行；上有险怪媮薄之习，则下有乖争陵犯之变。”除了勤政，他还十分节俭，宋高宗称赞他“勤俭过于古帝王”；他自己也说：“自古人君当艰难之运，未有不节俭；当承平之后，未有不奢侈。朕他无所为，止得节俭。”赵昚不大兴土木，平时也很少赏赐大臣， 个人生活也很俭朴，平时穿的衣服都是洗了又洗。由于不铺张浪费，内府积蓄的钱越来越多，以至于穿钱币的绳子都腐烂了钱还没有动。
《宋史》评价宋孝宗“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他在位期间南宋王朝由破敝走向了恢复，由苟且走向了振兴，整顿军事、革新政治、发展经济、减轻赋税、繁荣文化，使消沉的南宋王朝重新呈现生机。宋孝宗使用过隆兴、乾道、淳熙3个年号，人们把他在位的中后期称为“乾淳之治”。
当然，宋孝宗接手时毕竟是一个沉疴痼疾的局面，尤其强大的外部军事威胁始终难以从根本上解除，这限制了“乾淳之治”取得的成就，也使宋孝宗最终成为一名“壮志未酬”的皇帝。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宋孝宗，没有南宋初年这次难得的“中兴”， 南宋王朝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船想在风雨飘摇中支撑150多年，似乎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