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平
黄河中上游流域属于“上风上水”高风险生态脆弱区，在国家经济地理中肩负着重要的生态屏障服务功能。如果继续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则面临生态环境容量极限和生态环境风险；如果在生态文明新的思维下，依托区域内丰富的“新型” 绿色资源走绿色发展道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则会开辟新的经济地理空间。
黄河中上游流域肩负重大生态屏障功能
（一）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屏障区
1.黄河中上游流域属于典型的高风险生态脆弱区。该流域范围基本上位于胡焕庸线西北侧，流域内干旱少雨，大多数地区年均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即使一些人居环境较好的中心城市，如西安、兰州， 年均降水量也不足500毫米。而且， 月度之间降水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降水基本上分布在7、8月，大部分地区冬春旱季降水量不足10毫米， 不利于林草等植被生长，原有植被一旦被破坏很难恢复。
2.黄河中上游流域深受极地极端气候影响，加剧流域内生态脆弱性。该流域北部为蒙古高原，临近西伯利亚北极极地，其间没有太高的大山阻挡，冬春季节的极地寒潮寒风很容易长驱直入，影响植被生长和侵蚀地面土层，加上夏季突发降水暴雨冲击，很容易形成严重水土流失，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和黄河泥沙即由此而成。
3.黄河中上游流域更属于“上风上水”地区，对下游地区影响大。北极气流变化对我国的影响， 也主要通过流域所在蒙古高原、黄土高原进入中原大地和东南丘陵平原。这意味着，流域生态形势变化对“下风下水”的华北、华中等人口稠密地区具有重要的生态外部性影响。
因此，黄河中上游流域高风险的脆弱性生态特征和“上风上水”地理区位，决定了其在国家经济地理中肩负重要的生态屏障服务功能。
（二）黄河中上游流域的生态保护、修复和开发意义重大
历史上，黄河中上游流域曾经是水草丰美、宜居宜业的宝地。千百年来，黄河中上游流域一直面临持续的生态恶化，迫使经济地理重心不断东移。由于历次过度的人口承载和过度的经济开发，黄河中上游流域的生态屏障功能逐渐被侵蚀，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沙化和水土流失，也因此导致国家经济政治中心被迫一次次东移。
黄河中上游流域持续的生态恶化，也给人口稠密的华北、华中地区带来了持续的生态恶化等外部性不利影响。该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黄河泥沙加重，对下游水资源利用与河堤保护均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流域内植被破坏，也使得沙尘暴与工业排污尘更容易长驱直入，严重影响华北华中地区。
因此，黄河中上游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开发意义重大，有利于稳定和优化国家经济地理格局，有利于遏制对人口稠密地区的不利影响。
黄河中上游流域发展模式亟待转型
黄河中上游流域面临两种发展模式的选择。一是继续走传统的农业垦殖和工业化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然形成过度的垦殖和开发，其结果是延续并且加剧千年来的生态恶化趋势，快速恶化国家经济地理格局；二是基于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以生态保护、修复和开发为重要任务，致力于生态涵养和充分利用自然力，将区域内生态、文化等新型绿色资源转化成发展成果，从而增强区域内生态容量、优化国家经济地理格局。
（一）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黄河中上游流域地处内陆且生态脆弱，不利于传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集聚。在经历初期的经济动员和开发后，这种传统模式在该区域进一步发展面临生态环境容量限制。从2014年前后开始，晋、内蒙古、甘、陕等省区GDP增速先后出现明显快速下滑，多个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出现大幅负增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1.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黄河中上游诸省区推进了一系列交通和工业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内经济动员和资源开发效果显著。但由于地处内陆、且生态条件恶化等诸多不利因素，使得2001-2017年间，黄河中上游诸省宏观投资效率（GDP/固定资产投资） 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17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全国和各省区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2013—2017年， 甘、青、宁三省区宏观投资效率持续低于1，即持续数年1元固定资产投资不能产生1元GDP产出，与全国的宏观投资效率相比差距持续拉大。
2.大进大出的工业化模式很难持续。黄河中上游流域，物流、人流均依赖相对成本较高的陆空交通体系，无法分享类似沿海地区的廉价水运利益，更适宜发展物流流量小的轻型产业。但改革开放以来，流域内各省区均选择了一条大进大出的重型工业化模式，其货运量占GDP比率普遍偏高，且近年来相对比率持续增长。2018年， 流域内不少省区货运GDP比率超10 吨/万元，远高于全国平均的5.54吨/万元，也大大高于同处内陆的西南、中南诸省。大进大出的工业化模式，强化了该区域地处内陆的不利条件。在全国和全球产业竞争加剧时期，伴随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 2014年以来，该流域的内蒙古、甘、宁、青、陕各省区GDP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片面的城镇化战略难以为继。黄河中上游干旱缺水，并且适农宜居地区多分布在黄河干支流沿线的狭长地带，不利于大规模的花卉、水果、蔬菜等多样化农产品生产，不利于过大规模的城市集聚。但本世纪以来， 流域内诸省区纷纷实施“强省会” 等中心城市集聚战略，一些原本依托资源地的企业，被集聚到大都市。然而地处内陆且多样化农业供给落后的基本条件，使得城镇化集聚战略很难实现。城市集聚效率提升了，却加剧了中心城市拥堵，拉大了企业与原材料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距离，也恶化了城市所在区域生态承载关系，导致省域经济的不均衡和失速。
4.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也导致生态环境突破承载极限，引发重大的生态环境风险。一些城市特别是个别省会中心城市不顾生态条件，片面移山造地，导致连年恶化的沙尘暴；祁连山、秦岭等重要的生态保护区的房地产开发，更造成千年植被的破坏；一些地区姑息纵容工业废水、废气违规排放，造成大片沙漠荒山被永久性污染，也使得近年来流域内雾霾严重城市数量连续增加。
（二）生态文明新兴经济快速崛起
近年来，黄河中上游流域部分地区积极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通过开展生态修复、生态治理，极大地推动了生态文明新兴经济的发展，优化了国家经济地理格局。从下面这些典型例子可以看出，绿色新经济正快速兴起。
一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改善了所在区域的生态容量，推动了本地新兴经济的发展。如乌海湖的建设、乌梁素海湖的恢复，使得大量水生生物和飞禽集聚，也因此形成独特的“水沙交融”塞外湖景，吸引了大量的观光游客和休闲养生居民，促进了旅游养生经济发展。
部分地区成功的治沙实践， 成为生态文明新经济的典范。库布其、毛乌素等一些严重沙漠化地区，历经持续的科学治沙，成功实现了沙漠变绿洲。以库布其沙漠为例，治理面积达到了6000多平方公里，已绿化面积达到了3200多平方公里，创造生态财富5000多亿元。在治理沙漠恢复生态的同时，也发展了良好的特色干旱型农业产业， 更因沙漠治理成功经验，成为国内外治沙科研会展集聚中心，由此也带动了各类沙漠主题的旅游会展服务业的发展。
新型绿色资源快速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近年来，流域内诸省区大力整合文化旅游资源，积极开发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遗迹，文化旅游、商务会展经济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内蒙古、青、甘等省区在其戈壁、荒漠化地区大力推进风能、光能的开发利用。
生态文明开辟黄河中上游流域经济地理新空间
黄河中上游流域在国家经济地理中肩负生态屏障服务功能，属于高风险生态脆弱区，走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应充分利用区域内丰富的新型绿色资源，走绿色发展道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以生态文明开辟黄河中上游流域新的发展空间。
第一，将“保护绿水青山”、提供生态屏障作为流域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一是大力推进一批具有重大生态改善意义的生态修复、开发工程；二是积极探索和推进自然生态修复机制，促进植被培植与生态修复的良性联动，促进自然力利用与荒漠植被改造的良性联动；三是建立涵盖各层级经济主体的生态保护修复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修复、开发的最广泛参与和动员。
第二，激活利用区域内丰富的新型绿色资源，大力发展新兴经济。一是积极推进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推进传统大宗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的多样化农产品转型，大力发展与生态防护相适应的生态特色农产品；二是充分发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重点建设和开发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遗迹，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商务会展经济；三是充分利用丰富的未开发的自然力资源，与荒漠修复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光能、风能产业。
第三，坚持走绿色城镇化道路，积极推进沿黄河链状城市群建设。一是以生态文明理念重构城乡发展关系和区域空间格局，以提供生态服务和生态保护作为城乡经济空间布局的主要依据。二是重点建设一批发展条件较好的黄河沿线中型城市和城市群，使之成为区域内主要的人口城镇化集聚地，避免片面的超级大都市建设；三是大力推进产城融合，避免大规模单纯产业园区建设，实现绿色通勤；四是大力推进沿黄河城市群之间的交通通道建设，促进各城市间的分工合作和城市群一体化进程。
第四，积极探索有效的生态补偿激励机制，大力培育市场化的经济主体。一是全面确立绿色生态发展理念，探索跨区域生态服务外部性价值的科学测度方法，建立“上风上水” 与“下风下水”区域间的跨区生态补偿机制，在经济统计、中央财政补偿的诸多层面均充分体现生态功能服务价值；二是探索微观领域的生态修复、生态开发激励机制，积极引导生态修复与生态产品开发的联动发展， 大力培育市场化的经济主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