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洁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 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有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但由于其经济基础薄弱、财力不足，存在着巨大的投融资缺口。再加上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蕴含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前景黯淡，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持续发生深刻调整，不仅拖慢了“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步伐，而且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使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受疫情冲击，当前全球经济处于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随着全球疫情蔓延，各国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全球陷入“大封锁”状态，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受到重创，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经贸活动，严重阻碍商品与服务的跨境流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设备、材料的流通和人员流动受限，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实质影响，不仅使在建项目的执行受阻，给投资方、承包方造成巨额损失，而且使得一些沿线国家的债务和财政可持续性风险上升、外债风险加大，导致全球投资者正在缩紧预算，而且各国在短期内需要大量的财力来刺激国民经济，而经济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被摆在次要位置，难以有充足的金融资源支持长期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同时，随着中美之间贸易、技术领域的摩擦愈演愈烈，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暗潮汹涌， 而新冠疫情的蔓延无疑是逆全球化的催化剂和加速器。此外，被疫情所加剧的民生困难、经济困境、石油收入锐减等挑战，都进一步推高了“一带一路”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中国海外重大项目面临的政治风险将进一步上升。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开放边境以及开放经济的担忧，进一步动摇了一些国家的政府支持经济全球化开放的政策基础和政治基础，使全球投资环境正朝着更多的干预主义、保护主义以及从多边框架向区域和双边框架的方向发展。
在此背景下，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破解“一带一路”发展难题，推进“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有着重要意义。后疫情时代针对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建设面临的众多挑战和发展瓶颈，但也存在一些新的机遇，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三方积极响应、通力合作、各施所长、抓住机遇，重点推进，共同探索“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共赢机制，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模式，从而破解发展瓶颈。具体应重点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加强“一国一策”顶层设计、优化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是国际上大国势力竞争的重要领域，背后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国在“一带一路” 的基础设施项目合作不仅需要考虑沿线国家的内部风险，更要考虑其背后大国势力的干预，同时也需要考虑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导致的地理空间的重塑以及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后疫情时代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更需要从政府层面加强“一国一策” 顶层设计，优化战略布局。
首先，加强对重要支点国家政治风险的研究和预警，应根据风险程度精准施策，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选择对外开放基础较好、综合各项风险较低、产业体系相对健全的地方有序扩展；而对于综合风险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要适当的收缩。
其次，政府层面应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借助双边谈判、区域合作平台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一揽子合作协商。审批海外重大项目时要重点对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内政治风险进行评估，要评估项目对周边国家经济、社会治安、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以及文明、种族等方面的冲突。政府还应为企业海外投融资搭建平台，及时向企业发布投资指南，提供政策咨询、风险提示、安全防范教育和应急知识培训等服务，最大程度确保我国的长期利益。
再次，抓住疫情带来的新机遇、发现“一带一路”的新亮点， 加快布局、抢占先机。本次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催生了大量新需求，同时疫情本身也推动了一些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疫情中，通信网络、信息化和数字化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无论在技术研发还是应用上都促进了产业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对“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的调整非常重要。后疫情时代，我国应把握在通信技术、数字经济方面的先发优势，把抗击疫情与新基建相结合，加快拓展“一带一路”新基建项目；同时要加强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沟通与协调，推动数字经济相关规则的磋商和制定，为中资企业沿“一带一路”的布局和发展数字经济奠定基础。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先导作用
针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多样化投融资需求，我国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应主动发挥先锋先导作用。
首先，对于符合国家政策导向但需资金扶持或者补贴的重要投资项目，应由政策性金融覆盖。为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建议扩大中国进出口银行“两优”贷款的规模，放宽融资条件，特别是放宽主权担保要求，对于经济效益好、商业担保措施完善的项目应给予积极支持。
其次，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多提供利率低、期限长的优惠贷款， 积极为有一定盈利能力的项目提供融资保障。
再次，促进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担保、股权投资、联合融资等多种方式，发挥融资促进和风险分担作用。
最后，充分发挥基金融资优势， 扩大专项基金的支持范围。考虑丝路基金的价格优势，建议进一步扩大丝路基金的支持范围，对“一带一路” 的重点项目可以给予债权贷款的支持；鼓励丝路基金与商业银行合作，采取共同贷款等方式，合理降低贷款利率；探索用外汇储备建立海外投资基金的途径，鼓励地方政府推出地方版的“丝路基金”，推动成立对外承包工程担保基金，更好地支持企业承揽“一带一路”项目。
加强多边合作，分散投资风险
“一带一路”越是多边化，参加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越多，特别是发达国家加入的越多，“一带一路” 就越安全，风险越低。新形势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应加强多边合作，建立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共同渡过难关。
一是加强多国合作，分散项目风险。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中国企业往往缺乏国际化经营管理经验，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特别是与欧洲、日本和韩国进行第三方合作，通过多方合作的方式参与项目的规划、建设、运营，实现各方在生产、技术、资源、管理和融资等方面的优势互补，能够有效地降低参与方的风险，实现项目的顺利运转。
二是加强与联合国组织及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吸引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亚洲开发银行（ADB）、欧洲复兴银行（EBRD）、非洲开发银行（A F D B），尤其是“一带一路”具体项目所在国的金融机构来参与运作和实施，落实现有的和有实用价值的项目，有助于提升债务可持续性。
总之，建立多方合作机制，有助于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优势互补，分散项目风险，从而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加强风险管控，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首先，企业在承担“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前，要充分调研项目东道国的政治格局、边界争端与土地政策、社会公共治安、汇率波动、商事法律、海关税务等方面的隐患及风险，并综合考虑东道国对待外国投资者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前景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必要时应咨询专业风评机构，提前做好风险研判，制定应对措施。
其次，与国际标准和通行程序接轨，构建科学的项目可行性评价机制，全面权衡项目投资收益、经营成本及各种约束条件，构建项目投前、投中与投后全面、全过程的风险管控体系，防重大风险于未然。
再次，在项目具体操作当中， 可以组建SPV（特殊目的公司）进行项目融资和项目运作，做好风险隔离，企业在项目建设和经营过程中，中方企业应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依法合规经营；并注意安全防备并采取必要防范措施，适度提高驻地、施工现场与随行安保等级。
最后，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通过国家与地区的财政，建立风险补偿金，构建政策保险、基金补偿等综合风险补偿机制，调动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
加大金融开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首先，为缓解我国企业在海外面临的货币汇率风险，应进一步加快扩大沿线国家货币双边互换规模，简化企业获取货币互换资金的程序，开展与沿线国家的本币结算；积极探索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多种途径，推动境内银行为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业务等；加快外汇外债管理方式改革， 研究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扩大银行业支持“走出去”的外汇资金来源；降低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的管制力度，研究探索人民币回流机制，为企业跨境投资创造宽松的外汇条件。
其次，积极推动“一带一路” 金融合作，加强区域金融合作。进一步推进互设金融机构范围，中资银行应跟随中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步伐，加快进行海外布点，扩大境外金融服务范围和规模；加强征信管理部门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建区域征信体系；建立金融信息交流机制，逐步实现区域金融信息的互联互通。
再次，银企加强合作，完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缓解外汇管制和货币贬值风险。企业与金融机构需要对东道国汇率变动进行研究和预判科学合理的确定融资决策，包括融资和结算币种的选择、利率水平、期限的确定等。
最后，合理利用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对汇率风险进行规避；此外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开设离岸账户， 吸收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参与融资， 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货币汇率风险。
促进可持续发展，减缓“一带一路”发展障碍
中国企业要着眼长远，倡导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发展理念，应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确保项目符合东道国各方关切，推动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合作机制。
首先，贯穿债务可持续性的理念。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融资时，需要平衡融资发展需求与债务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全面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同债务或主权担保债务中的还款义务、债务结构及预期经济回报。
其次，中资企业要转变发展方式，除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外， 还应当注重城市发展和产业群建设，并进一步将运输走廊转变为促进增长的经济走廊，由此“一带一路”能够对沿线国产生持久的有益影响。如在本次疫情期间，中欧班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航运、海运停航的情况下，大量抗疫物资通过中欧班列运输，由此成为欧亚大陆洲际运输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工具， 并通过陆海联运将东亚经济板块和欧洲经济板块联通起来。
再次，提升“一带一路”项目的透明度，让东道国消除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和猜忌。
最后，中资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社会环境影响评价和风险管理，重视节能环保合作；积极支持和参与到当地的公益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让东道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互利互赢、共同繁荣的理念。
构建包容性合作框架， 增强文化融合互信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多民族、多宗教的聚集带，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制度体系等，一旦我国企业对东道国民众文化、宗教传统等隐性问题处理不到位，容易将小问题激化成大矛盾，但实现民族繁荣和国家富强是沿线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景。
首先，中资企业应提高法律素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依法合规经营，严格遵守税收制度，规范企业投资和建设行为，培养良好的企业形象。
其次，我国在对“一带一路” 投资过程中，要凝聚“分享、合作、包容、共赢”的价值共识，尊重区域发展的差异，尊重当地传统文化和习俗禁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与地方企业通力协作，谋求共同发展，对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友好、全面、深入的磋商。我国政府还应强化国家层面的文化交流，开展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化合作，打破两国人民彼此间的偏见， 消除隔阂，建立互信，增强各种文明的文化包容和文化认同。
再次，要加强与当地社会各阶层的沟通合作。加强东道国执政党、州政府的交流，并妥善处理各类群际关系，与当地部族领袖以及当地基层军警人员保持良好关系。
最后，中资企业要积极探索“本土化”经营策略，做好属地化工作，充分融入地方社会；促进当地就业，重视工会组织及所在社区诉求， 尊重当地文化与风俗禁忌，确保当地雇员与周边民众合法权益。
践行绿色发展， 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随着全球及社会各界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增强，近年来国际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对社会与环境标准、社会责任履行、反腐败合规经营等方面提出了高标准要求。我国各级政府、企业和金融部门应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一带一路”建设中。
首先，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社会环境影响评价和风险管理，重点支持清洁能源、生态环保、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领域的产业合作，激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向绿色转型；在国内应建立一套对“一带一路”投资强制性环评要求，对不良投资制定淘汰计划，以避免项目声誉、社会和环境影响受损。在全球投资者施行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应加快建设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的共同标准，将中国的金融机构纳入标准考察范围。
其次，中国应加大投入资源， 协助“一带一路”国家在绿色发展、绿色金融等领域的能力建设。中国要主动与各国协商协调，依据联合国环境组织的目标要求，加强同“一带一路”各国在环保政策方面对接交流，根据“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各国具体情况，先易后难， 分批分步，制定切实可行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制度安排，或是区域环保引导性政策和行动指南，联合出台包括推动、指导、支持企业投资建设运营绿色项目的具体政策以及指导意见；结合项目建设进度， 同步推进环境保护，把绿色发展落到实处。
最后，坚持绿色金融理念。金融机构应注重运用普惠、绿色的理念和原则，积极倡导“绿色金融”，如发行绿色债券、提供绿色贷款等，来为“一带一路”基建项目提供绿色融资保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