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1000万数字人民币红包、191 万份在深市民申请、5万名中签体验者、3389家商户内无门槛消费。10 月12日—18日，数字人民币完成的首场大规模“公测”，备受关注。
10月8日晚，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在其官方平台发布了此次“2020礼享罗湖”活动细则，由深圳市联手中国人民银行向公众派发千万元数字红包。官方指出，“这是深圳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开展的创新实践，也是数字人民币研发过程中的一次常规性测试”。
实际上，在今年早些时候，央行多次试水数字人民币的消息便接连释出。
中国人民银行于1月公开发文称，已基本完成法定数字货币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
4月，苏州相城区各区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部分人员领取到了数字货币形式发放的交通补贴。同月， 河北雄安新区召开法定数字人民币试点推介会，包括菜鸟驿站、京东无人超市、麦当劳、星巴克等在内的19家单位被列入推介名单之中。
不止于餐饮、零售等传统线下场景，7月，滴滴出行、美团、支付宝、字节跳动等企业相继传出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丰富数字人民币线上领域的相关应用。
8 月14日， 由商务部印发的《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中提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负责人透露，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正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以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近一年时间，从小范围内测延伸至更广泛的公众层面，数字人民币更多可应用场景加速铺陈。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元年正式开启。
竞赛升温：数字人民币抢先布局
同样的，2020年也是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崛起的一年。疫情让全球货币政策陷入多重困境，但也在同时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与验证数字货币效用的机会。不少评论指出， 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正将世界推向线上生态系统，这其中就包括数字金融交易。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报告显示，疫情期间，避免插卡输入密码等线下接触的“无接触支付”方式取得了极大增长。2019年9月，无接触支付在全球支付额中占比为27%， 而短短半年后攀升至超过33%。
另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全球至少有36家中央银行发布了零售型或批发型的央行数字货币计划。
实际上，这一加速趋势早在2019年Facebook（美国脸书公司） 发布Libra（天秤币）之后，便日趋明显。出于对Libra一旦流通，或有望率先成为数字货币中的强势货币并进而侵蚀法定货币的担忧，各国未雨绸缪，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态度由审慎转向更为积极的一面。而疫情则进一步催化了这一进程。
尽管此前，日本央行行长曾明确表示，日本不需要国家认可的数字货币。但从今年10月日本央行发布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日本已为数字货币形势的变化做好准备，如果现金流通量下降，可能会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进行支付。据悉，日本计划在2021年初对央行数字货币进行第一阶段的概念性实验。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都在加速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行性， 以应对迅速变化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保持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孙飞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指出，尽管美联储当前仍未对推出央行数字货币做出决定，但2020年以来美国各界对“数字美元”的讨论日益激烈，曾被搁置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Fedcoin计划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欧洲央行已于2019年底宣布设立央行数字货币专门委员会，并推出名为“欧洲链”的新概念验证项目，旨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的匿名性以及实践运作影响。2020年10 月，欧洲央行发布最新数字欧元报告，表示将在2021年中期决定是否启动数字欧元项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竞争政策室主任、研究员刘翔峰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指出，国际清算银行与7国中央银行（加拿大银行、日本央行、瑞典银行、瑞士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于日前联合发表题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基本准则与核心特征》的报告，声称将为数字化货币制定规则及秩序并推进跨国支付。但由于立法限制、数据安全等问题进展速度较慢，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的计划大多停留在讨论阶段。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热情和推进速度则相对更高。孙飞介绍，当前厄瓜多尔、乌克兰和乌拉圭等国已完成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试点；中国、巴哈马、柬埔寨、东加勒比货币联盟等也正在试点过程中。
毋庸置疑，全球范围内各经济体央行数字货币间的竞合正走向深入。刘翔峰指出，相关统计显示， 当前80%的中央银行已开展数字货币研发，其中一半以上已经进入研究试验与试行阶段。
而在新一轮全球货币范式的赛道中，中国已然是先行者。国际清算银行曾在《央行数字货币崛起：驱动因素、方法和技术》一文中指出，“目前最先进的央行数字货币项目可能是中国的数字人民币（DC/EP，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工具）”。
孙飞分析认为，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势头良好，移动支付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为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试点创造优势条件。早在2014年， 我国就启动了法定数字货币的相关研发工作，人民银行组建专门团队，成立了加密货币研究小组，后改为数字货币研究所，开展理论研究及内部测试。目前，我国已将数字人民币作为深化改革开放、发展金融科技的重要内容，数字人民币已由理论研究走向应用实践，由内部测试走向公众视野。
对于深圳罗湖此次在零售端场景的落地尝试，不少媒体将其积极评价为数字人民币面向公众的“首秀”。刘翔峰指出，10月11日，中办、国办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中再次明确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本轮测试的投放方式采用了数字消费券的形式，这种投放模式可能是未来我国推广数字货币的主要方式，通过限定条件确保DC/ EP能够真正应用于消费场景，在实体经济中流通。如果这一模型的可行性得以验证，或将对未来央行的货币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循序渐进：功能完善与风险防范
9月23—24日，第九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发言指出，“数字人民币（DC/EP）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运用新技术对M0的数字化，旨在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通用性的基础货币。”
“区别于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数字人民币旨在替代流通中的纸币，即M0。”刘翔峰强调，央行数字货币同样充当一般等价物， 只不过其载体发生了变化。而电子支付则是基于现有的银行账户体系，将M1和M2电子化，其本质是支付工具。
普华永道2019年全球消费者洞察力调查指出，中国移动支付的普及率达86%，位居世界第一。另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市场移动支付业务共计301.41亿笔，总额为106.1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6.99% 和 33.61%。
范一飞日前撰文指出，因应这一货币发展的历史趋势和需求，需要利用新技术对M0进行数字化，对现有电子支付体系形成补充，既要保持M0的属性和特征，又基于价值属性衍生出不同于电子支付工具的新功能。
刘翔峰分析认为，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央行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发行人，直接穿透到最终用户，更易实施穿透式管理和统计监测，克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冲动，增强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科学性，保持人民币价值稳定。另一方面，有助于优化跨境贸易和投资的货币格局。法定数字货币赋予货币独一无二的编码，能准确溯源货币交易流向等重要信息，加强金融合作和维护金融安全。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副所长狄刚在公开发文中指出，目前多数创新金融服务均基于电子货币实现， 而电子货币都与银行账户紧耦合，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严重受限于账户普及率，数字化现金可以移动钱包为载体实现银行账户松耦合，利用移动网络服务半径远大于银行网点服务半径的优势，法定数字货币可有效推动消除金融鸿沟、实现金融普惠的进程。
但同时也需认识到，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数字人民币的推进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发展阻碍。孙飞将其归纳为以下方面：一是理念与市场接受程度问题。大部分公众对数字人民币的概念尚未有清晰认知，特别是对数字人民币与纸币、第三方支付、非法定数字货币之间的区别不甚了解，从具体的法定货币到虚拟的法定货币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接受过程。期间，各种各样的电子货币会趁机“蹭热度”，以期获得铸币权权益，由此加大了数字人民币的推广难度，并加剧市场投机行为。应明确的是，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与流通需要商业银行的积极响应与配合， 需要有畅通的兑付渠道，需要企业和个人有接受和使用的意愿，也由此要求央行在试点基础上针对实际问题完善机制设计。数字人民币对线上线下服务场景融合要求较高，这对金融机构提升全社会对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习惯提出了较高要求。
二是与存款和基本利率的关系问题。数字人民币与基础货币M0可视为部分替代关系，但数字人民币在电子设备之间流转，其发行规模与通货膨胀、基础利率间的关系， 以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等，还有待市场的检验。
三是国际合作和监管问题。数字人民币不仅在国内流通使用，还涉及全球接受程度、融入全球法定数字货币体系等国际治理问题。国内配套监管法规需及时跟进，并在数字人民币发行之初考虑与国际数字货币监管的衔接。
刘翔峰同样指出，要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各国间要建立原则性的监管法规，建立统一的数字货币纠纷监管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与交流，共同打击数字货币跨国犯罪活动。当前需积极构建完善系统的数字货币监管框架，明确人民币数字化的监管部门及职能，并继续出台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从源头上降低行业风险隐患。
加拿大中央银行于10月发表的一份关于数字货币的风险与收益报告中也提醒道，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将会带来特殊的安全风险，包括资产存储。在数字资产领域中，代币持有者可以生成大量钱包以将其资金以不同的份额分散在这些钱包中，这可能会导致比传统金融中存在更多的资产存储地点。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出尚未有明确时间表，在正式推出前还需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和风险防范。特别是数字货币跨境使用时，还会有反洗钱、反恐融资等一系列的监管要求。
未来可期：激发数字经济更多潜能
有观点指出，央行数字货币是技术信用与国家信用相叠加的最强信用货币。由其所带来的创新变革，不只限于货币体系与金融生态的重塑，更将持续激发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更多潜能。可以说，央行数字货币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孙飞表示，从微观层面来看，未来数字人民币的正式发行流通以及进一步的推广将会逐步改变消费者支付习惯、金融业务办理习惯，纸币的使用频率将下降，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渗透性将加强。从中观层面来看，数字人民币将对金融业发展走势产生深远影响，为金融市场、第三方支付、金融监管、监管科技等领域以及金融相关市场主体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从宏观层面来看，数字人民币将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有助提升经济金融数据搜集效率， 使货币政策传导更及时准确。
刘翔峰进一步指出，数字人民币将会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巨大的机遇，有望促进人民币结算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为未来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奠定基础。孙飞同样认为，从对外合作来看，数字人民币有利于在中长期内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便利跨境资金支付结算，为“一带一路” 资金融通提供新的合作模式。
“我国数字货币尽管启动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很快，政府和社会各界已经认识到数字货币的重大价值和重要影响。”孙飞预期，未来我国数字货币发展前景广阔，适度推进、审慎监管仍将是数字货币发展的主基调。数字人民币在各类数字货币中将处于主导地位，其他数字货币会根据国家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及形势适度发展。
“数字人民币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分析认为，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可将实体资产和虚拟资产整合成为数字资产，再把数字资产无限分割和重新组合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推动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和专业化，带来更大的技术进步和市场规模，此时，经由数字人民币对其量化定价和销售，产生新消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刘翔峰表示，“可以预见，未来数字人民币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因其具有支付边界、流通和监管成本低的特点，可快速适应移动互联网社会的交易环境， 从未来经济发展角度看，数字人民币的落地将催生出一大批新的经济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