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云
写稿时，正好迎来“2020中国好声音”总决赛，演唱会放在武汉体育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武汉体育中心曾是抗疫时期方舱医院所在地，有无数逆行英雄曾在这里并肩战斗。总决赛现场还特别设置了护士方阵及媒体方阵，致敬那些曾为抗疫付出巨大努力的英雄代表们。最令人震撼的是中国好声音的学员们接力唱响的《世界为你醒来》，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充满大爱、希望与家国情怀，催人泪下。
从庚子年隆冬到“双11”前夕， 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刚好出笼：中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季度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首次由负转正。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成为带动全球增长的重要力量。
无疑，这个世界为你醒来！再加之“双11”，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季，不但成为观察当下经济运行的一支“温度计”，也给我们留下一些难忘的事。
11月4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诞生记中，讲到一件事：一位名叫“云帆”的网友，曾向中央建言，在农村人口聚集区域，由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共食堂、公共宿舍，有意愿的老人都可以免费居住、生活在一起，年龄小的、有能力的老人照顾年龄大的、能力弱的老人，形成互助养老模式。令人振奋的是，这一建言最终被写入十九届五中全会文件中。后来我们才知道，故事中的网友“云帆”名叫李电波，是内蒙古达拉特旗蒲圪卜村党支部副书记。而李电波建言的这个小故事，也正是我们党执政为民、发扬民主、开门纳谏、尊重民意的一个缩影。
“双11”，今年已走过12年， 随之而来的，还有巨大的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今年11月1日至11 日0点30分，天猫“双11”实时成交额突破3723亿元；从11月1日至11日0点09分，京东“11.11全球热爱季”累计下单突破2000亿元， 均创造了新的消费纪录。和往年不同，从10月下旬开始，许多电商平台已经陆续启动预热活动，将种类繁多的商品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相关分析指出，“双11”的消费热点将为市场回暖带来更多积极因素， 成为点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1月1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和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确定适应消费升级需求支持“互联网+旅游”发展的措施。会议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今年消费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恢复正常增长有不少困难。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促进大宗消费、重点消费，更大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会议指出， 旅游消费潜力巨大。为促进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旅游业健康发展，会议确定了支持建设智慧旅游景区，鼓励景区加大线上营销力度，完善包容审慎监管。
11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在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上表示，近年来，中国市场体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内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市场规模高速增长， 市场消费快速升级，市场秩序持续改善，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人民币， 相比2015年增长42%以上，即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加之，中国还拥有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制造业增加值、最多的网民数量和最多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十四五” 期间要充分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入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基本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还补充说，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6万亿美元，与美国零售业体量规模仅相差2000亿美元左右，2020年中国大概率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
听到这里，人们眼睛可能都会一亮。在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算是对经济增长原理一个最形象的表述。
第一马车是内需，就是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它是经济的主要动力；第二马车是投资，即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预算包括发行国债， 对教育、科技、国防、卫生等事业的支出，是辅助性的扩大内需；第三马车是出口，属于外部需求，即通过把本国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自己的产品销路。
不过，无论什么样的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三者之间，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已经让这个痛楚的世界突然猛醒，人们更多把希望押在消费这根“稻草”上。因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只有生产出来的产品被消费了，这种产品的生产行为才算真正完成；消费所形成的新的需要， 对生产的调整和升级起着导向作用；消费是生产的动力，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成长；消费为生产创造新的劳动力，提高劳动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
以我国为例，2019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4%，也就是说，我们82.6%的国民经济，实际上是在我们经济体内部已经消化掉了，或者说已经在国内循环了。
道理很简单，从国际比较看， 越大的经济体，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当中会有更多的是在国内消费。比较小的经济体，像新加坡，还有我国的台湾，它们的出口可以占GDP50%以上的比重。同时，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的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随之会越来越高，而服务业当中有很多是不可“贸易”的，又倒逼出口占GDP的比重下降。
如， 2 0 0 6 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41.8%，到2019年就提高到53.9%了。服务业占比上去了，出口的占比自然而然就会下来。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越来越靠国内循环了。
这正如今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所强调的，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说，这是正本清源、与时俱进的论断。
事实上，近年来消费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确实越来越大。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2万亿元，同比增长8%，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已经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三驾马车中，时下的消费在后疫情下，无疑一枝独秀。毕竟，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通过激发内需动力、不断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才能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活品质的追求。
《建议》强调，要全面促进消费。这也使得消费注定成为我国经济的一抹亮色，注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消费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近十年来平均不足60%。中等收入群体对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待进一步释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我国约有4亿人为中等收入群体。据测算，若中等收入人口保持每年7.2%的增速，则十年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翻一番，这种规模增长将使未来十年GDP增长率年均提高0.5 个百分点。应继续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旺盛需求的潜力。
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消费，首先得提高收入水平。否则就很难让消费持续增长。这怎么办？
这里必须与大家说清楚的是，既然我们要促消费，那就离不开消费金融的支持。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消费金融对于消费提升的作用。
或者说，做大消费金融必将是促进“双循环”的应有之义。这时人们不免欲问，什么是消费金融呢？
我给出的答案是，消费金融（consumer finance，英文简称CF） 是指向各阶层消费者提供消费贷款的现代金融服务方式。无论从金融产品创新还是扩大内需角度看，消费金融试点都具有积极意义。
通俗地说，消费金融就是指消费金融公司向消费者发放的以消费（不包括购买房屋和汽车）为目的的贷款。举例来说，当我们去买衣服、买手机或者买家电等消费品时，分期付款就是消费金融。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信用卡、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都属于消费金融。
如美国学者大卫·卡普罗维茨所言，“社会学家对殷实的消费社会的一个方面几乎完全忽视了，这就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安身立命于消费信贷制度之上。”如果我们研究美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史，可以发现， 在其160余年的消费信贷发展过程中，消费信贷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在整个20世纪，消费信贷始终是美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实现美国梦至关重要的手段是获得消费信贷。消费信贷为美国梦融资：货币被借给买车者和购房者，借给旅游者和度假者，借给就餐者和购物者，借给就医的人——几乎借给任何人，用于任何目的。
消费信贷的持续增长，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美国，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80%以上，而美国居民各种形式的信用消费占美国国内产品总消费的2 / 3 以上。所以， 美国经济学家瓦尔特· 克奇曼（Walter Kichenman）将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描述为“美国经济活力的秘密武器”。1972年美国全国消费金融委员会的一份官方报告强调，消费信贷“不仅是我国庞大的工业机器运转的润滑剂，也是我国实现和保持世界上最高生活水准的主要工具”。
作为“双循环”下的中国消费，目前有着足够大的空间，加上二元消费结构，市场消费的欲望和需求体量很大。而作为世界工厂具有强大的产业供给能力，消费金融供给、尤其是普惠性的消费金融供给一旦跟上，将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还有， 中国的服务业刚刚开始发展，养老、健康医疗等方面，都有很广阔的市场空间。
俗话说：科技改变生活。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是消费金融创新升级的源动力。消费金融公司通过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先技术，将其运用于信贷、风控以及反欺诈等各个领域，全面优化了金融服务渠道，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升级。另外，随着征信系统的不断完善，金融服务的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更多的人群享受到了普惠金融的服务和支持。
从现阶段的情况看，涉足消费金融的行业主要有银行、电商、网络借贷平台以及专业的消费金融公司。但就公众而言，银行、网络借贷平台和消费金融公司都是放贷的机构，银行有成熟的征信体系，面对的主要是信用优良的群体，对借款人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且审批相对麻烦、放款速度相对较慢，风控能力相对要强很多；网络借贷平台面对的人群较为广泛、风控能力相对较弱，他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模式对借款人进行信用调查，审批速度虽然会快，但借款人的成本会比银行高出不少；消费金融公司更有自身的运营体系， 他们对借款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较高、审批速度更快，借贷成本自然也不小。
说到这里，相信不少人会有疑问：既然消费金融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面对形形色色的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时，究竟该如何做出选择呢？
笔者认为，一家安全可靠的消费金融公司，必须具备强大的风控能力、良好的团队运作、精准的获客渠道以及丰富的资金来源。
在消费金融行业火爆发展的今天，出门带现金的方式仿佛落伍， 刷信用卡则成为了年轻群体最流行的消费方式之一。在我们周边，许多人都拥有几张信用卡。大家通过使用信用卡消费，不仅可以购买超出目前经济能力的消费品，提前享受品质生活，同时也可以为自己提供奋发向上的动力。
必须提醒的是，刷信用卡一定要注意理性消费。为了享受刷卡一时爽的购物体验，而被动地选择银行推行的分期、偿还最低额度的服务，以致背负了高额的利息和手续费，这是得不偿失的。
说到这里，不知人们是否明白，消费金融“看似平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为什么这么说？
从需求侧看，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要针对不同类型主体的需求，坚持问题导向，打通阻碍需求潜力激发的痛点和堵点；同时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形成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鼓励企业增加投资；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做到花钱必问效、有效多安排、低效多压减、无效必问责。
从发展环境看，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与能力。要通过减税让利等方式扶持与促进企业发展，同时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税收政策调节国民收入差距，让多数国民具有不断扩大消费的经济能力。比如，通过出台更为严厉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将房价稳定在与国民普遍消费能力相适应的水平，等等。还有， 不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解除国民消费上的后顾之忧。只有在国民消费水平与能力不断得到提升，敢于放心大胆地消费的情况下，再借助于消费金融公司等贷款制度的创新，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目的。
庆幸的是，今年的“六保” 中有一项重要工作是保市场主体， 重点就是保中小企业。只有毛细血管畅通了，内循环才能更加顺畅。笔者手头上有一个数据，今年“双11”规模大，至少有25万个品牌、500万海内外商家参与，很多中小商家、外贸企业、产业带工厂、农产品商家也是第一次参与，对新品牌和中小企业的大力扶持体现了消费金融的社会担当。
当然，这个月的标记不只是“双11”，还有一条条监管的信号：如《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同意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 建立反不正当竞争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出台；还有央行9月发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从11月1 日开始施行……
正因为这些监管政策的密集出台，最终让蚂蚁IPO暂缓，这也是11 月最大的“黑天鹅”吧！这里，已经无需我们过多评说。
也许，本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原则，一切从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一切市场参与主体必须尊重规则、敬畏规则，谁也不能例外。
看来，在这个时期的这个时点，我们蓦然醒悟，又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
一方面消费金融作为一种新的消费融资渠道， 鼓励老百姓“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金融放松管制的进步。从某种程度上说，发展消费信贷，对拉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消费升级的加速推进。
另一方面加强监管，合理监管，使得中国的互联网力量反躬自省，克服骄矜，走上谦卑、尊重、利他之道，无论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科技，都必须杜绝“赢者统吃”，不能让“财富创造”锐变为“财富分配”，使消费金融回到更坚实的大地上，这是客观需要。
或许，消费金融这件事，就像老舍笑说的：“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 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回到开篇说的，举国上下心系疫情前线的时候，中国好声音的学员们用一首《世界为你醒来》献上一份热忱，传承了“好声音”的文化与精神，也用“好声音”向全国人民唱出“我们一起醒来，世界跟你过早”。
是的，消费金融，未来可期。我们还是相信这句话：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作者系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巡视员、浙江省服务业联合会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