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北宋虽然是一个富裕王朝， 但也一直深受财政方面的困扰，至宋徽宗在位时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宋徽宗任用蔡京为宰相，试图破解这道难题，而“能臣”蔡京却提出了一个根本不靠谱的理论，给出的是一个不实际的方案。
财政困境
如果仅从统计数字来看，北宋是一个财政富裕的王朝。曾巩在《议经费扎子》中记载：“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 折合成银两，一般认为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财政收入超过1亿两的王朝，不仅远超之前的唐朝，也较之后的明朝高出不少。但到了北宋末期，尤其宋徽宗执政时期，却出现了“府库空虚”的财政危机。
在辽、金威胁下，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在广大北方地区，各行业生产都受到严重影响，随着战场上的一次次失利，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处在日渐萎缩的状态。宋徽宗在位时，偏偏人祸之外又频受天灾，在其25年统治期间共发生14 次大水灾、6次大旱灾、5次大火灾和4次大地震，严重影响到物资生产，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北宋财政收入峰值出现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徽宗时呈下降趋势。
财政收入在减少，但支出却没有减少。北宋一朝，一直受冗兵、冗官、冗费等“三冗”的困扰， 官吏队伍过于庞大，官员待遇又非常高，造成相关支出加大。《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徽宗时“吏禄泛冒已极，以史院言之，供检吏三省几千人”。御史中丞张克公说：“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仅十几年光景，官员人数就增加十多倍？这里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至少说明这一时期官员队伍膨胀速度相当惊人，由此产生的额外财政支出也是一笔天文数字。
北宋还有一项巨大的支出， 那就是军事及相关费用。宋朝初年，朝廷共有常备军22万，到宋仁宗时猛增到125万。时人富弼说： “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这一说法被宋仁宗时任三司使的蔡襄在《论兵十事》中印证： “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 国用无几矣。”宋徽宗即位后，军费继续增加，以京师地区为例，前任宋哲宗时每月吏禄兵廪支出40 多万贯，到宋徽宗初期很快增加到6 0万贯，中期增加到68万贯， 晚期增加到120万贯。除常规军费支出外还有一些额外支出，如崇宁二年（1103年）曾向吐蕃、西夏境内拓边，“费钱亿万”；宣和四年（1122年）出兵攻打燕京，“月费米三十万石，钱一百万缗”。频繁对外用兵，造成了“边事数易而国力大匮”的局面。
“丰亨豫大”
收入在减少，支出在增加，财政必然难以为继，朝廷内外一空， 形成了“公家无半岁之储，百姓无旬日之积”的局面。为应对财政困难，尤其是应对大额临时性支出， 北宋朝廷采取了额外加税的办法， 如为向辽国兴兵，曾向百姓加征“免夫钱”，具体标准是：正常税钱每1贯额外收“免夫钱”10贯， 或按照户等计口出钱，每夫20至30 贯。
但是，这些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宋徽宗也曾想向“三冗”开刀，通过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但之前经历过多次变法的失败，让宋徽宗缺乏信心， 尝试一下，遇到困难就缩手了。
怎么办？这时“能臣”登场了。蔡京，曾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支持者，他的弟弟蔡卞还是王安石的女婿。变法失败后，司马光要求各地在5天之内废除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新法，众人认为根本无法做到， 结果只有“知开封府”蔡京做到了。司马光表扬蔡京：“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蔡京由变法派摇身一变成为保守派，时人虽讥其见风使舵，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行政执行力。
宋徽宗即位后， 蔡京几经辗转，最后被重用，于崇宁二年（1103年）二月升任左仆射参知政事，左仆射相当于宰相。蔡京之所以能引起宋徽宗的注意并予以重用，绝不是因为他与宋徽宗是书画界的“同道”，而主要得益于他对经济问题的看法。蔡京并不认为此时财政难以为继，更不主张节省支出，他认为“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这迎合了宋徽宗的心理。
为此， 蔡京还发明了一个“丰亨豫大”的理论。“丰亨豫大” 之说缘于《易经》， 其中“丰”“豫”都是易卦：“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按蔡京的解释，王朝在最兴盛时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忧此虑彼，而应当日行中天，依天理而动，那样才能安逸和快乐。
为此，蔡京鼓励宋徽宗多花钱，设法把朝廷、宫室都搞得雄伟高大、富丽堂皇，认为这才是明主之德，才能体现大宋王朝的昌盛。《宋史》记载，宋徽宗在一次宴会上拿出玉琖、玉卮给辅臣们看，对大家说： “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蔡京立即回答：“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琖， 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礼无嫌。”还有一次，宋徽宗说：“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 蔡京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
《水浒传》描写的“ 生辰纲”，原型就是蔡京大兴的“花石纲”。“纲”指运输货物的船队， 为了给宋徽宗修造豪华园林，蔡京从江浙等地调集花石运往开封，其规模越来越大，为此专门设置了苏杭应奉局，索求奇花异石。运送花石的船只每10只编为一纲，驶离长江后沿淮水﹑汴水而上，舳舻相接，络绎不绝，前后持续了20多年。
币制改革
那么，蔡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持续增加税赋肯定行不通，因税赋征收标准有极限。蔡京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改革盐法、茶法，通过加强专卖加大征敛，增加一部分收入；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通过改革币制、铸行“大钱”来增加朝廷收入。
北宋流通最广的货币俗称“小平钱”，类似于五铢铜钱，重约3克左右，因为铸造精良、分量足而广受欢迎。蔡京担任宰相后，以铜材匮乏为借口，铸行所谓“大钱”， 最早在陕西路试行，铸造的是“当五大钱”，也就是1枚这样的铜钱可以当5枚“小平钱”使用。大约因为最初的发行量较小、发行地区也有限，所以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大， 推出后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蔡京的胆子于是大起来，随后推出了“当十大钱”，标准的“小平钱”每枚重1钱多，崇宁年间的“当十大钱” 每枚仅重3钱甚至更轻，不仅虚出的面值更大，而且向全国范围内强行推广。
除增加铜钱的面值，蔡京还铸造了“夹锡钱”，主要原料是铁和锡。“夹锡钱”最早在缺铜的地区铸行，后来逐渐扩大范围，政和二年（1112年），朝廷颁布钱式， “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夹锡”。为使百姓接受“夹锡钱”，朝廷颁布了严格法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
恶性通胀
“当十大钱”推出后，首先遭遇到技术难题：用这种钱买东西经常需要找钱，而“找零”往往成为问题。宋人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记述：“优人因内宴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偿其余，卖浆者对以‘方出市， 未有钱，可更饮浆’，乃连饮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
当然，这只是技术性的小问题，还有办法解决，更大的问题是私铸泛滥。用不到3枚“小平钱”就能改铸1枚“当十大钱”，中间利润可观，自然有不少人铤而走险，私下铸造，官府难以禁绝。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记述：“崇宁更钱法，以一当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纷纷。”时任监察御史的沈畸说：“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往往鼓铸，不独闾巷细民，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尚书省也奏言：“私铸当十钱，利重不能禁，深虑民间物重钱滥。”
更严重的问题是，大量官铸、私铸的“大钱”如潮水般涌向市场后，加剧了原本就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钱”推出前，边郡粮草的价格是“斗米止百余钱，束草不过三十钱”，“大钱”泛滥后“斗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余钱”， 部分地区“至斗米钱四千，束刍钱千二百”，就连京城开封也出现“斗米千钱，民兵缺食”的局面。宋徽宗在所下的诏书中也不得不承认： “物价腾涌，细民艰食，嗷嗷几至失业。”
严重的经济和金融混乱，激化了社会矛盾。沈畸一针见血地指出:“钱轻则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愈困，而饥寒之患，此盗贼之所有起也！”在这种情况下，蔡京被宋徽宗罢去宰相之位，但不久又将其召回， 原因是蔡京的办法虽然带来了很多问题，但也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办法维持局面。就这样，蔡京罢了召、召了罢，先后四登相位，表面看是蔡京个人仕途浮沉的尴尬，实际上是北宋面临诸多困局而无解的悲哀。
宣和六年（1124年）蔡京最后一次罢相，两年后金军大举入侵， 宋徽宗禅位给宋钦宗。为了避难，蔡京举家南下。南宋史学家王明清在《挥麈后录》中记载，蔡京南下时虽携带大量财宝，但“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富可敌国的蔡京竟然“穷饿而死”，成为北宋王朝的一个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