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雷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首次提出我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并对与新型工业化建设密切相关的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绿色发展等内容做出专章部署，这突显了新型工业化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正如刚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以及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使命召唤，我们对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认知和理解必须要与时俱进。
党的全面领导是大变局下新型工业化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工业化发展高度重视，始终将推动工业化发展当作中心任务之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不但成功地建成了全球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而且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我国稳步进入制造大国行列。
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 党中央加强了对新型工业化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战略、全局高度对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和升级，推进了工业经济发展由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中国工业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新中国70 年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成就和经验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我国工业化建设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本保障。
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外发展环境复杂深刻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新型工业化建设迫切需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能力。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将这些能力和作用概括为三项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显然，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经验和优势所在，也是新时期推进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大变局下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只有充分实践、完善这些原则，才能获得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平衡协调、四化同步实现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要求、新目标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这是人类工业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但是，在成绩面前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要求，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工业化水平差异较大。当前，北上广深等城市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东部沿海省份处于工业化后期，但大部分中西部省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二是产业结构不平衡，钢铁、化工等传统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高端产业发展不充分，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依赖进口的现象比较严重，制造业整体供给质量亟待提升；三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有所下降，经济呈现一定程度“脱实向虚”倾向；四是“四化同步发展”仍不协调，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不够，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工农业发展失衡，农业现代化推进比较缓慢。
显然，上述问题的出现意味着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评价标准需要做出新的调整与改善。为此，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了新的战略规划和设计，提出了我国要在2035年同步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目标。“四化同步实现”的提出， 意味着新时期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将更加注重生产要素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产业与区域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和整体效能。这既是对传统“两融”“四化同步发展” 内涵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推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的重要承诺和战略决策。“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新时期要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提升创新能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产业深度融合； 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应该讲，这些目标与要求为我国新时期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划定了标尺。
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正成为新型工业化建设新的发力点
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的选择与所处时代的技术、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在智能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随着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绿色技术取得显著突破，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正在获得新的扩充和延展。
首先，应该看到，当前蓬勃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形成产业能力和规模市场， 这给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变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不难发现， 当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加快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其本质目的就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本国制造业，维持其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上的优势地位，遏制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赶超势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追赶型经济体来讲，当前能否抓住智能经济、数字经济的新机遇，已成为工业化能否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加速追赶，中国自身的经济、技术条件也在发生重大变化。目前，我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已经走向世界前列，甚至实现局部引领。可以说， 中国当前借助迅速发展的智能经济、数字经济，加快实现创新发展、赶超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已经较为成熟。正因为此，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做出了新的部署，即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 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显然，智能、数字技术与工业制造的深度交融已成为新型工业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发力点。
其次，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世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的交汇点，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产业转型更优先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传统粗放的发展模式也导致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现在已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当前，中国消费的煤炭全球占比已超过50%，我国60%的石油需要从国外进口，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对我们生产生活的影响很大，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障碍。这些现象表明，我们以往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新发展道路。从全球层面来看，在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低碳发展已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形态、新模式、新潮流，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抢占新一轮战略制高点的重要抓手。因此，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既是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高度重视，已将资源环境问题上升到生态文明的新高度。2020年中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显然， 这些新目标、新要求为新型工业化发展设定了更为刚性的生态约束，绿色技术与工业制造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新型工业化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科技自立自强是新型工业化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诉求、新使命
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在贯彻创新驱动发展上取得显著成就。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逐步提升，传统产业升级稳步推进，工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工业整体素质得到稳步提升。但是，在成绩面前也要看到，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对我国新时期科技创新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国际上看，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强化重大科技前沿领域的投入和部署，谁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竞赛中抢得先机、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获得科技进步最大的政经红利。对中国来讲，深度参与并赢得新一轮科技竞赛已是我国未来发展必须紧紧抓住的重大机遇。它为我国从根本上打破技术封锁和讹诈，在技术领域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赶超跨越的“新赛道”。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随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势头明显，我国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在明显增大。当前，为了维持科技霸权，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严格限制核心、前沿技术的外流，对中资投资、并购活动、技术交流的限制和审查力度不断加大，甚至不惜发动科技战，延缓中国科技进步。现实情况再次表明，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没有科技独立、自主创新， 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腰杆子就挺不直”，就很难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突围。只有把中国的科技创新建立在自立自强的坚实基础上， 我们才能把国家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科技创新做出专章部署，并将其列在规划任务首位，这在我们党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凸显了党中央对新时期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建议》明确提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 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只要秉持科学精神、把握科学规律、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就一定能够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应该讲，这一系列重要论断丰富、深化了对科技创新规律的认识，将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提上了历史的新高度，为我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新的指引。对新时期新型工业化建设来讲，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打造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创新驱动力已成为时不我待的新诉求、新使命。
培育综合竞争新优势是新型工业化战略布局、规划设计的新取向
当前，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变化。从挑战上看，“逆全球化” 暗流涌动对我国工业参与国际分工造成了很大挑战。过去几十年， 我国工业的高速增长、转型升级得益于相对宽松的全球贸易环境、科技交流环境。但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了更多的贸易、投资保护措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大力支持制造业“回流”，甚至谋求进行产业链的“去中国中心化”，这导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突显，我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增长受到一定抑制，引进国外先进产品、技术和人才难度加大。不仅如此，以越南、印度为代表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试图利用要素低成本优势吸引更多中低端制造业向本国迁移，并加大了对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投资，谋求加快产业升级。目前，我国工业面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端挤压的情况趋于明显。
但也要看到，内外环境的新变化也给我国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就外部来讲，虽然全球化在全球层面的推进有所减缓，但在区域层面的推进开始加速。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整合势头正在提速。与此同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也在不断加强。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以及收入水平持续提升，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也将强劲地拉动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新科技革命正在导致工业领域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大体处于相同的起跑线，因此也面临“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就国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产业门类也最为齐全，制造业综合成本依然很低，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制造业创新能力稳步增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超大规模市场潜能明显。可以说，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也在不断强化。
因此，如何用好现有条件， 抓住新机遇，培育新优势，应对新挑战是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最新战略部署来看，新时期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需要在四方面着力打造综合竞争新优势：一是降低制造成本的能力，即要用好工程师红利、超大规模市场潜能，借助科技创新打造更为坚实的制造业综合成本优势；二是持续创新的能力，即要通过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产学研深度合作， 产业政策、科研体制、人才发展机制的改革和优化，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不断强化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三是高端制造的能力，即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强标准、计量、专利等体系和能力建设，强化中国制造的品牌和质量；四是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即通过锻长板、补短板，产业集聚集群化平台化等措施，形成更具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新时期我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显然，新型工业化发展并非是工业领域的单打独斗，而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综上分析并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新精神，本文认为，新时期加快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向更高质量发展，需要侧重以下四条战略路径加以统筹推进。
第一，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完善新型工业化创新体系。新时期我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具体来讲， 一是要扎实推进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开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度合作，加快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基础平台和服务支撑中心；推动共性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区域创新中心。二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承担国家科技专项、基金等任务，参与标准制定，引导企业围绕创新发展开展并购重组，提高整合运用国内外创新资源的能力和水平；推广新型创业孵化模式，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引进“高精尖缺”专业技术人才，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共建实习基地、行业公共技术平台，优化科研力量配置和资源共享。四是推动产业生态系统提升。进一步完善竞争性市场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用好财政、金融工具，搭建资金、技术、人才与产业对接平台；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导金融机构大力支持工业企业降本增效、创新创业、扩大开放和疫后复兴。
第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制造迈上新台阶。当前，我国制造业已经具备了建设制造强国的基础和条件，但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新时期我国想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必须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以下几方面加快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一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攻关，强化产业共性技术的支撑能力。二是深入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力争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工业“四基”短板上实现更大突破。三是加快发展高端、先进制造业。加快推进高端装备创新发展， 强化中国制造品牌创建，统筹多方资源，形成国家品牌推广和提升体系。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新材料、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发展壮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转化成效，加快新技术商业化应用推广以及产业生态建设。四是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和智能装备在企业的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集成应用；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工业“智能+”转型的支撑服务能力； 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为制造业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五是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加快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推动国家低碳工业园区建设； 完善工业节能管理办法，强化节能监察专项督查。
第三，坚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包容性。当前，中国工业化进程正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面对“三不”（不平衡、不全面和不完善）问题，新型工业化建设需要从以下五方面增加发展的包容性：一是继续优化工业空间布局。统筹考虑资源、能源、市场和环境承载力，结合技术进步趋势和区域产业特点，引导工业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聚；要合理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布局重点，避免一哄而上、引发资源浪费。二是推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支持中西部地区依托现有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完善基础设施保障，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鼓励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通过要素互换、合作兴办园区、企业联合协作等方式，建设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转型，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产业援助。三是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以及雄安新区建设，打造国际产业创新中心。四是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围绕主导产业发展需求，着力培育一批竞争优势突出、带动性强的龙头骨干企业，支持上下游配套企业发展壮大，不断延伸和完善产业链。五是推进产业集聚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紧密结合，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提高城镇化质量和综合承载能力。
第四，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创新型工业化合作共赢新局面。以开放促发展，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成长壮大，一直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法宝。新时期我国需要继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打造新型工业化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具体来讲，一是要优化制造业全球布局。推进“中国制造2025”国际对接合作，支持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打造全球品牌；推动国内外制造业协作。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对外开放的规则引领区、压力测试区和国际对标区，为更高水平的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的自由化便利化积累经验。三是实施差异化开放路径。对发达国家要以技术、资本、人才引进为主，但要避免饥不择食，着眼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助力高端新兴产业发展进行挑选；对发展中国家要以“一带一路”合作为重点，以基础设施联通和产能合作为主要抓手，推动我国有优势的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在我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分工合理、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四是加快中欧BIT、中日韩FTA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的谈判，逐步构筑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更加有利的外部经贸环境。（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