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奎松
智能数据正在大幅度提升一二三产业结构和企业要素组合， 由此驱使企业竞争与科技超越在未来20年将以芯片裂变的形态分布于各个领域，并从四个层面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
应建立起一套让市场分担政府审批责任的风险机制，即“审批责任=政府责任+行业资质责任+ 建设能力责任+风险系数评估责任+ 资金支持率责任”，目的是提高主管部门审批效率，降低个人责任风险系数。
数字时代从四个层面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
2020年即将过去，全球范围始终没有彻底摆脱两大灾难：一是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造成极大伤害， 对各个经济主体和社会的经营环境、消费环境和跨国合作环境的影响十分严重。二是持续多年的贸易竞争和科技竞争给经济复苏带来了人为的羁绊。除了中国前三个季度GDP平均增幅是0.7%以外， 其他各个经济主体增幅均变负。联合国《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预计，全球GDP将缩减3.2%。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将萎缩5.2%，将导致数百万人口陷入贫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GDP将收缩4.9%。
从企业营商环境层面看，“两座大山”正触及未来营商环境的“天花板”，渗透着太多的变数。
一座是以围绕科技为主的竞争限制性措施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越发收紧。由于中国智能数据产业的快速崛起各主要经济体在竞争压力下持续发布限制措施，产业链外部营商环境的严重破坏程度持续发酵，企业跨国合作频率大幅度下滑。联合国贸发会《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将在2019年1.54 万亿美元的基础上下降30%至40%。预计2021年全球FDI将进一步减少5% 至10%。
一座是智能数据产业正在大幅度提升一、二、三产业结构和企业要素组合，智能产业大变革已经形成初级规模，正在向中高端发力。由此驱动国家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与超越在未来20年将以芯片裂变的形态体现在各个产业，细化于更多的产业链环节上， 其基础特征就是创新分解出更多的组合架构。目前我国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也将随之持续分解优化。
为此，一个新的倒逼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格局已经形成。预计未来从四个层面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即资源配置新方式、市场交易新模式、科技创新新要求和产业规则新诉求。
（1）资源配置新方式。这种新方式将派生出更多集合计算与项目跟踪等智能数据程序，优点是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搜集个体要素，形成产业链需求端数据，投入生产、销售市场。缺点是破坏个人、公众隐私环境，应列入营商环境保护序列。
人类已完全进入由人工智能科技整合各个传统产业链的时代，数据已成为与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同等配置的资源要素，并将创新、派生出更多新的集合路径和商品。这就意味着未来各个产业链将派生出更多的新形态、新结构和新方式，打破人们的传统思维，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流程，给国家治理、产业政策规范、法制界定和社会伦理规范等领域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营商环境诉求。
在数据系统、云计算、数字设计、遥控机械、数据推理等领域， 嫁接传统产业的人工计算方式、设计方式、统计方式、装配方式和预测方式已全面铺开，主要在行政、秘书，会计、簿记，审计、统计， 装配、机械操作，商业服务，远程客户信息搜集、资源分配，远程天文、地理识别，远程办公等多个领域应用，目前其涵盖率达到80%以上，均分布在第二、第三产业。
在金融科技领域，信贷支付、信贷转账、小额信贷和金融交易等彻底改变了过去依靠银行的格局， 目前的货币离柜交易率已经达到90％以上。随着汇率市场的成熟和人民币国际支付能力的增强，未来的货币离柜跨国交易将大幅度增加，新结构、多链条、多渠道的延伸必将为营商环境和监管提出更多的要求。
在制造业、物流业、住宅业、消费业和公共服务业等领域，不仅将衍生出更多的营商环境新课题， 也涉及个人、公众的隐私保护问题。摄像镜头、人脸识别、App程序和网络、网站、手机对个人信息的搜集等，均给营商环境这个“看不见的胸膛”增加了新风险，提出了新要求。
（2）市场交易新模式。未来将派生出智能供给端对接需求端的互联网市场化交易新程序、新模式。其特征是以注册登记、货币抵押、身份资质抵押方式，去掉产业链中间环节，在商品、加工、设计、物流、订单、信息、语音、数据、文字、图表、游戏等领域可自由交易的程序颠覆了各个传统产业链的运作方式。
目前，中国在智能数据、集成电路、电子商务、移动客户端、区块链、半导体、手机移动、互联网快递、微信、货币支付等领域形成了市场化交易新模式，派生出智能供给端对接需求端的互联网市场化交易新程序、新模式。
从产业理论上讲，中国的科技规模效应竞争力很强，既可以快速对接传统产业获取最大经济收益， 又可以进一步向科技高端研发进军。市场交易新模式所带来的效应是规模大、速度快、创新力强、经济效益高，但另一方面也放大了各个产业链营商环境的复杂性和治理难度。从产业链上看，三个层面比较严重：
一是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供大于求，破坏公共秩序环境。典型的像P2P网贷，造成信贷市场混乱。中消协10月发布警示信息：不良校园贷三类套路，即“注销校园贷”“套路贷”“培训贷”仍然在暗道操作，提醒学生防范风险。。
二是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项目大规模的突击，造成技术跟进效率低下、高端技术人才短缺、资源浪费、漏税骗补、地方追求规模效应等问题。2017到2019年中国半导体集成电路企业数量从158203家上升到210694家，2020年新增半导体企业7021家，共217715家，形成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基地。但盲目扩建，问题已开始陆续爆出。目前全国各地纷纷扩大集成电路企业数量，投资高，效益低，竞争力处于中低端，导致资源浪费、漏税骗补事件多有发生。
三是通过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平台、移动客户端和新媒体账户等互联网媒介发布违法广告、低俗影视、带货节目、理财套现和大数据杀熟现象等行为， 对营商环境造成很大伤害。今年10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13个部委发布《关于印发2020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网剑行动）方案的通知》，按照《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依法督促电子商务平台落实平台责任，规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 集中整治非法主体的互联网应用。
（3）科技创新新要求。未来将派生出智能数据竞争倒逼科技机制和营商环境在三个层面必须转向：一是由AI技术应用端（芯片产品市场普及端）向AI技术基础端（芯片计算和算力研发端）转向。二是科研中心由产业链外部转向产业链内部，也就是把目前独立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职能为主的科研定位转向到企业层面。三是将传统的科技创新体制与机制，向以科技入股、参股和货币定价的方式转向， 在营商环境中给予自立门户的高端科技创业者零门槛待遇，外加产业链扶持政策。
在芯片层面，欧、美、日、韩基本垄断中高端云端芯片，国内布局主要集中在终端专用集成电路（ASIC）芯片，部分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但多以初创企业为主，且尚未形成有影响力的“芯片+平台+应用”生态产业链，不具备与传统芯片巨头（如英伟达、赛灵思）抗衡的实力；而在图形处理器（GPU）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领域， 中国尚处于追赶状态，高端芯片依赖海外进口。
据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6月发布的资料显示，AI芯片GPU的设计和生产均已成熟，2019年GPU 在云端训练市场占比高达75%。在全球范围内，英伟达和AMD形成双寡头垄断，尤其是英伟达占GPU市场份额的70%-80%。目前中国尚未“入局”云端训练市场。
FPGA芯片具有可硬件编程、配置高灵活性和低能耗等优点， 目前市场呈双寡头垄断，赛灵思和英特尔合计占市场份额近90%。国内百度、阿里巴巴等企业也在部署FPGA 领域，但尚处于起步阶段， 技术差距较大。
ASIC是面向特定用户需求设计的定制芯片，可满足多种终端运用。目前，ASIC 芯片市场竞争格局稳定且分散，我国的ASIC 技术与世界领先水平差距较小，部分领域处于世界前列。在海外，谷歌、TPU 是主导者；国内初创芯片企业（如寒武纪、比特大陆和地平线），互联网巨头（如百度、华为和阿里巴巴）在细分领域也有所建树。
在科研中心转向层面，中国目前在芯片研发领域均由独立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完成，企业参与度较低，产出成果呈现条块化、碎片化现象，缺乏与市场的系统性融合。每年相关的学术论文数量全球第二， 但转化成生产要素概率很低，虚化泡沫较大，不利于人工智能技术产业优势的发挥。此外，我国科研产出、企业数量和融资领域集中于产业链中下游，上游核心技术仍受制于国外企业。未来，若国内底层技术领域仍未能实现突破，势必导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临瓶颈。相比之下，美国、欧盟和日本则呈现企业、政府机构和高校联合参与的态势，生产效率达90%以上。所以， “十四五”时期，中国应将目前独立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职能向企业层面转化。
在体制和机制创新层面，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发端薄弱问题还比较突出，尽管以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全面布局人工智能生态，以寒武纪、科大讯飞、商汤科技为代表的企业深耕垂直领域，产业规模、资本投入、企业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但与美国、欧洲相比，我国在产业链分布上更加集中于应用落地端口，长期看将出现结构性失衡。基础理论缺乏、原创算法薄弱、高端芯片依赖进口等问题凸显，构成中国人工智能未来最大的风险点。
因此，“十四五”时期，中国应制定更多、更灵活度的措施，让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得到实惠。在营商环境中给予高端科技创业者零门槛待遇，外加产业链扶持政策，这是优化营商环境之核心。
（4）产业规则新诉求。未来将派生出精炼工序、精减程序、精简产业规则、持续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诉求，应提炼各类产业园区的最优效能向全国所有企业推进、实施，并将各类园区名称逐步浓缩、汇总，停止产业园区名称的再扩张。未来30年，应逐步迈向全国企业大统一的高质量产业规则格局。
目前， 全国各类园区名称多达30多种，含经济类、产业类、文化创意类、医疗健康类、科技类、海关监管类、边境/跨境经济合作类等。在国家级就有两种：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19个与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57个，加上其他产业的共560个。地方各类开发区2580个。全国各类产业园区共15000多个。
各类产业开发区是中国的特色，规模宏大，每个领域先试点， 随后全面铺开，形成了中国改革“先试后快进”模式，其经济战略价值值得肯定。据统计，对经济贡献率达30%，国家级开发区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4%，地方的在9%左右。实际上，统计的是毛利润，如果去掉土地成本、税收成本、建设成本和所有资源成本，对经济贡献率会打折扣。
从实际情况分析，地方各类产业园区良莠不齐。东部地区的江苏、浙江，与南部地区的广东，创新力较强，经济规模较大；其余地区大部分效益较低，成本负担大于贡献价值。
分析地方大搞产业园区规模扩张，无非是三个动力因素：一是政策鞭策，与政绩挂钩。二是习惯了挂招牌招商引资、变卖土地的思维方式。三是用科技带动地方GDP。远的不说，但就围绕芯片开发， 2020年1—10月成立的芯片公司就达12740家，全国累计有5万家。
中国进入经济发展高质量时期，权衡高质量的坐标既有质量， 也有规模。质量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规模是市场营销的基础， 但没有质量的规模是不可持续的， 也是没有竞争力的。
所以，按照中国实施经济高质量时期的战略部署，我们就能明显地意识到对产业规则的新诉求十分迫切。如何使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对等？法治先行！12月7日，《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面世，令人欣慰。
应建立让市场分担政府审批责任风险的机制
分析“放管服”政策与营商环境中的10项一级指标和45项二级指标，主要是精简程序与放宽审批条件两个环节。精简程序是第一道环节，类似大门，容易敞开。放宽审批条件是第二道环节，最重要，棘手问题都集中在这个环节上，所以政策层提出“宽进严管”措施。在审批责任方面，提出了“谁审批谁负责”的定位标准。
在过去几十年海量的项目审批中，围绕审批责任的提法，从最早的“要负责任”“要追究责任”到现在的“谁审批谁负责”，是一个逐步细化责任理念和要求的过程。
近两年“准入不准营”现象有所增加，主要涉及四种情况：一是为迎合“放管服”政策与优化营商环境目标落地，对企业基本采取准入措施。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在“宽进严管”政策上做起文章，先让企业入大门（准入），然后用过去没有优化的地方审批措施继续严管。三是对于一些重要项目，像基础设施建设、桥梁房屋建设、重工业船舶、投资、招商引资等领域，有的人为设置门槛。四是对于科技类、金融类、医学健康类的审批，其审批部门对其产能增长率、收益率、损耗系数、风险系数等把握不准，又有“谁审批谁负责”压在肩上，所以宁可不批也不冒险。
为此， 探索出一条价值均衡程序是十分重要的，应建立起一套让市场分担政府审批责任风险的机制，其中，政策责任归为政府政策制定能力；行业资质责任属于该企业在同行业中运营基础能力，由该行业主管部门认证；建设能力责任属于该企业对所要建设项目的能力，由政府与评估机构合作完成； 风险系数评估责任属于该企业对建设项目的整体质量保证，由政府与评估机构合作完成风险系数评估， 企业承诺保证；资金支持率责任属于该企业对建设项目的资金投入能力。
综上，审批责任共包括5个主要程序，每个程序的承诺均具备法人资质，签订合作合同。从项目竣工期到长期的使用（运转期）中，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就由哪个法人资质单位负责。这样，其审批责任就分解到五个环节，各担其责，由政府主管部门最后签订审批条约，十分清晰。实际上，这是一个政府职能向市场化释放的高级过程，未来的市场化发展趋势一定是将政府监管审批职能更多地由市场化来完成， 这也是大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时代的路径选择。
对策建议
第一，建议大幅度降低审批程序和门槛，在房屋建筑、产权转移、用地管控、动产抵押、所有权和控制权、增值税率、高科技创业、跨国投资和贸易、破产法律框架和司法程序等领域，给予企业更多的低成本待遇。
第二，建议在资源配置新方式、市场交易新模式、科技创新新要求和产业规则新诉求四个领域， 提前建立起预测机制，使产业发展与风险控制达到最优。
第三，在全面放开证券市场注册制准入条件的基础上，将国际资本项目准入条件再放宽10%或15% 的比例，允许跨国资本和企业在中国A股市场、注册制市场、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投资、开办企业，优化金融领域营商环境。
国际资本项目准入是一国最后的金融保护壁垒，一方面要预防债务大国通过资本项目准入涌入过量的爆炒性流动性，而后操纵汇率，压垮人民币。另一方面应实施严谨的金融监管制度和研究高端的化解市场化风险机制。其中，大幅度提高人民币国际财务结算比例，提升人民币币值，是最优途径之一。
第四，建议先在深圳建立起高度自由的营商环境试验田。在财务上，以人民币对外结算为主，实现数字货币结算方式。在产业链上， 建立起以智能数据带动制造业和传统产业的创新模式，成熟一个，推广一个。在文化教育上，建立起英、德、法、俄、日、西等多个世界语种交流园区，与国际高端大学合作办学，进行市场化运作。试验成功后向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最终推向全国。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