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马玉荣
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排在首位。“十三五”期间，我国科技创新实现量质齐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目标基本实现。迈入“十四五”，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求我们必须开好局，系统谋划到2035年和2050年的发展思路和重点任务，形成科技强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科技创新摆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战略科技力量的影响力和支撑力，直接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压舱石”，能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持续的创新力。下一步，科技部将按照党中央部署， 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 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挥好高校和科研院所“国家队”作用，培育更多创新型领军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高地。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从国内看，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支撑发展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要素成本上升，传统发展动力减弱，必须培育新动力、新模式和新优势，科技创新对发展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从国际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愈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谁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对于当前形势，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对《中国发展观察》记者表示，现在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关系遇到问题，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越来越严厉，过去中国靠市场和国际合作可以解决的问题，如今这条路基本上被截断，而且这种对抗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的很多产品也被“卡脖子”。因此，必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突破困局。
如何理解“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部原部长吕薇研究员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说明科技创新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就是建设一支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代表国家水平的“国家队”。
吕薇认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人才是关键，体制机制是保障。包含几个层次：
一是加强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与功能定位相匹配的体制、运行机制和符合科技规律的评价体系，充分调动和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新的体制机制集中力量办大事。要进一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科研组织体系，集中全社会优势科技力量，统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成果转化全链条，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三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目前，我国的创新主体多元化，有国有机构、有政府和民营合作的机构和平台，也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需要强调的是， 只要能够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代表国家水平的的创新主体，就应该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同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进一步完善综合性创新政策体系
科技自立自强与自主创新一脉相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和创新对国家发展的支撑作用。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两个必须”，再到党的十八大作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眼下，我国科技创新正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转变，我国科技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国际科技论文和高被引论文数量均位居世界第2位，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贡献者。
吕薇指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我国创新能力尚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还有待提高，知识产权质量还需进一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还有许多“卡脖子”环节等等的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不仅反映了科技创新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也呼应了我国创新转型升级的要求。“自立”体现了自主创新，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安全、可控；“自强”则强调了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增强科技引领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创新，塑造国家发展新优势。
进入新发展阶段，相关政策应该有哪些新变化？权威专家认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环境，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为科技自立自强筑牢体制机制基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有效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比如，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各类科技计划的协调和衔接，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深化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在创新链条各环节构建定位明晰、运行机制配套的研发机构和创新服务平台。
吕薇强调，应进一步完善综合性创新政策体系，加强部门之间政策协调性。扩大普惠性政策范围，使各种所有制、各种规模和各种技术路线的企业公平获得创新要素。一是从定向补助政策向普惠政策转变，切实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增设备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等。二是加强鼓励创新的需求侧政策，为企业创新打开市场通道。三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创新链条各个环节所需资金。健全适应创新各个阶段需要的资金供给渠道。
创新制胜，关键靠人。如何释放人才活力，充分激活创新潜力？王志刚表示，将实行“揭榜挂帅”“业主制”“里程碑式管理” 等制度，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部署。建立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特点的评价机制，强化以学术贡献和创新价值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探索实行长周期评价，让科研人员静心思考、潜心研究。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空间布局。
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优化空间布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对此，吕薇表示，基础研究是重大科技创新的源头和重要基础， 历史上几次重大技术革命都源于或依赖于重大科学发现和理论的突破。基础研究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阶段有关，随着多年积累，我国的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一些领域进入世界技术前沿。但还必须看到，我们的技术能力跟跑多、领跑少，原始创新少，基础科学研究是短板，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对外的依存度较高，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存在一定的不安全不稳定风险。因此，要进一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引领创新能力，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增强前沿技术供给能力，在核心关键环节取得重要突破。
统筹创新各环节协调发展，促进基础研究转化为生产力。既要进一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围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 集中全社会优势科技力量，统筹协调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以及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也要根据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分层次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努力实现更多“从0 到1”的突破；更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以需求为导向的基础研究，解决关键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总的来看， 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 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其次，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营造区域创新体系，构建跨区域创新中心，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创新中心，以及中西部的高技术产业集聚区和创新高地等。
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加快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和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启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区域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引领带动周边区域创新发展水平加速跃升，各具特色、协同发展的区域创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疫情冲击下各个国家都在调整科技发展战略，我们如何进一步推进？对此，赵刚表示，第一是支持做强国家实验室。当年我国有一机部、二机部，一直到八机部，还有核工业部、航天部、航空部等，当然在新的条件下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实质上依然是集中国家的力量来解决这些“卡脖子”的问题 。第二，我们的原创技术、基本原理、基本材料、基本工艺薄弱，也就是基础研究比较薄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费投入不足，我国基础研究的经费只占整个科研经费的5%—6%， 发达国家占15%—25%。二是过去基础研究没有明确的导向。比如应该布局前沿领域、基础领域、关键领域，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三是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建设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布局，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等重点区域高质量发展，打造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高地，引领带动其他区域加快走上创新驱动发展道路。
据了解，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2万家，一批世界级的创新型领军企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正在发展壮大。
明确科技创新主攻方向，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美国著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美国如何在高科技领域打赢与中国的战争》。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其中很多方面都与冷战期间美苏争夺全球霸权一样严重。它不是体现在洲际弹道导弹、隐身飞机之类的军事硬件上面，而是体现在民用领域如微处理芯片、超级计算机、量子计算等领域。而这些技术却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基础支撑。对于美国来说，无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都是一场客观存在的斗争。
针对“卡脖子”的领域和解决办法，长年从事科技外交和研究工作的赵刚认识深刻，他表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遏制与反遏制，核心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2020年9月4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在第14位，与2019 年持平。
建成世界级国际科技中心，需要在全球顶级技术上有所突破与作为。对此，要集中力量攻克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这其中，需充分利用科技赋能，加紧对5G、高端制造、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以占领全球科技创新的高位。
至于应对策略，赵刚认为，保持中美关系的大局稳定，不出现剧烈的冲突或者战争；积极促进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全方位发展和美国各界、各层面、各地区的关系；依托“一带一路”平台，积极开拓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各地区和国家的合作关系，包括欧洲、日韩、非洲等。
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我们不是要搞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要实现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科技自立自强也要坚持开放创新。开放创新是当前全球创新发展的大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才、资本、技术和数据等各种创新要素在全球加速流动和配置，哪里环境好，要素就向哪里流动。
如何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全球创新和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吕薇认为：一是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产学研用联合攻关，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二是与“四化”融合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支撑，要以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四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三是科技创新要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服务。要紧紧围绕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深化技术创新，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切实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四是聚焦实体经济，提升产业竞争力。针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利用信息技术、绿色技术、智能技术等加强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还要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赵刚表示，未来需重点突破的产业领域包括：人工智能与全球新材料产业、大健康与精准医疗、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海洋科技、量子信息、未来芯片等。要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龙头企业的创新将带动广大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创新，促进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鼓励和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集成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有效组合行业上下游的创新资源。要发挥创新创业的作用，培育新兴技术产业。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强，目前，我国的许多创新型龙头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同时，要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完善企业创新政策，降低企业创新成本； 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企业投入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在2020— 2021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要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在完成科技强国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基础上，着眼于科技强国建设总体目标， 系统谋划到2035年和2050 年的发展思路和重点任务。例如，面向2035国内新材料产业发展领域、运载工具领域、信息显示领域、能源动力领域、生命健康领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