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指出，“‘十三五’圆满收官， ‘十四五’全面擘画。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我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站在承前启后的关键时点，中国经济在破浪前行中展现出强大自信与坚定姿态。
在2020年疫后复苏的主线下， 致力经济重归正轨，消费强势回补，扩内需政策频繁释出，不只是短期对冲风险的权宜之计，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下，需求侧管理以及持续扩内需，亦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命题。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十四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传递出接下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鲜明且清晰的信号，这其中“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作为八项任务之一被重点提及。
扩内需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
将内循环的政策逻辑根植于扩大内需，是审时度势的主动作为， 也是意在长远的必须之策。
不难发现，扩大内需已然成为2020年多个重要会议上的高频词。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定调要扩大内需。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中提到，“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随后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指出，“直面我国当前的经济现实，扩大内需潜力仍待激活。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消费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2019年，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1.2万亿元，同比增长8%，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而另据测算，在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累计增长的贡献率为负337.1%，拉动GDP累计增长负2.5个百分点。”
进入2021年，疫情防控仍将是宏观经济运行下的深刻背景，经济的重启与新生是主脉络。
“实际上，2021年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疫情防控暂时改变了某些行业的市场环境、消费行为及投资增长方式。国际经济环境仍复杂严峻，新冠疫苗的大范围接种还需时日，国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势力继续阻挠原有卫生领域和气候领域的国际合作，经济去全球化去中国化仍在深化，发达国家强刺激政策风险外溢，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增长均出现不确定、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特点。”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汪红驹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分析道。
被寄予厚望的“扩大内需”， 其战略实施具有着良好的现实基础。李勇坚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逐步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 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促进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财政部部长刘昆日前在公开撰文中强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戴慧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我国拥有14亿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 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万美元，未来国内市场成长潜力仍然很大，可以说，扩大内需对打造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基础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
“在当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具象与丰富，而这些需要，正在转化为源源不断的需求动力。”李勇坚说。
兼顾调控力度与民生温度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
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 现阶段扩大内需的动力空间在哪？从会议围绕相关层面的一系列具体部署，不难看出当前的政策考量与侧重。
李勇坚说，扩大内需有长期的规划安排，也有短期的刺激措施。从短期看，最具代表性的如消费券的发放，必然会带动更多的消费支出，由此产生显著的乘数效应。相关报道显示，2020年，在杭州、郑州等地由消费券拉动的乘数效应甚至突破10倍以上。
我国2020年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表现，正是经历了一次先抑后扬的V型反转，也进一步印证了消费回暖之于经济发展的强势提振。
2020年10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正向拉动1.7个百分点，与前两个季度相比由负转正。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之下，充分发挥消费对于内需的拉动作用，将成为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方式。
有判断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修复的驱动力正在发生转换，基建和地产的作用相对减弱，重心将转向更稳固的消费驱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指出，“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中，消费是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主要着力点，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抓手。”
基于此，接下来扩内需工作也需更多地落在消费领域。李勇坚表示，从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的部署安排可以看出，要持续拓宽消费市场，需深化落实扩消费行动，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的规定， 例如促进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持续升级，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同时，要稳定消费预期。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加大金融助商惠民，推动各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强消费市场监管和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化流通体系， 优化城乡区域物流网络布局，支持县域公共配送中心、智能快件等项目建设，完善配送末端网点，提升流通服务功能。
“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需要长短措施的同步用力。”李勇坚表示，从长期看，正是要通过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方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决策层早已意识到上述掣肘居民消费的深层次矛盾，只有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紧抓在手上，切实托住这个底，保持基本民生服务不断档，才能有效扩大内需，让居民愿消费、敢消费。
汪红驹认为，应把住房消费当作决定民生发展的核心要素，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防止过高房价挤压居民的其他消费，挤占企业在其他实体经济的投资。
在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方面， 李勇坚建议，要突出调高、扩中、提低“三轮驱动”，拓宽居民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激励性、兜底性等收入来源，提升城镇职工、农村居民、专业人才、困难群体、退休人员等群体收入，实现居民收入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统筹做好重点群体就业，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特别是要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质量，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持续推进激励性产业扶贫，扶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合理引导产业梯度转移，创造更多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机会。结合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就近吸纳农村劳动力务工。
会议公报中还特别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如何理解这一政策导向？
汪红驹表示，扩大消费必须致力提高消费质量，优化供给以促进消费扩容提质。要充分发挥微观市场主体活力，让市场在优化供给体系中发挥基础性的核心作用。优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 有统计显示， 2 0 1 9 年， 教育、医疗、居住三项消费支出占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4.2%，较2014年比重提高4.5个百分点。”戴慧认为，这反映出消费支出结构升级趋势仍在继续。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居住等方面。这也反映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扩大内需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这一“主要矛盾” 的解决，也有助于人力资源的提升、内需的可持续增长及经济的中长期发展。
戴慧进一步举例说，接下来， 还需适度开放教育、养老、医疗市场，提供特色、优质和多样化服务，着眼发展幼儿托育、高等教育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为贫困阶层和社会服务兜底；在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中将社会服务资源、城市绿地资源与居住区更好结合，等等。上述措施在优化供给的同时也可释放出更大的消费需求潜力，将有助于扩大内需与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的结合与实现。
2020年10月，发改委等14部门发布《近期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提出培育信息消费新习惯，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信息消费体验中心，在成熟商圈中销售最新产品和服务，培育各类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消费新业态。
对此，李勇坚表示，大力发展新型消费，要积极培育发展网络消费、智能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等新模式。创新“互联网+ 社会服务” ， 促进教育、医疗、康养、文旅等服务消费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同时，加快发展中高端体验性消费、娱乐性消费、文化性消费、休闲性消费，在城市打造以特色商街、商旅文融合圈、夜间经济商圈为核心的人性化购物环境。
正如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突出强调的，“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在李勇坚看来，新基建是满足消费升级的重要保证。利用工业互联网，促进制造领域数据、劳动等全要素的互联，推动供应链、生产链、创新链、营销链、服务链等全产业链上下游的高度协同，适应社会需求变化，从而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再结合社会化的创新链与物流链，将更好地迎合消费者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偏好。
“在另一方面，新基建本身会引致、创造新的消费者需求。”李勇坚举例道，由5G带动的信息消费，不单纯体现在数据流量方面， 还来自于智能家居、消费级无人机、消费级物联网等新需求领域。又如，随着充电桩更精准广泛的布局，新能源汽车消费也将迎来明显增速。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形成强大市场和某些应用层面的比较优势。”汪红驹表示，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可以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升级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将数字经济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紧密结合，以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与此同时，还需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强化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在优化投资结构层面，除加快布局新基建，还应加大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产业转型和居民消费升级等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的投资力度。”李勇坚强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对此，李勇坚建议，要强化政府投资的引领带动，创新政府投资方式，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建立健全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的长效机制。要致力恢复和提升企业投资需求，鼓励企业围绕新的消费增长点开展投资。
供需联动畅通经济良性循环
有评论指出，中国经济正由供给端拉动的结构性复苏向供需联动的全面回暖方向迈进。这为“十四五”时期充分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勾勒出具体路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 “要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在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供需两端高效适配，正是构建“双循环”的底层逻辑。
需求侧管理，是扩大内需战略的进一步升级。李勇坚认为，应具体落实好以下方面：一是合理扩大需求。包括有效提振投资和消费， 培养新消费模式，促进消费提档升级，以及发挥投资关键作用。二是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尽管当前我国已进入到内需主导的阶段， 但外需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应重点推进外需修复，为国际经济合作开辟更大空间。三是管理好长期需求与短期需求。长期因素包括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收入分配结构的持续优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供给效率和质量的提升等。短期因素包括阶段性的刺激政策、消费设施及环境的改善等。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需求侧充分培育释放新需求，将催生“需有所供”的活跃局面。
而供给侧在及时对接多层次、多样化新需求，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灵活性的同时， 也将致力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重塑新供给，挖潜“供有所需” 的广阔空间。
汪红驹强调， 扩大内需战略需同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良性互动。同时，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打通投资渠道，强化精准投资和有效投资拉动。随着内需广度与深度的逐渐扩展，以及结构的均衡与优化，将进一步激活我国经济发展更强大的内生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