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长杰
3月20日至22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以下简称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21日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22日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会见了出席论坛的境外代表。
本届论坛聚焦“ 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主题，就中国“十四五”时期的宏观政策取向、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数字技术革命、释放消费新势能、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助力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实现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进行了深入和富有价值的交流。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自2000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已经连续举办22 届，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本届论坛中方主席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外方主席为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Oliver Zipse）。
本届论坛共举行了63场正式讨论会，政府官员、著名学者、企业领袖克服疫情阻隔和时差的影响， 线上线下相聚一堂，规模实现了新的突破。据统计，参会的境外代表多达165人，中方主要参会代表190 人，参会人数再创新高。
“十四五”时期：把握“三新”内涵，科学精准施策
韩正在致辞中表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韩正指出，中国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家园，态度是坚决的、行动是有力的。我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国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尽管这是一场硬仗，但中国一定会践行承诺，采取有力举措，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深化能源和相关领域改革，转变用能方式，提升生态碳汇能力，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韩正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继续同各国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顺畅稳定，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阴影。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与沿线国家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继续优化贸易和投资环境， 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合力应对这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将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也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促进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
立足新发展阶段，宏观政策如何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作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在此期间又将采取怎样的政策取向，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论坛上回应了上述关切。
何立峰指出，我们将准确理解、牢牢把握“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内涵要求，不断提高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的能力和水平，着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切实把《纲要》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何立峰强调，今年宏观政策将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保持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用好改革政策，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完善，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 紧扣改善民生拓展需求，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
对于已经开始的“十四五”， 世界银行运营常务副行长阿克赛尔 • 冯 • 托森伯格的建议是，中国的一些刺激政策特别是财政方面的刺激措施不应过早地撤出，同时以内需和消费拉动的经济转型还应继续。他认为中国还可以发挥更强的内需拉动力，从而减少因外部失衡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 保证中国经济继续成为全球复苏的火车头。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 中央及时把“三农”工作的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在“十四五”规划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容占了4章。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夏更生在“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主题论坛上指出，借鉴脱贫攻坚经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重点在七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四是坚持精准振兴的方略；五是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六是弘扬中华民族和舟共济、团结互助的美德；七是保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的工作作风。
夏更生表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央已经做了部署，主要抓好三件事：一是绘好一张图，也就是做好规划。二是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硬件建设，即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手抓软件建设，也就是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同时推进乡村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三是促进乡村“三业”兴，即产业兴、创业兴、就业兴。
“乡村振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经济学家周其仁指出， 对照全面现代化的要求，当下“三农”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短板。农业的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有不少地方的乡村刚刚进入全面小康的门槛，而务农劳动力的收入又比从事其他行业的收入低很大一块。
周其仁同时认为，乡村振兴潜力巨大，这些潜力集中体现在中国高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三农” 提出了一些新的、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第一，对较高质量农产品的旺盛需求。近期的变化，对高品质农产品的新鲜度要求越来越高，而新鲜度跟距离有一定关系。这意味着，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超长远程冷冻储存食品供应模式有可能发生变化，要转向更靠近生产、消费和更加容易保鲜的地方，同时碳排放的压力更低，所以靠近中国600多个城市的农业、农村、农民有很大的潜力需要发挥。第二，城市居民要到乡村休闲度假的需求。第三，新技术可以在农业、农村建设中找到很多应用场景。
资本和技术助力“ 双碳”目标，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气候变化无疑是目前全球最重要、最紧迫的议题之一，许多国家纷纷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 中国也已明确“3060”时间表。
在论坛经济峰会上，13位来自能源、消费、制造、金融、咨询等行业的企业代表和知名学者汇聚一起，用两场分论坛来讨论“碳达峰、碳中和”的实施路径。
生态环境部研究员、原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员夏光表示，当前时间已经非常紧迫，可以从推动力、拉动力和行动力三大动力来提供政策的驱动力，其中“推动力” 即由政府来实施管制性的政策， “拉动力”即通过市场来提供激励性、引导性的政策，“行动力”即要增强社会行动能力的政策，主要是鼓励公众参与，增强信息公开。
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低碳绿色发展模式的转型已迫在眉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 • 斯特恩强调，所有的国家、城市和公司的排放都要达到净零排放标准，未来十年尤其重要，中国要在“十四五”期间尽快转型，给全球做出典范。而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全球总裁施南德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尤其是在可再生资源和绿色创新领域。而后疫情时代将会为中国创造独特的机遇，加速迈向碳中和，脱碳行动将可能颠覆所有行业和领域现有的商业模式，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中国的电力行业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37%，电力行业将承担降碳主力军的作用。中国华能集团董事长舒印彪表示，目前中国电力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未来要在能源生产侧实现清洁替代，在能源消费侧实现电能替代，同时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华能力争到2025年要实现碳达峰，“十四五”期间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要超过50%，2035年超过75%。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李政表示，中国要实现2℃目标导向转型路径，初步测算未来30年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约100万亿元，占GDP的1.5%到2%；而要实现1.5℃的目标，则需要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超过每年GDP的2.5%。
巨大的资金缺口和非化石能源增速，是中国低碳转型大考中面临的巨大挑战。魏桥创业集团董事长张波建议，应尽快完善我国“双碳”目标的设立，及早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互认的标准体系；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实事求是地提出梯次推进“双碳”目标实施方案，引导各行各业尽快实现减排目标；加强政策支持，推动清洁能源替代。
波士顿咨询首席执行官李瑞麒和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将关注点放在了金融支持上，他们呼吁推动绿色能源和绿色金融投资，加速金融行业转型，引导资本投向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域。
施耐德电气CEO赵国华指出， 技术进步是解决发展困境的关键， 而数字化和清洁电气化结合是实现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法。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挑战，就在于我们的城市今后需要更加绿色、低碳。中国绿色发展基金董事长徐林分析指出，因为中国已经提出“3060”目标，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其实主要就是靠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而中国真正对碳排放贡献最大的是城市，可能90%多碳排放都来自城市产业、城市居民、城市建筑。所以未来解决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根本出路还是来自于新的技术变革和技术创新。只有实施技术创新驱动，我们的城市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远景目标时间更紧、幅度更大、困难更多、任务异常艰巨。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讨论单元，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演讲时认为，“十四五”时期，面对复杂形势和诸多挑战，应做好五项工作：第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第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第三，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第四，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第五，广泛培育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为共同建设清洁美丽世界，黄润秋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加强绿色低碳发展国际合作；二是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三是中国担当绿色低碳发展的引领者。
在论坛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重申亚投行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根据《巴黎协定》的要求应对气候变化，并加大了对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投资的力度，在中国也已积极开展了这一领域的工作部署。他进而承诺，到2025年， 亚投行将把气候方面的融资增加到该行核定投资的一半左右。
推动碳达峰、实现碳中和不仅是国家的任务，也是企业的责任。博世集团董事长沃尔克马尔 • 邓纳尔在发言中表示，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降低碳排放，截至2020年2 月，博世已成功实现全球400家工厂的碳中和，成为第一家在全球运营的碳中和企业。邓纳尔说，博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集团有非常长的产业链，还有很长的产品链，他希望博世在未来所有的产业链上均实现碳中和，这促使博世要进一步加强能源的利用效率，扩大绿色能源的供应，以及采购更多的绿色电力来抵消不可避免的碳排放。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全面开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现在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要素成本结构和比较优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外循环集成全球优质资源，优化要素配置，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特别迫切。下一步商务部将围绕自身的职能， 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具体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降低准入门槛；二是做实开放平台；三是加快制度性开放；四是优化营商环境；五是深化开放合作。
关于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对外开放会带来哪些变化，钱克明认为，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世界更好联接，共创机遇、共享繁荣：一是市场相通中共享更大发展机遇； 二是产业相融中构筑更有韧性的供应链；三是创新相促中激发更强的增长活力；四是规则相联中贡献更多的开放智慧。
对于跨国公司，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给它们带来更大的商机。“对于戴姆勒而言，中国不仅仅是市场，更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风向标。”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在论坛演讲中指出，对科技的认同，对趋势的相信，对创新的渴望，还有政府主导推动的各项技术配套战略，都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是一些趋势的引领者。
花旗集团董事长约翰·杜根认为，过去两年，国际金融机构已经从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中获益， 而随着这些企业把金融产品、专业技能以及风险管理工具等带到中国，将促进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好地与国际金融体系整合起来。
万事达卡总裁、首席执行官孟轲认为，疫情过后，会有一次换新再出发的罕有机会，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企业会有更多进击的机会，比如中国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有数量巨大、机会巨大的中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需要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
作为扩大开放的重要一环， “一带一路”第三方合作问题也被论坛深度关注。“在全球仍受困于疫情大流行、面临着脱钩风险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蒂森克虏伯董事会主席玛蒂娜 • 默兹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把“一带一路”倡议放在国际合作关系的最优先位置，并发出明确的信号——进行紧密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 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在发言时提醒，中国企业在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时，会面临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等多重风险，应当审慎决策。“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如何实现？他认为一要高质量，二要可持续。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指出，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国家合理配置资源、拓展海外利益的重要渠道，三方共赢是我们追求的核心目标。结合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他建议：一要继续深化对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认识； 二要加强合作双方的政治对话和协调，减少误解误判，稳定政治预期；三要加强合作三方的政策沟通和发展战略协调；四要强调共同经济利益的原则，避免政治意涵。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晨结合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第三方合作一定要坚持三方需求的导向；坚持企业为主体；坚持互学互鉴；坚持合规守信经营；发现不足，要补短板；坚持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
应对“少子化”困局， 发掘“银发经济”潜力，健康中国建设的挑战与机遇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第四十四章，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于学军在论坛相关主题讨论中指出，健康中国建设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关注：一是加快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二是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三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科技创新；四是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健康中国2030年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到2030年跨入世界制药强国行列的目标。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的历史机遇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徐景和认为，中国与制药大国还存在一定差距，应当总结国际药品监管的工作规律，立足国家的历史定位，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努力： 一要构建显著的制度优势；二要培育包括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在内的优秀产业群体；三要提升卓越的创新能力；四要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五要积极参与全球药品监管的交流与合作，努力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力量。
在论坛经济峰会上，“ 少子化”与“银发经济”两个独立单元形成了一场特殊“对话”：当“老龄化”遇上“少子化”，中国当如何破解未来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一老一少”困局，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少子化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我国也早就总和生育率低于了自然更替水平，这给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给人口结构带来严峻的挑战。”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指出，老龄化趋势会从人口总量、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分配三个方面为消费增长带来负面效应，进而制约内需扩大，影响高质量发展。
一边是“不生”，一边是“老去”，这样的趋势能否扭转？“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少子化、长寿化、老龄化并存的基本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面对不可改变的“三化” 并存现实，关键要不断认识新的人口机会，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机遇与挑战并存。蔡昉指出， 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但供需两端仍有潜力可以挖掘。原新则认为，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红利在减少，但它依然庞大，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力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此外，国家提出延迟退休，如果男性和女性最终退休年龄一致，释放出的性别红利把一些年轻老年人口变成大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又能得到增加和补充。
长寿社会呼唤长寿经济。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说，相比以往，新时代的老年人在素质、智力、精力和财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在医疗、保健、康养等多方面消费意愿强烈，“银发经济”市场空间巨大，老年消费未来潜力巨大。
“归根结底，一个社会的养老要靠公共保障制度。”蔡昉说， 当下我们应积极加强普惠性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从而赋予每个人享受“优雅”老去的权利。与此同时， 养老金等物质基础的保障还能进一步释放老年人的消费，使“银发经济”真正散发出无限生机。
“自2005年达到顶峰后，日本人口便开始持续下降。”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说，为了鼓励生育， 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给生育家庭减税、提供生育补贴、落实带薪产假等。
经济学家任泽平的建议是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做适当的调整可能会有所改善，虽然改变不了趋势，但可能会改变斜率”。通过对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研究，他发现以下这些政策实施的效果相对较好：进行个税的抵扣和经济的补贴；加大托育服务的供给；完善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加大教育、医疗、社保等相关消费的支出，推动住房制度改革，让大家生得起、养得起， 提高幸福指数。
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认为，健康产业作为健康中国重要的组成部分，将迎来三大发展机遇：一是伴随国民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迎来的市场新机遇；二是随着新发展格局逐渐落地和形成迎来的产业合作新机遇；三是随着5G、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健康产业将迎来数字化的新机遇。
“当中国开始启动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时，将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说，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