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我们要一手抓对外开放， 无论是从宏观制度还是从微观制度，金融业对外开放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要抓金融风险防控，因为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如何防范化解风险，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3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同陈四清一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银行董事长刘金，友邦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总裁李源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等金融领域专家、学者与企业家分别围绕“金融业开放与风险防控”“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的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全球经济复苏不稳定， 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陈四清表示，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经济克服了世界罕见的疫情和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的影响，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积极因素持续增多，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国家大力推进金融开放，在扩大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特别是去年我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 C E P），我国金融业开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些举措更加有力地塑造了中国金融业开放、包容、竞争的金融环境，同时也有效促进了金融业转型和创新，从而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还很不稳定，潜在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陈四清说，世界经济的特点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 即“ 强反弹、弱复苏、不同步”。他还指出，金融风险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金融风险共同治理机制减弱。去年以来， 各国采取了200次左右的降息动作，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有限。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有助于解决短期的流动性危机，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并且有可能催生新一轮的资产泡沫。二是超常规的政策形成了长期潜在的影响，全球已经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采取了零利率或者负利率的政策，扭曲了传统的资源配置和投资的估值， 也增加了市场的波动和信用违约的概率。三是金融风险的高度关联性更加凸现，特别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资金流和信息流在更大范围内联网，市场主体资产负债表高度关联，金融风险通过网络的链条快速传播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当前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压力和风险主要在哪里？刘金表示，一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比较强，经济可能长期陷入低增长的发展迷雾。短期来看，疫情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全球经济的复苏道路仍然艰难而曲折。从长周期视角看，当前全球化遭遇抵制， 人口老龄化加速，大规模颠覆式创新还没有形成，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仍难以摆脱低增长的发展困境。二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全球高债务的困扰。疫情之下，各国都出台了超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扩张性的政策对疫情冲击起到缓解作用，但也造成很多国家债务快速攀升，透支了未来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加大了长期脆弱性。三是金融和实体经济背离，国际金融调整的风险仍然在加大。当前主要国家的股市已经回到历史最高位，大宗商品的价格在经历去年大幅度波动以后，再度大幅上扬，金融市场非理性繁荣的背后是金融和实体比较严重的背离。这样既不可持续，也加大了未来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
随着“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新阶段，即制度性对外开放阶段。李扬表示，所谓制度性对外开放，就是和金融业的国际惯例与最佳实践相契合、相衔接，因而也会产生制度安排的问题，形成新的风险，中国应当有新的战略考虑。
他强调， 一是要处理好产权保护的问题。尤其是产业的产权， 在这方面我国虽然进展很大， 但还有一些差距。二是面临竞争中性的挑战， 也就是“十四五”规划纲要里的“竞争的积极作用”。需要考虑平等待遇问题，国企、国内民企、外企要待遇平等，这涉及成本的核定、利润的核定、补贴的核定、政府购买的核定等，都是属于竞争中性要讨论的范围。三是国企改革问题。国有企业也是市场主体，如何做好国企改革，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接轨是一项重要课题。
在李扬看来，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带来的风险其实是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更密切打通之后所带来的风险。一是国际收支问题。进行制度性对外开放， 国际收支的平衡需要更科学。二是对外的资产和负债问题。有些不是国家统一办的、由企业自己执行在境外的一些活动，都会产生它的资产和负债。而这些资产和负债并不能非常及时地反映在国家整个资产负债表里，但是它是存在的，国家是有连带责任的。三是对外投资的分层管理和甄选的问题。高水平对外开放实际上是双向的， 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国对外投资，但管理有待改善。四是海外利益的保护问题。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当把保护海外利益作为一个大风险来加以管理。
无论是全球金融风险还是国内金融业面临的风险，周诚君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他说， 当前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冲击，面临主要经济体大规模实行货币宽松政策的情形，那么，国际货币体系有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革？
他认为，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对于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其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这也是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以来， 一直无法有效解决的命题。而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如果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在全球商品生产和交易中，已经不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围绕该储备货币的相对价格调整，将无法有效发挥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
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 筑牢金融安全的底板
能否抵御和化解风险主要在于经济的韧性，经济的韧性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金融体系的韧性。在刘金看来，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能够抵御并且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尽管疫情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也毫不例外，但中国的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这不仅推动了自身行稳致远的发展， 也为全球的金融市场稳定作出了贡献。
“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才能筑牢金融安全的底板。在全球化遭遇困难的情形下，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也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特别是要关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刘金坦言。他进一步建议：一是强化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共同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二是提高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匹配度，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范风险。中央要求所有金融机构都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职责，包括国有控股以及各种类型股权结构的商业银行，都一致行动，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对提高我国金融体系以及经济整体的韧性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筑牢金融安全的底板。不管是信用风险还是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中国的商业银行现在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采取专业的应对措施。
李源祥认为，寿险将使得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稳定，企业、政府和保单持有人之间的目标也会变得越来越一致。寿险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财富，并且提供了全面的社会福利保障。虽然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承担一定的风险，但也为社会保障体系作了重要补充。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人民币稳步国际化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周诚君强调，我们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更加开放的国际国内双循环，这意味着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调整过程中，尤其是在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调整过程中，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积极地着眼于全球，适应世界大变局的要求，承担大国责任，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我们的生产，调整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链。
未来，如何进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且进行制度性开放？李扬认为，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必须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这涉及储备货币的确定问题， 特别提款权（SDR）的分配问题， 利率机制的确定问题以及国际宏观协调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有中国的声音，需要有中国的意见。
二是人民币需要稳步国际化。“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调整过程中， 我们支持、鼓励和倡导市场主体更多地使用人民币来实现。这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周诚君说。他进一步分析称：第一，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更加融入全球调整过程的自然结果，可以促进新一轮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调整过程中，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对于所有与中国有密切投资贸易往来的国家而言，将是一个多赢的格局。第二，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持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可以帮助美元减轻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所承担的责任。虽然市场对美元的期望值很高，但美国确实有其自身的困难，比如，长期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近期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以及最近长期固定收益回报跳升产生的外溢效应等，这些不确定性是美元目前面临的挑战。因此，人民币可以与美元及其他国际货币一道，共同承担国际责任。一方面，提供更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以更好地支持储备货币投资国家实现其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更多元的相对价格调整不断推动实现各国内外部平衡。第三，人民币国际化是与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布局、不断推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调整相一致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推动和实现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要取代美元，而是与美元及其他国际货币一道，更好地满足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要求，承担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有序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