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生育意愿走低，叠加老龄化隐忧，今日中国的人口图景正悄然发生着改变。
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计1003.5万人，较2019年下滑15%，创历史新低。
另据民政部最新预测， 在“十四五”期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突破3亿，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步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而放眼世界，“一老一少”的人口困局同样是各国公共政策的焦点和紧迫议题。在3月20日—22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上，从“少子化”到“银发经济”，从直指痛点到挖潜红利，围绕人口发展的时代命题备受关注。
严峻的人口形势“扑面而来”
“少子化、长寿化、老龄化‘三化并存’，是未来我国人口的基本国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在发言时指出。
原新认为，“少子化”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宰我国未来的人口变量。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平均每个家庭要生6个左右的孩子， 70年代以后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开启了“少子化”的历程。自1991年起，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便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0），尽管得益于2013年、2015年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放开政策，总和生育率略有回升，但也依然处在2以下。总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便进入低生育率时代，也称为稳定的“少子化”时代，同时意味着内在增长率由正转负。我国进入人口低生育率时代已有30年，预计总人口的负增长将于未来十年之内到来。
同时，我国育龄妇女的规模正不断下降。原新谈到，中国人当妈妈的年龄在20—34岁居多，我国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在1996年达到峰值即1.8亿，随后缓慢减少，现在为1.53亿，预计到2050年将为1.1 亿。而伴随着育龄妇女规模持续性缩减，即使生育率保持不变，出生人口也会逐渐递减。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在发言中分析指出了与当前“少子化”形势相关的三方面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通常生育率越低，这是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贝克尔曾指出，家庭对子女的需求，会逐渐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二是现代社会的高压力、高竞争状态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同时也延长了年轻人的求学时间，婚育年龄的推迟又将进一步影响生育率。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否。国内多个相关调查显示，年轻人生育意愿与经济状况、住房压力、医疗条件、教育成本和可及性均有密切关系。
与此同时，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岁左右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其中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超过80岁。
“而少子化、长寿化如影相随，必然会导致老龄化。”原新指出，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不到4000万，仅占全国人口的7.4%；现在为2.6亿，占比超过18%；而预计到本世纪中期将达5 亿。这是改变不了的现实，也是人口规律所决定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表示，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 提出这样一个共识，即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也就是说，正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经济在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断迈进，人口老龄化趋势会愈加严峻。
在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看来，欧美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是历经20—30年时间慢慢到来的，而中国的老龄化、少子化是加速到来、扑面而来的，且就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指出，分析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要关注两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是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开始负增长，对供给侧产生影响，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第二个是总人口到达峰值后进入负增长，将更多地带来对需求侧的冲击， 从而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一挑战是非常严峻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意味着人口红利会逐渐消失。”任泽平认为，由此带来的影响是，潜在增长率下降， 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 社保压力上升，政府债务上升。
同时，也会对消费需求产生负面效应，蔡昉具体指出，一是人口的总量效应。人口即是消费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人口出现负增长，消费也应该是负增长。预计在2025年，我国会出现人口峰值和负增长，而在此之前，人口增长会越来越慢，这显然不利于消费增长。而未来内需作为经济发展更为仰仗的部分，若消费不能实现相应扩大，将对发展带来很大制约。
二是人口的年龄结构效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老年人的消费力和消费倾向都是下降的。同时，老龄化还会影响其他人群，首先表现为新生人口数量越来越少、青少年越来越少，因此这部分人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会有极大的提高，也就导致了预防性储蓄的增长。此外，对于中间这部分劳动年龄人口而言，老龄化的加深，也会使其倾向于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和社保的支出。总体来看，都不利于消费的扩大。
三是收入分配效应。富人的消费倾向低，穷人的消费倾向高。也就是说，那些增收的低收入群体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会倾向于将更多的增加收入用于消费。若保持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情况，高收入人群的钱消费不掉，消费倾向会降低，也就产生了过度储蓄，同样不利于消费增长。
实际上，人口形势作为一个慢变量、常变量，“三化”并存，不可能根本性地改变。“在可预见的未来，要解决这一困境的逻辑起点， 应该是去适应它，积极挖掘新时代的人口机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原新说。
消解“生易养难”后顾之忧
“中国有句俗语：‘多生一个孩子，多添一双筷子’，过去那双筷子可能是用竹子制的，今天的筷子则是用黄金做的，而未来添的筷子可能会是钻石做的。”原新用形象的比喻揭示了当下生育压力的急剧攀升。他认为，这不仅仅带来了经济成本，还包括间接成本、时间成本、社会成本，等等。
“而其中，有一个成本需要坚定地付出，即提振生育率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建立，这是政府的责任。”原新强调。
“少子化”呼唤国家儿童福利制度的完善。王杰秀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儿童福利工作并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关制度设计不断健全，特别是去年新出台的《民法典》、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均为儿童福利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儿童保护工作的覆盖范围和保障内容在不断扩展。
而当前，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特别是有效应对“少子化”需求来看，儿童福利制度尚有诸多待完善之处。王杰秀进而建议，一是要将儿童福利工作置于更重要位置，加强儿童福利工作的顶层设计。二是进一步拓展儿童福利保障范围，现在主要集中于困境儿童，未来可能要拓展到全体儿童。三是保障能力和水平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在重视物质保障的同时，要重视服务保障。四是全社会都要参与儿童福利工作，构建一个家庭友好型、社区友好型、社会友好型的儿童福利框架，推动儿童福利工作更进一步。
从国际经验看，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在发言中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进入新阶段， 经济泡沫破裂之后，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政府随即采取了诸多措施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比如，针对生育家庭提供减税补贴、幼儿园上学补贴、带薪产假，等等，以帮助职工能够更好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但实际上经过长达20多年的积极努力，一系列政策成效还远不及预期。当前日本生育率又创新低，将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与会的哥本哈根商学院经济学系BiS不平等研究平台学术主任伯特 • 拉森分享了欧洲国家的应对举措。法国近年来实施了相关税收计划以提振生育意愿。而丹麦也在过去几十年一直致力于提供托育补贴，以增加托儿服务的质量、水平以及可得性。
“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任泽平说。
他进而提出五方面的政策建议，包括进行个税的抵扣和经济的补贴，加大托育服务的供给，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加大教育、医疗、社保等相关支出，以及完善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
而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人口减少的积极一面。原新认为，伴随长期的“少子化”，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和成本会下降。另一方面，健康中国战略以及一系列教育激励行动的推进，将会提升后一代人的整体素质。
伯特 • 拉森表示，增加教育获得机会，提升教育水平，完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引进机器人或是采取减少劳动强度的生产方法，都是有效提高现有劳动生产率的积极路径，替代既已消失的人口红利和传统增长动能。
激活“老有所依”的市场潜能
大国养老的焦虑背后，一面是无法回避的老龄化趋势，一面是养老供需的脆弱平衡。
杜鹏指出，实际上，从世界范围看，我国不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和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但老年人群体规模是最大的。基于此，“银发经济”的需求市场庞大，其中蕴藏着无限生机。
如何做精、做深成为围绕未来养老服务与产业革新的关键主题。杜鹏在发言中提示了以下三点发展侧重：
一是差异性。当下“银发经济”更多涉及的是保健、养生、医疗方面的服务，但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老年人自认为生活状态不佳的只占17%，若把重点放在医疗、保健、养老上，则会忽视更大一部分需求，因而应进一步针对不同对象研究细分需求。
二是动态的变化性。2000年左右，我国未受教育的老年人占比达50%，而现在这部分老人占比为15%，预计到2050年，仅受过大学教育的老年人将有8000万以上。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人群，其健康状况在改变，受教育程度在改变，就业经历在改变，养老需求也会随之相应改变。
三是创新性。当下养老市场的供给更多基于以往对老年人需求的看法，而创新对接新一代老年人需求有望释放更多潜能。
与此同时，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优化，正值改革窗口期。蔡昉认为，归根结底，社会的养老保障需要依靠的是公共养老保障制度，而在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中，逐渐扩大普惠型的养老保险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同时，人社部也正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具体的延迟退休改革方案。这些措施将为应对养老金缺口和挑战争取更多时间。
美国信安金融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总裁侯智彤认为，中国以“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构成的养老保险体系正持续完善。
他进而表示，中国民众依然高度依赖由政府主导的“第一支柱” 获得退休保障，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为16%，实际上，这在全球标准中已处于非常高的水平，所以如何将这部分缴费从“第一支柱”转移到“第二支柱” 和“第三支柱”，将是最大程度释放养老金改革潜力的最大挑战，若不降低“第一支柱”比重，“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的发展也会面临较大阻力。
侯智彤指出，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有助于推动消费，这一点对中国来讲尤为重要。正如“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所强调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于国内消费和全球经济的双循环。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确保了退休人员的购买力和财务自信，使他们能够在退休以后成为有力的消费者，且能够继续担当经济中活跃的一员。
“长寿时代呼唤健康时代、大健康康养的来临，‘银发经济’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大健康经济。”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说。
诺华公司首席执行官万思瀚提醒道，当前人口老龄化与非传染性疾病齐头并进，而非传染性疾病主要是心血管疾病，这是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按照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推算，2019年中国有总计3.3亿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约占总人口的1/4。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也是医保和卫生预算的巨大挑战。万思瀚说，近年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成效突出，公民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显著提高，相信积极的政策改革和医疗设施完善将为健康铺平道路。
百时美施贵宝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康睿捷也在发言中表示，当前中国政府正积极优化医药行业营商环境，未来还将致力于增强高质量医疗保障能力，促进医疗体系的可持续性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