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汉朝先有文景之治，后来催生出汉武盛世；唐朝先有贞观之治， 后来催生出开元盛世。明朝初年一连出现了三个治世，却未能催生出新的盛世，原因何在呢？
“盛世”危机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经济；另一方面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封建王朝出现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创造了洪武之治。明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也有雄才大略，即位后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国家进一步富强，疆域更加辽阔。明成祖即永乐皇帝，所以他创造的这一繁荣阶段称为永乐盛世。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封建王朝建立后，如果很快创造出治世，并坚持发展方向不动摇，便有可能更进一步创造出比治世更高的盛世，汉朝先有文景之治、后有汉武盛世，唐朝先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盛世，就体现了这样的规律。表面上看，明朝初年先有洪武之治、后有永乐盛世，似乎是汉唐雄风的再现，但人们讲到中国古代三大盛世时一般并不将永乐盛世包含在内，在人们眼中永乐盛世只不过是一个治世。
永乐时期的确呈现出繁荣富庶的景象，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每年征收的税粮超过3100万石， 比洪武年间多出300万石左右。《明史·食货志》记载：“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明太宗实录》记载，四川按察司副使周南于永乐十年（1412年）上奏，称其在重庆所属的涪州和长寿县“见积仓粮五万余石，每岁所发不过五百石，约可支百年。”
依仗强盛的国力，永乐皇帝在位期间兴办了一些大型工程，包括迁都北京、疏通大运河、营建长陵等，仅为北京的修建就征调数十万能工巧匠和上百万民工。《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壁，工匠造作，以万万计。所在筑城浚陂，百役具举；迄于洪、宣，郊坛、仓庾犹未迄工。”永乐皇帝在位期间兴兵收复安南、五征漠北、亲征蒙古，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 但也耗费巨大。《明史·杨荣传》记载：“帝凡五出塞，士卒饥冻， 馈运不继，死亡十二三。”《明史·夏原吉传》记载：“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永乐皇帝还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交流，但耗费同样极多。
上述活动无不消耗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剑桥中国明代史》估算永乐年间这些活动的消耗几乎相当于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倍， 为弥补这些亏空，朝廷大量无偿征用劳动力和物资，同时加重赋税。《明宣宗实录》记载：“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永乐末年，局势发展到十分严峻的程度，完全没有“盛世”的样子，反而“人民流离，饿殍盈路， 税粮逋负，盗贼横生”，仅就《明太宗实录》记载进行的统计，永乐年间发生民变40余起，其中永乐十八年（1420年）发生在山东的唐赛儿起义有数万人参加，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影响深远。如此规模的农民起义发生在一个王朝的上升阶段，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即便用治世的标准去衡量，这样的事情也不应该发生。
政策调整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65岁的永乐皇帝朱棣在北征返京途中驾崩，临终前下遗诏将帝位传予太子朱高炽。朱高炽即明仁宗，深感于严峻的内外形势，即位伊始就立即推出了一系列措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可惜的是，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也因病去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朱瞻基，即明宣宗。明宣宗延续了明仁宗的改革，以更大力度进行政策调整， 缓解社会矛盾，解决财政困难，恢复社会稳定。
明仁宗刚即位，就采纳夏原吉等人的建议，停止下西洋的活动。《明史·仁宗本纪》记载：“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吐采办， 从夏原吉之奏也。”明仁宗、明宣宗均减少了对外用兵，《明仁宗实录》记载，每有边将晋见，明仁宗都告诫他们：“民力罢矣，慎毋贪功生事， 夷虏至塞下，甚则抚之，逆则御之， 驱之而已，毋为首祸，违命获功，吾所不赏。”安南人黎利反叛，屡次打败官军，明宣宗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于是答应黎利的请求册封陈氏之后为安南国王，后黎利篡位自立， 派人入朝纳贡谢罪，有人建议派兵讨伐，明宣宗不许，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通过停止下西洋和息兵养民，减少了国家的消耗，也减轻了百姓的兵役和徭役负担。
明仁宗、明宣宗都很注意控制支出，明仁宗刚即位就下诏“罢所市物”，要求地方上供物品时力求简省。光禄卿井泉准备按惯例派人到南京采办玉面狸，明仁宗训斥： “小人不达政体，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惜民，岂以口腹细故， 失大信耶？”永乐时“云南取宝石，交趾采金珠，撒马儿等处取马”，明仁宗下诏“悉皆听罢”。明仁宗驾崩前留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明仁宗的献陵仅三个月即完工，与永乐皇帝的长陵相比规模小得多。明宣宗继承节俭的好传统，锦衣指挥钟法保请求赴东莞采办珍珠，明宣宗怒道：“是欲扰民以求利也，下之狱。”工部报告内府纻丝等短缺， 请下诏苏杭等府织造，明宣宗说： “供用之物虽不可缺，然当念民力，今百姓艰难，可减半造。”
明仁宗、明宣宗都很重视民生疾苦。明仁宗刚即位，开封等地就发生水灾，明仁宗立即下令免除相关地方的税粮，随后山东等地遭灾，明仁宗又及时减免了税粮。《明史·仁宗本纪》记载：“帝闻山东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征夏税方急，乃御西角门诏大学士杨士奇草诏，免今年夏税及科粮之半。”明宣宗在位时减免税粮的情况就更多了，仅《明史》所记就有15次。宣德五年（1430年） 二月，明宣宗诏问杨士奇可从哪些方面恤民，杨士奇提出减轻官粮税额、减少官匠服役期等，全被采纳， 结果民心大悦。宣德七年（1432年） 明宣宗再次诏问还有哪些方面可恤民，杨士奇奏：“官田减租额一事， 圣恩已下，玺书已明，民间已知，户部格而不行，至今仍旧额追征，小民含冤不已。”明宣宗大怒：“户部可罪也！”再次下诏恤民，并警告官员如有拖延不行，必治罪。明宣宗还多次下诏，严禁农忙时节扰民，不允许以军务为由扰民。通过减轻百姓负担、禁止扰民，缓解了永乐末年出现的社会矛盾，也释放了生产力。
明仁宗、明宣宗通过政策调整， 革除了前期遗留下来的弊政，在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广开言路、轻刑罚、任用贤能，各方面都有新的建树，这一时期经济有了恢复与发展，朝廷的财政困境得到缓解， 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明史·宣宗本纪》评价：“仁宣之治，吏称其职， 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清代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评价更高，将仁宣之治与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并列，认为：“明有仁宣，犹如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积弊未除
可惜的是，仁宣之治持续时间很短，前后只有11年左右，比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短得多。更重要的是，仁宣之治后没有出现像汉武盛世、开元盛世那样更强盛的时代，明宣宗驾崩后其子朱祁镇继位，即明英宗，在位期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被蒙古瓦剌部打败，明英宗被俘，明宣宗的儿子朱祁钰随后称帝，即明景宗，之后明英宗回朝，通过夺门之变重新登基。这一系列事件使明朝元气大损，盛世更遥遥无期了。
仁宣之治创造了繁荣，也留下了遗憾。其中的原因，固然与明仁宗、明宣宗在位时间太短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仁宣时期采取的各项调整措施，所针对的只是当时存在的诸多问题中较为明显、较易解决的部分，通过诸如兴修水利、减免赋税、赈济灾荒、对外息兵、减少采办等措施就能见到成效，而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却未能触及，为后面留下了隐患。
明初以来，最深层次的问题无疑是流民问题，比赋税问题严重得多。明朝最初的流民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产生的，《明太祖实录》记载： “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 田地荒芜。”明太祖朱元璋对此十分重视，采取招抚的办法加以解决，取得一定成效。永乐皇帝朱棣以靖难之役上位，其间因战乱又产生了新流民，且朝廷对土地兼并抑制力度不够，遇到灾荒，流民问题便加剧， 《明史·食货志》记载：“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永乐年间爆发的民变多因流民问题所引发，明仁宗、明宣宗也深知其严重性，采取了一些招抚的办法，但没能从制度层面去打击兼并、改革土地政策，因而流民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始终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明朝中期以后流民问题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流民几乎遍布全国，总数约600万人， 占在籍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政治层面，明初以后逐渐出现了宦官干政的问题，仁宣时期非但没有予以警示和解决，反而有所助长。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汲取汉、唐以来的历史教训，对宦官的管理十分严格， 不仅宦官人数较少，而且规定其不得干政。永乐皇帝朱棣以兵变继位，其间一些宦官出过力，宦官于是逐渐被重用。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设“东缉事厂”，简称“东厂”，命宠信的宦官担任首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权力逐渐膨胀，开启了宦官干政之端。明仁宗、明宣宗虽广开言路，肯于纳谏，却没有革除宦官干政的弊端，对宦官继续加以重用，明宣宗还设内书堂，“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 读书其中”，宦官得以读书识字，破了明太祖朱元璋所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之规。明宣宗还明确内阁与宦官所掌控的司礼监联合辅政，致使宦官势力不断崛起。
仁宣时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期，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长，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变革，站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需要来一场综合性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引领一个新盛世的出现。可惜的是，这样的深层次改革并没有出现，出现的仅是一些类似“宽政”“仁政”的政策调整，没能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从而接连出现三个治世也未能催生出一个盛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