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党建助力乡村振兴应重塑效能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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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主要著作:《刘奇文丛六卷》《中国三农危与机》《贫困不是穷人的错》《大国三农 清华八讲》《乡村振兴:三农走进新时代》等十余部。

乡村振兴,党建引领。这是中国共产党经历百年风雨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需要引入现代思想理念、现代思维方式和现代科技手段。但任何现代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大云移物智” 背景下,追寻现代求新求变的同时,且不可认为传统党建工作都是落后低效、不合时宜的,应重塑对传统性常规性党建工作的效能认知, 努力挖掘其潜在价值,充分释放现代语境下传统党建工作的张力。只有用现代激活传统,让传统融入现代,才能使党建工作在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中不断提高效能。

选准“一懂两爱”的县委书记是提高乡村振兴效能的关键环节

办好农村的事,关键在党, 关键在五级书记一起抓。五级书记中,县委书记处于中枢地位, 既可当规划师、设计师、工程师,又承上启下,决定一域。所谓“ 郡县治, 天下安” , 只有选出“一懂两爱”、真懂真爱的县委书记,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各项决策部署才能得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否则就有可能荒腔走板、跑调乱音。

如果县委书记不是真懂农业,他就有可能以工业的理念抓农业。工业理念信奉的是“人是自然的主宰” , 追求“ 人定胜天”;农业理念信奉的是“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不顺应自然遵循规律的农业注定不可持续。

如果县委书记不是真爱农村,就有可能以经营城市的方式建设乡村,让村庄合并,赶农民上楼, 使乡村“ 千人一面” , 导致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没了, 五千年文明的载体没了,几代人集体记忆的乡愁也没了。不爱农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农村,往往习惯于用城市陌生人社会的治理方法治理乡村,结果乡村社会千年积淀的非正规制度被丢弃,乡村的自律性约束失灵,他律性约束又难以奏效,社会治理很可能陷入困境。

如果县委书记不是真爱农民, 就不能真正地深入农民、了解农民, 就无法做到“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在乡村振兴中,就不会真正地相信农民、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让政府和企业去推动,农民反而成了旁观者、局外人。所作所为要么一厢情愿, 要么水土不服,牛头不对马嘴, 费了一身劲,到头来不仅不能好了农民,反而伤了农民。更有甚者,为造政绩,不惜损害农民利益,大搞形象工程。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小农户的振兴,真懂才能真爱,真爱才能真好。因此选准“一懂两爱”的县委书记是提高乡村振兴效能的关键。县委书记不能不懂不爱, 也不能半懂半爱,必须是真懂真爱。否则, 乡村振兴就会成为“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空口号,不仅效能不高,还有可能给未来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难以逆转的隐患。建议从中央层面建立乡村振兴背景下选拔任用县委书记新标准, 放宽用人视野,选择一批真懂农业、真爱农村、真为农民,能力强、口碑好、作风硬的干部担任县级党政正职。比如可以从300 多万参与脱贫攻坚的选派干部队伍中选择一批优秀人才担任县委书记或县长。农业文明时代读自然之书,工业文明时代读文字之书,信息文明时代读视屏之书。今天只有从事农业的人需要“三本大书”一齐读,发达国家的农民必须具有从业资格证,作为领导乡村振兴的县级主官,只有读好“三本大书”,才能获得从业资格,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培养“慧眼三识”的乡村书记是提高乡村振兴效能的基础条件

乡村书记身处最基层,直接与具体的人、事、物打交道,识人、识物、识势是当好乡村书记的看家本领。一个优秀的乡村书记一定有独具“三识”的慧眼, 是善于“三识”的高手。 

一是“识人”。乡村振兴, 人才振兴最关键。这个人才,不一定非要“高大上”“高精尖”。土专家是人才,土匠人是人才,新乡贤是人才,返乡农民工也是人才。乡村书记既要是“伯乐”,善于从现有人员在发现人才,又要像“猎头”,勇于招才引智,借助外力外脑。比如,有人会养猪,你就想办法培养他、支持他,让他带领本乡本村更多的人养猪;有人喜文艺,你就创造机会,让他把乡村文化带起来,把乡风文明培育起来。总之,只有千方百计发现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营造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氛围,乡村振兴才能有“人气”、鼓“士气”、聚“生气”。

二是“识物”。这个物,既是看得见的器物,也包括看不见的文化。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金子放错了地方也是垃圾,反过来,垃圾放对了地方也有可能就是金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特色,有特色才有价值,关键要善于发现这个特色,识别这个特色,挖掘这个特色,锻造这个特色。作为乡村书记就要练就这双慧眼,挖地三尺把这个地方看个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春秋时代,诸侯割据, 周天子穷困潦倒, 财政入不敷出,找管仲问计。管仲马上告诉他,你周围那些不值钱的菁茅草就是钱。因为当时作为各诸侯国最大的活动就是祭祀和战争,而祭祀必用菁茅草,而只有周天子所在的地方才出产这种草。周天子抓住这个特色产品高价经营,100 多个诸侯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周天子的腰包,周王室很快富足起来。当前,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安徽的猴坑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却因出产猴魁名茶而名扬天下,全村人均年收入几十万元。甘肃静宁偏僻落后,自静宁苹果成为名牌后,被消费者普遍关注。中国上千个地理标志产品所在地, 大都是因为那个产品的牌子让外界才得以知晓那个地方。这些正应了那句老话:“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三是“ 识势” 。首先识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三力”,第一就是“判断力”,乡村书记首先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握中央大政方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每年都出台一个关于三农的文件,仅“一号文件”就出台了2 3 个, 各部门又都出台相应的配套文件,每年都有新的改革举措。乡村书记要有敏锐的洞察力,从中找出有利本地发展的机遇。其次是识地势。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优势,也有每个地方的劣势,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如果不把握自己的“地势”,盲目跟风,一定会事与愿违。兵书上讲,“ 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乡村书记在谋划本地发展蓝图时,一定对本地地理位置的优劣做出清晰判断,对周围环境条件的变化注意关注, 如附近新增一家工厂,新建一个旅游景点,新修一条公路,这些都可能给本地带来新的发展转机。再次是识趋势。审时度势从来都是科学决策、精准施策的重要依据。所谓“顺势而为”,儒家谓之纲常,墨家谓之天志,道家谓之天道,释家谓之轮回,这是哲学层面的治国理政。乡村书记不需要治国平天下的谋略,但对于自己治下的乡村未来发展趋势必须做出预判预测,决不能刻舟求剑,墨守成规,一成不变, 身子迈入了新阶段,思想还停留在老地方。而要勇立潮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相时而动,顺势而为,在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中,于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找新机。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提高乡村振兴效能的根本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在农村基层党建方面创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如村民代表提案制、网格化管理、党支部下沉一级设在村民组等,不管哪种方式或经验,在基层治理体系上,追求的总目标就是构建一个上下通达的政治生态和左右和谐的社会生态。一些政策之所以在“临门一脚”脱靶,归根到底是基层运转机制不灵,末梢神经失效。安徽省亳州市以“ 邻长制” 为抓手,利用“大云移物智”的现代化技术手段,构建起了合纵连横、灵敏高效、通达上下、和谐左右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即以纵向加长、横向加密的办法在村民组下以1520户为单位设一个“邻长”。打破了过去组长管理上百户,顾头难以顾尾的格局。邻长可以随时遍访众邻,与邻里居相近,人相亲,情相连, 并通过手机平台与每家每户建立紧密关系,在国与家、公与私、上与下、官与民之间,扮演着联系顺畅的“摆渡车”、互动沟通的“交流器”、利益博弈的“减震阀”、矛盾化解的“融合剂” 的角色。且全市增加十万个邻长没有给财政和农民增加任何负担,就在全域范围内全面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能。以“四两拨千斤”,小动作巨能量,这一适应现代乡村需求的低成本改革,应在全国范围内试行推广。

身处大变革的时代,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是党建工作的新课题,应构建一套适应不同结构、不同类别、不同需求的培训体系。长期以来,“说起工业大半天,说起农业一根烟” 是市县两级主官的普遍现象, 他们不想说、不愿说是一个原因, 根本在于不会说、说不清, 不是像城市那样真懂。不懂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直以来的“二元文化” 影响, 在大多数人的思维中,在农村工作、从事农业工作是一个“粗活”,没有含金量, 什么人都可以。父母教育孩子说得最多的就是“你不好好学习, 长大了就让你种田去”。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高质量、专业化、现代化的干部队伍。早在1907年,清政府派遣李殿璋到奥地利参加万国农会,他在考察中发现,面积不过中国三省之地的奥地利就创办了190所农学堂, 还有遍布各地的“冬日学堂”, 更有政府出钱,聘请各类农业土专家为“ 游学教员” 到各地讲学培训农民, 指导农业实践。当前, 我们针对基层干部和农民的专业培训与100多年前的奥地利还相差甚远,更不要说与现代发达国家专设农民教育机构相比了。在以乡村振兴为时代最强音的背景下,应参照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管理规格和办学标准,创办中国乡村振兴干部学院, 高规格、系统化地培养党的三农干部。对市县两级主官每年都应进行一次专业培训; 乡镇一级主官由省级党校设立分院组织培训;广大村干部则由市县党校进行专门培训。务求通过培训,让干部对三农理论和政策体系有一个系统性、综合性、全面性的清晰认识,对三农工作有一个情感的深化升华,做到先“武装头脑”,再“指导实践”,真正成为“一懂两爱”的干部,成为提高乡村振兴效能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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