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6月29日，世界银行发布了半年度《中国经济简报》，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8.5%。随着低基数效应逐渐消减，经济将回归趋势增速，预计2022年增速将放慢至5.4%。
世行的报告再次释放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中国经济将继续呈现稳定恢复态势，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在复苏过程中还面临着投资、消费、通胀等方面的问题， 未来宏观政策将有哪些调整和变化？当前要警惕哪些风险？对此，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解读和探讨。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带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2021年已过半，对于当前国际、国内面临的经济形势和世界环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研究员张俊伟表示，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摆脱疫情冲击， 使经济恢复到正常运行态势。但由于疫情控制存在差别，也由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不同，各国经济的恢复进程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刘向东预测，随着疫苗接种范围扩大，在低基数效应下，主要经济体已进入全面恢复中，加之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需求回暖，促使全球要素资源供需格局发生变化，由此引发了新一轮通胀上行。总的看，今年全球经济料定将有较高速的增长。
从我国经济前五个月表现来看，国内生产总值连续稳步增长，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48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4%；全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32.9亿美元，同比增长2.6%；进出口总额达到14.76 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新高， 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经济将会增长6%以上，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超过5.1%，美国经济增速将攀升至6.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将达到6.7%， 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8.4%。刘向东表示，鉴于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 经济也率先获得复苏，将在供需两端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在其他国家生产仍受疫情冲击的情况下， 中国的供应能力成为稳定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需求正在逐步恢复，已带动进口加快恢复，从而有效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
“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将越来越会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李勇坚分析称，一是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枢纽地位，有200多种重要产品的产能居全球第一，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对稳定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物质基础。二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今年1—5月，我国外贸延续增长势头，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额为14.76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28.2%、30.1%、25.9%，均为10 年来同期最高水平。与2019年同期相比，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21.6%、23.6%、19.2%。中国进口的增长，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市场空间。例如，2021年5月，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下称“消博会”）在海口举行，吸引了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5家企业、2628个消费品牌（包括1365个国际品牌）参展， 发布新品超过550个，超3万名各类采购商和专业观众观展，这说明中国新消费市场对国际品牌企业越来越重要。“中国消费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美国专家HOMI KHARAS和 MEAGAN DOOLEY认为，由于中国收入增长比预计的要快，到2027 年，预计将有12亿中国人处于中产阶级，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新中产对国际品牌相对偏好，也给国际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利好。
多项指标表明我国经济回归正轨，宏观政策常态化步伐有望加快
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率先恢复得益于对疫情的有效防控，尽管部分地区仍有零星散发的疫情，但总体上在可控范围之内， 从而使得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成为可能。在张俊伟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在逐步走向正常化。而强劲的国外市场需求，又为我国经济恢复常态化运行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内外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恢复情况最好的国家。目前，从投资、消费等多项指标综合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基本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发展轨道上。
李勇坚表示，一是中国经济的改善首先表现在增长率的快速恢复。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493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18.3%，比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0%。一季度GDP的增长速度达到了近20 多年的最高水平。二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工业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5%，环比增长2.01%； 两年平均增长6.8%。工业保持增长，为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打下了基础。在服务业领域，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5.0%、47.8%，两年平均分别增长17.4%、11.5%。是服务业领域中增长最快的部门。而这两个部门的快速增长，也代表了服务业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趋势。三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持续增长。2020年，尽管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和严峻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仍继续保持增长。经核算，2020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69254 亿元，比上年增长4.5%（未扣除价格因素），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增速高1.5个百分点； 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7.08%，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四是消费方面呈现出新变化，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优化，新型消费迅猛发展、线上线下融合加快，进口渠道不断拓宽、消费品进口持续增加， 农村消费活力显著增强，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体现出新动力、新消费者、新区域、新模式等特征。
中国的经济增长因何快速恢复？刘向东认为，主要得益于中国相应出台的系列超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六稳”“六保” 的政策措施，及时有效地降低了疫情对经济的损害，并有效地保护住市场主体，快速地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从而引导消费、投资和外贸进出口走向恢复通道中。从“三驾马车”的数据看，进出口增速表现超出预期，有效带动内外资的投资扩产行为，主要原因在于国外疫情的反复和需求的恢复，使得中国成为最为稳定快速的物资供应源，不仅促使外资重返中国，而且促使外贸出口大幅增长。相比于外需来说，我国内需仍处在恢复中。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4%，两年平均增长4.2%，其中除房地产投资表现稳定外，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长2.6%；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0.4%，两年平均增速由1 —4月份下降转为增长0.6%，这两项投资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尽管疫情影响下网络消费更加旺盛，但整体消费需求仍处在恢复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前5个月平均增速只有6.1%，低于2019年同期2.0个百分点，这预示着扩大消费方面仍有待加快提升的空间。
“随着经济恢复常态化运行， 财政、货币政策常态化的步伐有可能加快。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当前经济运行存在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张俊伟坦言。他进而建议，宏观调控政策的常态化需要综合平衡、平稳推进。
刘向东则认为，前期超常规的宏观政策可能会逐步回调收缩，特别是包括常规性扩张性政策逐步向稳健性的宏观政策转向，但同时考虑到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恢复仍不牢固，财政、货币等政策的转向还不能太急，需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为避免超常规刺激政策带来的副作用，也需要逐步退出非常规的政策措施。在国内总需求恢复尚不到位的情况下，宏观政策仍有保持连续稳定甚至适度宽松的必要，而不是随着美联储政策调整转向收紧。一方面，保持扩张性政策的连续性，推进财政货币政策深层次协同，为经济增长动力恢复保驾护航；同时，也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灵活性，谨防积极宏观政策持续时间过长，对市场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冲击；此外，还要留足政策操作的空间，以应对外部变化带来的冲击。
把防范金融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世行报告还指出，中国需密切监控与企业高杠杆率和房地产市场过热相关的金融稳定风险。在我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还存在哪些经济风险需要警惕？张俊伟特别强调，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的成绩很大部分得益于财政、金融扶持政策的因素，但其中一个代价是宏观杠杆率显著提升，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世界银行也警示企业高杠杆率和房地产热的风险。由于全球的货币政策的大幅度宽松，造成货币流动性过剩，再加上刺激政策的持续作用，企业和地方的杠杆率将会有所回升，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泡沫继续膨胀。
刘向东表示，“ 十四五” 时期，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着诸多风险，特别是寻找支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方面需要下大功夫，需加大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力度， 加快推动企业增加技术和设备投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展的竞争力。同时政策制定者不可能忽视的是刺激政策带来的债务上升问题。一是地方债务风险。为应对疫情对民生的冲击， 特别是地方专项债券额度大幅提高，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和余额增速阶段性回升。二是企业信用违约风险。由于区域性金融风险上升可能性加大，有可能进一步诱发大面积信用债违约风险和小微企业贷款坏账风险等，甚至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通胀成本上升风险。由于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过快上涨，这给下游行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带来较大的成本压力，为此国家已经高度重视价格上涨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囤积居奇。四是房地产泡沫风险。由于货币流动性增多，全球房地产价格都处于上行空间，而国内房地产价格仍有上涨的冲动， 对此国家在房住不炒的情况下继续采取因城施策的各类限制性措施，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总的看，要把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对此要密切关注全球资本流向和汇率变化，谨防输入性风险，同时严控国内债务风险增量，逐步消化存量，遏制住资产价格泡沫。
张俊伟建议，对于上游产品， 可通过加强海外所有权投资、强化定价权、完善战略储备制度等予以解决；对于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则要坚持“两手抓”，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格局塑造， 着力稳定经济、教育、科技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则要发挥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优势，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对于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则要依靠深化改革，通过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管、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予以解决。
全球经济回归态势强劲，但要密切关注外部风险和经济走势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将呈现怎样的走势？又将产生哪些新变化？新发展阶段，中国又将如何启程？李勇坚表示，对全球经济及我国经济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说，“随着疫苗的普及，全球在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将为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基础。而全球在疫情之后的恢复性增长，为经济增长带来需求动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全面恢复，将带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刘向东预计2022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较高的增长，但受基数效应影响，料定会比今年的增速有所回落。世界银行做出预测，随着低基数效应逐渐消减，全球经济将回归趋势增速，2022年全球经济态势将依然强劲，但中国经济增速将放慢至5.4%。
张俊伟认为，考虑到疫情前经济增速下滑的巨大压力，以及疫情对居民、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巨大冲击，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运行仍将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对此要提高危机意识。他建议，未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做工作：一是要充分发掘内需增长的潜力，加快构建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二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妥善应对部分国家“脱钩”战略的挑战；三是深化改革，消除堵点和痛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四是有针对性采取措施， 有效化解、应对各类风险；五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塑造，努力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刘向东进一步强调，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此既要密切关注外部风险和经济运行情况（如杠杆率和通胀率上升问题）， 采取逆周期的调节政策和跨周期的设计，确保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潜在产出率附近；同时还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对全球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带来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中国尚需从长计议， 加强政策激励，包括发展碳排放权市场和绿色金融，强化碳排放的信息披露等做法，引导企业增加绿色低碳转型方面的投资，从而使各类资源要素在“双碳”目标下实现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