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的再思考

0

杨永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则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强调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

国有企业既有企业的特性, 也有政治的属性, 国有企业的存在主要是服务服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要求它关键时候靠得住、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成为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上整体迈出实质性步伐、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培育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我国经济由“大”向“强大”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成为彰显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稳定器。

深刻理解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的丰富内涵

1.企业全球竞争力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

“全球竞争力”的概念首用于国家层面,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综合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学界虽然有部分较深入的研究,但是并没有形成权威的、一致认可的共识。要想探寻全球竞争力的真正内涵,应当首先从了解世界一流企业的共性特征、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开始。

20世纪80年代初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理查德·特纳·帕斯卡尔和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阿索斯),到20世纪90年代的《成功之路——美国最佳管理企业的经验》(托马斯·彼得斯与罗伯特·沃特曼), 再到21世纪初的《基业长青》及《从优秀到卓越》(吉姆·柯林斯),详细记载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世界一流企业成长的轨迹,堪称世界一流企业发展之道理论总结的“三部曲”。其中很多成熟的、先进的理论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例如《从优秀到卓越》一书详细分析了14对世界500强企业的完整历史,发现了企业从优秀到卓越的内在机制和七个决定性因素:第5级经理人、先人后事、直面残酷的现实、刺猬理念、训练有素的文化、技术加速器、飞轮和厄运之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昌文等研究员承担的“中国企业国际化及全球竞争力”课题研究成果《中国企业国际化及全球竞争力》(2014),详细阐述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全球竞争力评价、全球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提升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两个方向、进一步完善企业国际化的体制与政策环境等内容,为企业打造全球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参考。《世界一流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黄群慧等著)提出了世界一流企业11条管理规律:具有强大的企业家精神,优秀的公司治理结构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组织文化重在以“文”化人,通过追求长远价值和优秀品质获取著名品牌和良好声誉,擅长以发展型战略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 业务架构转型是发展常态,具有全球化资源配置和管理能力,推行紧密化集团管控,管理创新活动能够实现把握重大机遇与克服组织惰性,人力资源管理能激发员工奉献精神与创造力,推行战略型与价值型的财务管理。

综上可知,世界一流企业有一些共性特征,包括社会责任、价值观引领、追求卓越、以人为本、团队协作、领导即服务、制度严格、顾客至上、诚实守信、追求创新、绩效导向等。笔者认为,如果一个企业进入世界上其他企业难以超越的领先状态,“要么第一、要么唯一”,而这种领先状态是可以明确观察到、感知到且在人们的未来预期中可持续,那么,该企业即是“世界一流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有话语权、有声誉和有持续性成就的企业,对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等方面都能做出突出贡献。比如,汽车行业的日本丰田、航空器材行业的美国通用、IT行业的美国IBM、石油行业的荷兰壳牌均为全球行业翘楚。显而易见,世界一流企业是在重要的关键经济领域或者行业中长期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并获得全球业界一致性认可的企业,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2.辩证理解企业大和强的关系

一般认为,企业规模是竞争力的重要表现。规模扩大往往意味着市场占有率提升和资源管理能力提升,大企业在引领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上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大企业往往被认为是世界一流企业,这就是《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受到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其实500强是一个看世界的角度,可以反映企业实力、行业实力、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地位。但是,“大”只是企业竞争力的表现之一。除了《财富》世界500 强排行榜,很多机构也推出了基于不同指标的排行榜,从不同角度反映世界一流企业的竞争力。这些评价及排名方法的评估指标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往往是仅包含营业收入或者利润、市值、总资产等,可以作为企业竞争力评价的参考,但无法作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全面评估指标,也无法诠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内涵。2020 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 中国大陆及香港有124家公司上榜(其中国有企业80家),超过美国的121家,成为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最多的国家。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逐年增多。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认为这些企业都是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因为,其中大多数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国内”,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依然突出,还谈不上是“全球化企业”,更难说“具有全球竞争力”,相比较而言其盈利能力、全球产品市场份额及行业地位、专利技术及优势、品牌影响力、市值管理、标准和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等“软实力”都是偏弱的。中国企业如何从“大”走向“强大”,从“量”走向“质”,是我们必须关注、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3.基于实践的研究已经形成体系

对于企业“全球竞争力”评价的实践探索,相对科学的是我国近年来提出的相关评价办法及措施。国务院国资委2012年研究制定的《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素指引》等文件,对世界一流企业“四强”(自主创新能力强、资源配置能力强、风险管控能力强、人才队伍强)、“四优”(经营业绩优、公司治理优、布局结构优、企业形象优)、“四个特征”(主业突出, 公司治理良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在国际同行业中综合指标处于先进水平,形象良好,有一定影响力)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初步形成了13 项对标共性要素。

20191月,国务院国资委选定航天科技、中石油、国家电网、三峡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移动、中航集团、中国建筑、中国中车集团、中广核等10家中央企业, 作为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示范,并在《关于中央企业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指出,世界一流企业应该是“三个领军”“三个领先”“三个典范”。“三个领军”是指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三个领先”是指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效率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保值增值等效益指标、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领先企业; “三个典范”是指践行新发展理念、履行社会责任、拥有全球知名品牌形象的典范企业。

20206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的通知》,提出在战略管理(提升战略引领力)、组织管理(提升科学管控能力)、运营管理(提升精益运营能力)、财务管理(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科技管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风险管理(提升合规经营能力)、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科学选人用人能力)、信息化管理(提升信息系统集成应用能力)等8个方面,全面对标世界一流企业,要求部分国有重点企业管理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

20208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提出在不同行业领域培育一批专业领军、全球资源配置、自主创新等方面强(“三强”), 价值创造、可持续发展、社会形象等方面优(“三优”),市场话语权、引领带动作用、对经济社会贡献等方面大(“三大”)的龙头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目标是:打造一批行业产业龙头企业,打造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企业,打造一批“专精特新”冠军企业,打造一批基础保障骨干企业。这一系列目标、标准及措施,有助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是国有企业不断优化改进的方向与目标,也可以看作是我国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理论与实践标准的科学探索,是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企业的行动指南。

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八个要素特征

笔者长期研究且通过与2000 余名企业家、专家学者、商学院学生、媒体人士等进行思想“众筹”,给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画像”,得出结论认为, 中国企业要想成功进阶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必须具备以下8个核心要素:优质的规模效益表现、持续的行业引领能力、突出的核心竞争能力、协同发展的战略与文化、先进的全球发展水平、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力、超强的执行力行动力、尊敬的社会责任义务(图1)。这是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内在基因,也是中国企业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必然要求与内在源泉。

1.优质的规模效益表现。指具备合理的经营规模与良好的经济效益。企业资产总额、员工数量、营收总额等反映企业规模的指数适当增加,产生规模经济达到合理边际效益,使企业长期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具有可持续盈利能力,净资产利润率、收入利润率等指数表现良好。要求国有企业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营收利润率、人均产值、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企业家队伍和核心骨干员工薪酬水平、经营性现金流、负债率、“两金”占营业收入比重等9项关键指标上处于行业领先水平。2019年度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48A级企业,其中38家为世界500强(占比80%),从反映企业规模效益的关键指标来看,营业收入1000亿、利润总额100亿是A级企业的门槛标准, 营业收入高于1000亿的共有44家(占比92%),利润总额高于100亿的共42家(占比88%)。由此可见, 企业规模上1000亿、效益达100亿是A级企业的重要条件,体现出对规模和效益的基本要求。

2.持续的行业引领能力。指不断追求卓越和高质量发展,在所属行业中具有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并引领产业发展方向。企业自身的认知、创新、突破和对全新模式的探索可深度影响所属行业,使其形成重大的突破和变化,并对整个行业的战略发展、收入利润、技术创新、品牌塑造、价值追求、社会责任等肩负起示范责任。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强化基础研究和发展竞争优势, 重塑科技创新格局,构建合理的创新体系,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3.突出的核心竞争能力。指专注核心业务,主营业务突出,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和服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拥有一支忠诚、奉献、敬业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是一个具备自我创新完善能力的学习型组织。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坚守主业,不断攻克“卡脖子”技术,在科技自立自强、技术和产业迭代发展中始终保持领先,争做全球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必须合理开拓市场,全面提升专业整合能力、产业链整合能力、融资能力、战略联盟能力和集团化建设能力; 必须坚持系统创新,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设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资本运作创新上有所作为;必须积极出海,要放眼全球、找准模式、选对路径。

4.协同发展的战略与文化。指具有清晰的、前瞻性的引领公司发展方向的战略以及优秀的企业文化,二者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且能够随着商业环境变化、企业发展壮大而动态变化。一方面,要求国有企业要以影响世界、坚定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的价值观为引领,树立对全体员工具有极强引领性的愿景目标,并科学制定中长期战略规划,而且,无论是制定战略,还是进行战略业务调整,都必须考虑是否与企业所追求的愿景目标一致, 是否符合企业所遵循的共同价值观, 做坚定的“长期价值主义者”。另一方面,要建立起成功有效的企业文化体系,表现为价值观引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组织内生力,优秀的跨文化管理能力,并坚守中华文化底色、汲取国际先进理念、注重多元文化融合,彰显独特的品牌文化,为社会贡献基于“中国方案” 的管理思想和价值理念。这不仅是企业全球竞争力的表现,还是企业实现持续成长的根本基因。需要注意的是,企业运营上的勤奋并不能代替战略上的懒惰,企业文化在影响企业战略制定的同时,还要服从于企业战略或者随之而来的动态升级,这其实也是公司制定战略并能成功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

5.先进的全球发展水平。指具有国际视野、立足全球布局,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强,具备驾驭全球供应链能力, 全球产品市场份额及地位较高, 且跨国化指数表现良好。要求国有企业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国际资源和资本,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开展多方位、多层次、跨领域的国际合作, 并不断提升国际竞争话语权。2019 年世界跨国公司100强的平均跨国化指数为58%,而中国跨国公司100 强的平均跨国化指数仅为16%,且没有一家超过58%。我国企业在国际化水平上仍有较大差距,要下大力气培育国有企业的整体国际化能力,“十四五”末力争先达到20%、“十五五”达到30%、到2035年(“十六五”末)实现35%的突破。

6.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力。指既有规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又有协调运转的公司治理机制。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把握好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企业特点,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加快构建以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加快建立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形成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新形势的现代治理模式,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优势。前不久印发的《关于中央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是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理清党委(党组)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推动章程和议事规则的个性化设计。具体执行中,借鉴跨国企业治理经验,结合现代国有企业运作实际,坚持股权董事、独立董事在人数上应当超过内部董事组建董事会,把董事会做实,细化落实中长期发展决策权、经理层选聘权、业绩考核权、薪酬管理权、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等职权,建立多元决策、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形成有效的内、外部监督和约束。各治理主体的责权边界具体来说就是: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经理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各治理主体既要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相互替代、不各自为政,但也千万不能教条化,许多时候还是要讲合作、讲配合,共同将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进而使企业充满活力、形成高质量的投入产出。

7.超强的执行力行动力。指管理理念、管理文化更加先进,管理制度、管理流程更加完善,管理方法、管理手段更加有效,管理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基本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体系。员工与组织目标高度契合, 具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组织上下高度的“思想认同、战略认同、管理认同、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具体表现为定位清晰准确、层级简明、目标一致、敢于担当、工作高效、团队协作、学习进取、结果导向、奖罚分明。要求国有企业建立基于价值观共享的学习型组织,在日常工作中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与效果导向相统一,做到战略行动一致、快速响应市场、不断完善自我、大胆创新变革、主动拥抱变化。

8.尊敬的社会责任义务。指与顾客、员工、社区、环境、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形成和谐的发展生态。要求国有企业带头诚信守法,严守商业底线红线,严把质量安全关,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报社会,反哺人民。要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中获取利益,在为社会创造价值中获取价值,在构建商业秩序中塑造商业文明。2019 819日,美国188位顶尖企业首席执行官联合签署《公司的目的》宣言,强调企业将更加重视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对利益相关方的责任,不再独尊股东利益,并希望重新界定企业在当今美国社会中的角色。当前, 全球企业已基本形成新的共识,那就是对员工充满尊重和善意、对利益相关者充满责任感和良善之心,“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已经成为时代共识。可见,广泛的社会尊重已经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指标之一。

国有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还有五个方面亟待提高

1.企业创新能力亟待提高。近年来,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强度,开始跻身世界前列。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合计投入研发费用超过9765亿元,其中提供数据的426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大幅增长了21.71%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专利总量中,发明专利占比已经连续6年逐年提高,专利质量稳步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研发人员总数已居世界首位,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

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等方面,我国企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首先,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为5.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15%20%。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全球2500家公司总计7364亿欧元的研发投入中,来自中国的公司占比仅9.7%,排名远低于美国(37.2%)、欧盟(27.2%)、日本(13.6%)。《2019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前100强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排名中,只有华为一家中国企业入围前20位,以研发投入153亿美元排名第四位;美国有9家企业入围,亚马逊以研发投入288亿美元(研发强度12.4%)位列榜首。

其次,从202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看,中国企业在石油化工、能源、冶炼、电信、公共设施、工程建设、粮食等基础应用产业方面除粮食行业外几乎全部引领全球(中国占有51家,而美国只有18 家),但在装备、材料、信息、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种子等关键领域的部分核心技术相对落后,“卡脖子” 现象依然严重制约着企业的转型升级、影响着产业的安全。

再次,中国企业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水平方面相对较弱,其技术创新对主营业务的支撑作用也有待加强。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60%70%。此外,在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机制建设。2020年发生的合肥某研究所90多名职工集体离职事件值得高度重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高新技术产业是中西方的主竞技场,核心还是人才的竞争,我们一方面要加快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必须在全球吸引高精尖稀缺人才。

最后,在创新模式方面还需放眼全球、注重协同、大胆探索。传统创新型企业要更加重视研发中心建设,而新一代的全球创新型企业则应更加重视整合利用全球科技要素和科技成果,通过建立全球创新网络,整合利用各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人才、设施等高端资源;通过创新中心之间的协同,提高创新效率和技术竞争力;通过公司创新和收购兼并,保持技术组合的多样性和持续旺盛的创新活力,从而始终站在创新的制高点。国有企业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一定要发挥国家队作用。

2 . 企业创效能力亟待提高。《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尽管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数量增势强劲、实力显著增强,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其盈利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净资产利润率、收入利润率、人均净利润等方面均低于世界500强企业平均水平。2020 年世界500强榜单上,124家大陆企业的平均利润不到36亿美元,不仅只有美国企业的一半,甚至还没有达到500强的平均利润水平(41 亿美元),利润率也仅为5.33%, 低于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国的企业,国家排名第13位。壳牌(500强第3位)人均营收489.58万美元,而中国石油(500强第4位) 人均营收仅28.43万美元,壳牌的人均营收是中国石油的17倍,差距明显。自2012年世界500强榜单开始, 中国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就从未超越美国企业,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甚至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自2014年榜单开始,中国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也一直低于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利润的背后,是企业掌握稀缺资源的能力,这些稀缺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石油、货币、先进技术、先进管理。

3.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亟待提高。高度国际化的世界一流企业往往都拥有或者主导一条全球供应链、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其上下游资源配置几乎实现了全球布局,超半数收入、资产和员工分布在海外,其跨国化指数也明显偏高。而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中国企业, 很少能够构建、拥有或主导一条成熟完善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产品市场份额及地位也明显偏低,其跨国化指数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较更是差距甚大。前文提到,2019年中国跨国公司100强的平均跨国化指数为16%,而同期世界跨国公司100 强的跨国化指数平均为58%,到2019年,中国跨国公司尚未有一家突破这个平均值。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继续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应该积极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国际分工过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提升全球竞争力。

4.企业治理水平亟待提高。随着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改革,我国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公司治理不断完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进程加快,效果较为明显。但是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出资人授权还是偏谨慎。主管机构或上级单位或出资人机构的授权和激励依然不清晰,比如在战略规划和主业管理、投资并购、工资总额和重大财务事项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放权不够等问题。需要以“竞争中性” 原则深化国企改革,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加快建设“两类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继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纠错纠偏作用。二是管理层权力划分仍然不够清晰。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决策执行监督的分工机制不够完善,其中分工协作、有效制衡有时表现为互相掣肘。基于职能分工的制衡机制设计还不健全,决策能否民主、能否科学完全取决于企业的成长惯性(文化)和“一把手”的风格、能力、经历和素养,取决于“二把手”和其他班子成员的能力、胸怀和境界;对“内部人控制”的有效制衡,近年来虽出台了许多办法和措施,但效果仍然不够理想,而解放思想、下大力气大胆推进“两类公司”改革,并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 的总要求创新推进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即使目前出现了不少问题,也应当义无反顾地积极推进,边推进边规范),让战略投资者、股权董事参与管理、决策、监督,仍需大力推进。

5.企业品牌效应亟待提高。近年来,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20年中国500 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显示,上榜企业品牌的总价值为246921亿元,比2019年增加28210亿元,增加幅度为13%Brand Finance全球品牌排行榜显示,10年来世界品牌价值总体增长了143%,而中国入榜品牌的总价值增速几乎是榜单整体品牌价值增速的8倍。然而, 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品牌价值、国际影响力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Interbrand发布的2019 年全球品牌100强榜单上,华为再次成为中国唯一上榜品牌,且排名仅为第74名,较上年下降6位。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500强》显示,美国上榜品牌最多,有206个,而中国只有76个。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路径

基于“全球竞争力8要素”以及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发现中国企业存在的真实差距,笔者认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1.筑牢制度基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设计,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备科学先进的公司治理能力,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前提。一是出资人或上级单位清晰授权。国有企业应继续将深化政企分开作为改革重点。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关键是明确委托代理或者授权的边界,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尽量保持“一臂之距”。通过清单、章程或者法律来明确出资人代表机构或政府部门的监管权力和责任边界。二是建立董事会多元决策机制。我国国有企业在董事会建设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仍然需要在形式与内容的进一步融合上下功夫。要根据企业实际建立董事会并优化董事会组成结构,赋予董事会实权;完善做实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强化董事职业化,放眼全国甚至全球选择董事,遴选培养专门的董事队伍。三是完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公司治理的本质是基于委托代理和激励约束的权力分配。要建立权责法定、权责透明、权责统一、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需要从运行的微观层面、从治理的关键处设计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

2.打造核心优势:以创新驱动壮大新动能、打造新优势,抢占科技领跑地位。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企业赢得国际竞争话语权的根本途径。要发挥我国举国体制优势,大力加强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突出抓好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着力突破和掌握关键技术(包括基础性技术、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尤其是芯片等“卡脖子”技术和产品,从根本上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 要着力强化自主创新研发,实现引领性技术、重要设备的自主可控,尽快实现国产替代;要着力加强协同创新,善于“借水行舟”,努力提高联合研发能力和水平;要着力完善创新机制,对承担国家科技重大攻关任务的科技人员采取市场化、更加灵活的薪酬制度,完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其本质是在推动以数据为核心投入、以智能制造与智能服务为先导部门、以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升级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在新的发展阶段,国有企业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必须具备驾驭上述趋势性的环境变化的能力, 在某些颠覆性技术上超前部署、重点突破、领先一招,以“卡”止“卡”,方能扭转和平衡当下这种被“卡”的不利局面,真正体现大国重器、大国神器的作用。

3 . 增强内生动力: 构筑先进的企业文化,不断提升企业软实力。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一是树立诚信守法的商业伦理文化。在国际化环境下,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强化合规经营意识,诚信履约。深入研究了解当地文化、宗教、民俗、习惯等,建立一套适应当地制度、文化特点的企业管理体系。二是树立正确的“义利”文化。“义”先“利”后,要按照“客户第一、兼顾利益相关者”的逻辑,坚持长期利益超越短期利益、共同利益超越自我利益。三是树立责任文化。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兼顾各利益攸关方的关切,全面履行经济、环境、安全和社会责任。四是构建完善的企业文化体系,形成“有温度”的企业文化。要注重企业文化目标体系、保障体系、识别体系、培训体系、传播体系、激励体系、融入体系和评估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倡导忠诚、奉献、敬业的精神和追求, 为员工提供合理丰厚的薪资待遇, 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完善的学习成长机制,使员工具有荣誉感、归属感、价值感,营造价值观引领、个人与组织共成长的良好氛围,切实做到企业文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施化于行、外化于形”。

4.优化国际布局: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国有企业要着力提升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要努力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能力, 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实现更好发展。一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我国在“老基建”方面的显著优势,重视“新基建”和“软基建”建设,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推动5G、北斗导航、高铁、核电、特高压、基建等优势产业“走出去”,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实践中、在碳达峰碳中和中提升国际化水平。二是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数据等要素资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三是着力打造国际化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除自己培养外,还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力引进专业人才,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四是抓住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机遇,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中加快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提升合规竞争力。

5.强化智力资本:全面建强企业家队伍,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撑。一方面,要全面建强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出资人代表或监管机构要按照“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标准,下大力气加强对企业家的教育、培养和锻炼,为企业家整体素质提升和优秀企业家脱颖而出创造环境和条件;要建立“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畅通高效的政企沟通机制;要执行好《民法典》,切实保护企业家的合法人身权利、知识产权和财产权益,使“有恒产者有恒心”,让企业家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办好企业;要充分尊重和严格保障企业家的自主经营权,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纠偏纠错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大海航行靠舵手,商业组织的本质是人,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专注于将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精神,其核心特质是敢于冒险、善于创新。要着力培养企业家的爱国情怀,鼓励企业家办好一流企业,将自身价值实现、企业发展壮大与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世界大同紧密联系在一起;要鼓励企业家勇于创新,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 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要教育企业家做诚信守法的表率,带动全社会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升;要引导企业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反哺社会,为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多价值;要支持和鼓励企业家不断拓展国际视野,使企业家能够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在惊涛骇浪的大海航行中成为洞察趋势和方向的战略舵手;更要引导企业家除了不断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外,还要特别注意外部治理,给企业可持续发展营造和谐的全球生态。

作者系中国通号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

评论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