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主要著作：《刘奇文丛六卷》《中国三农危与机》《贫困不是穷人的错》《大国三农 清华八讲》《乡村振兴：三农走进新时代》等十余部。
不同职业、不同层面的人对文化有不同的理解。世界名家对文化的定义有300多种。一般而言，考古学家眼中的文化最大，是指人类活动的痕迹，一堆古代垃圾，考古学家都能从中分析出古代人是怎样生活的；行政官员眼中的文化最小， 是指宣传加娱乐；普通百姓眼中的文化最具体、最直接，是指古文、外文加文凭。
文化应该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构成的集体人格，文化与文明不同，不是所有文化都符合人类文明的标准。
每个人，每个地区，每个城市，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特点，不同文化中都有各自的精华与糟粕，而文明则是人类共同遵守的最高准则，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的社会形态。如儒家文化里既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糟粕，也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华。西方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文明的“黄金定律”。
文化的定义很多，文化的内涵丰富。和其他事物相比，一般有五种分类方法。
一分法：即把人类通过自觉活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都叫文化，就是经过人的创造，不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就成了文化。
两分法：即把人类活动和人类活动的精神成果叫文化。文化是相对于物质层面的东西分类的，我们说精神文明就是指和物质文明相对应的文化。
三分法：即把整个社会分为三大块，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包括教育、科技、体育、宗教等。
四分法：即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分法，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今天采用的是五分法，就是在四分法中再加上一个生态文明建设。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四位一体”拓展为“五位一体”。
如果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概括文化，就是四个字：“人化”、“化人”。
中国文化有记录的历史起源于甲骨文，以前的文化只限于传说， 没有文字记录。
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领域发生了两大事件，一件是推行白话文，一件是破解甲骨文。
从王懿荣、王崇焕、刘鄂到罗振玉再到王国维的共同努力，引起社会对甲骨文的关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至1937年共在小屯村发掘15次，1936年挖出商代的皇家档案库YH127甲骨坑。
这些文化大师都已经逝去，但是一个商代被他们破译了，激活了， 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整个商代的文明史。青铜器、甲骨文是商代文明的代表，也是人类文明的代表。人类有早期文字的民族很多，但大都没有延续性地传承下来，只有汉字从甲骨文到篆、隶、楷、行、草等多种书体一脉相承地沿袭至今。破译甲骨文是开启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
我们今天说保护环境，甲骨文记载，商代就有严刑峻法保护环境，谁要是在大街上倒垃圾，哪只手倒的就砍掉哪只手。
中华文化第二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百家争鸣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前后，整个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被西方哲学家称为“轴心时代”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印度、波斯、古希腊等东西方几大文明共同进入一个大创造时代。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一代大师几乎同时出现。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苏格拉底比孔子小10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只相差7岁，大家一起跨入文明的门槛，然后由量变到质变，产生智能大爆炸。人类最精彩的思想创造集中在这一时期出现。历史又走过了二千五百年，直到今天仍然没能超越那个“轴心时代”的思想。在这长达2500年的历史进程中，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时， 总能在“轴心时代”的先哲思想里得到精神的指导。
东西方文明在“轴心时代”是共同作业，多种文明共同从不同角度打造人类的文明，如古希腊文明更多地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印度文明更多关注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中华文明更多的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者，爱人）。
在那个“轴心时代”，东西方各有一个最有名的大学，古希腊的雅典学院，东方齐国的稷下学宫，雅典学院出了不少大师，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东方的稷下学宫既是学校， 又是齐国的智库，也是思想交流的大讲堂。当时高级智能人才如果想扬名，要么到稷下学宫去讲学，要么去做官，这个学宫名声最大的学者是孟子，但实际影响最大的是荀子，他曾三次做学宫的主持。
2500多年前的那个“轴心时代”在中国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中造就出一大批大师。孔子是格言大师，老子是哲学大师，一篇只有5000字的道德经，据说在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现在差不多家家都有一本。古往今来，世界范围内作品影响力排在前十位的写作者，老子居首位，老子是世界名人中拥有粉丝最多的写作者，比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就职演说中也引用老子的话“天之道， 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世界上翻译成各种语言发行最多的第一是圣经，第二就是老子。
孔子最大的贡献是把人人都能体验到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治理， 以家庭伦理为基础重建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他的思想的核心就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这两点是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灵魂。君子之道是人格论，中庸之道是方法论， 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是一致的。
“轴心时代”是人类思想的集中创造时代，是没有分工的分工， 是共同作业。中华文化又在这个基础上兼收并蓄，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打造出儒佛道一体的中华文化主体构架，儒是核心，又兼容佛道两家。
什么是儒佛道，有人用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说明。一个学生在校园里丢了一辆自行车，有人说，要建章立制，规范行为，防止被盗，这就是儒家；有人说，要进行思想启蒙，开启智慧，提高境界，这就是佛家；有人说，丢了就丢了，随它去吧，这就是道家。儒家思想适宜于治国；佛家思想适宜于益智；道家思想适宜于养生。
佛是印度文化，佛家为什么会在强大的儒与道中长入中华文化， 是因为儒与道都没有真正的宗教性和信仰力，佛家就从这个大缺口打入进来。儒要求做圣人，道要求做真人，这都需要高深的知识和一定的修养，而佛家不需要，它关注的是普通百姓的生老病死，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快乐，佛家用超越，跳脱的解释回答了这些问题，使人人都能接受，都能做到，不识一字， 也能信佛。
从理论上说，佛家能在与儒道两家的博弈中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主要是他跨越了儒家的“忠”“孝”两大理论门槛。一是变通解释“忠”的问题。佛家认为尘世间人人都要拜佛，而儒家认为皇帝最大，人人都要向皇帝下拜。佛家为存活，不得不重新解释自己的理论，并向皇帝下拜，称皇帝是现世佛，是救苦救难的人世间菩萨，而心中佛是未来佛，信徒向皇帝下拜不是拜皇帝，而是拜现世佛。二是重新解释“孝”的问题。儒家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徒出家不结婚就是最大不孝。佛家解释，出家信佛带来的好处可荫护七代，而“有后”只是一代孝，信佛则是七代孝。忠孝理论一打通，佛家便有了生存的底气。
一些研究认为，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出，汉魏六朝，中华文化没有多少特色。虽然出了《史记》《汉书》等名篇巨著， 产生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 这样的文化群象，但思想性、艺术性的创造不足。只有陶渊明设计了一个“桃花源”梦想，为古今称道。王羲之把书法变成了纸面上的精神舞蹈， 使书法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图腾。
汉魏六朝值得一提的就是选人用人制度。汉代以前都是分封制，以血缘分封诸侯。汉代开启了一个选人用人的新时代，即察举制，每个官员都有举荐干部的责任，经过朝廷考核，即予任命，但如出了问题，连同被举荐者一同拿下，追究连带责任。到后来，这个制度也腐败了，弄成“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结局。
魏晋时代又流行九品中正制， 这个制度是曹操首创，把人按才能高下分为九等，按等级做官，虽然易于操作，用人方便，但后来选出的评判人才的“中正”被世家大族控制垄断，以致选出的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到隋炀帝便发明了科举考试制度，武则天大加完善，逐步形成了长达1300年中国选人制度，西方认为这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管理的第五大发明。
到唐代又形成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高峰。这一高峰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对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平等接纳、交融、吸收、消化。两个代表人物，李白是灵魂的诗人，占有天堂的愉快；杜甫是肉体诗人，占有地狱的痛苦，两座高峰无人企及。
宋代值得一提的是给文化人以特殊待遇。宋太祖曾下昭，本朝对上谏言事者一律不杀，并以丹书铁券形式存在太庙里，所以宋代文人敢说话，并且还把大师级的文人都推到最高级行政职位上。中国的艺术门类到宋代都达到顶点。而且科技创新能力特强，古代四大发明有三大产生在宋代。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清明上河图描写汴京繁盛已成绘画经典。
自元至明清，中华文化受到专制政治的严重摧残，这一时段是中华文化的沼泽地，中国文化人的尊严被打击殆尽，文化人在重压下被整体消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虽然厉害，但那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像元明清是长时期的整体破坏。为一个字可以户灭九族，甚至十族。虽然编了《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出了“四大小说名著”，但文化专制严重扼杀了文人的创造力。《西游记》很有想象力，而《西游记》本来写作的意图是为当时的皇上反对佛教服务的，作者就写了这么一本小说讽刺佛教，但一不小心却弄出一个传世名著来。弘扬主旋律同样可以写出不朽的作品， 我们的作家不必怨天尤人！
西方有位学者研究认为，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统一”。纵观几千年文明史，统一表现为四:一是统制度。（禅让到分封世袭、文字、度量衡）。二是统思想。以儒为纲。三是统精英。以征伐功赏统武将，以荐贤科举统文人，以国家专营抑商人。四是统宏观经济。如，盐铁专营，此发明始于春秋时代的管仲。国家设有如同今天国资委的机构， 负责统购统销。如盐民可以自由生产，但要由国家统购统销。冶铁由国家封闭矿山，百姓可以自由采炼，但产品卖给国家，盈利分成， 民七国三。这种制度与我们今天的国有资产管理的最大区别是，国家只管住上头的购销，而放开下头的生产环节，且不直接办企业，这样就不会影响社会生产的活力。
从地域上看，中华文化的轴心正处于中华疆域腹地的淮河流域。在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从淮河流域走出去的管子、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构成了气象万千、照耀神州、独步乾坤的文化集群，他们经天纬地、穿越时空的思想，为人类立轴、为天地立标、为民族立魂、为时代立心、为生民立命。传统中华文化的主体构架儒佛道三家中， 佛是外来的，儒和道是本土的，而儒道两家的代表人物都生于淮河流域，淮河流域是儒道思想的发祥地，因此，淮河文化从一定意义说应是中华文化的轴心，可惜这种文化现象至今尚未引起世人的关注。
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就是一部厚重的民族文化史。18世纪之前，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创造者。19 世纪到20世纪，我们是工业文明的学习者。今天我们成了外来文化的学习者。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创造者，这应成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先进民族的追求目标。任何民族、任何国家， 先进的标志不是经济的发达，商业的繁荣，而是创造文化，输出思想。
中华民族浩浩5000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史，内涵之丰富，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无法企及的。今天我们仰视祖先，纵览他们创造的辉煌文化，继往开来，发扬光大应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我们重温历史，应弄清历史的形态。历史分三种形态，一是原生态历史；二是被记录的历史；三是被解读的历史。所谓原生态历史，就是历史发生的本来面目不加任何人为因素，他就象原始录象原汁原味地反映了事物发生发展过程。所谓被记录的历史，就是经过人为加工的历史，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都是被记录的历史，它就像一组照片，只能截取一些历史瞬间，许多过程都被省略掉了。所谓被解读历史，就是我们阅读历史时，由于立场、视角、水平、时代等多种因素的不同，对历史的理解都带有各自的色彩。同一件事，就有不同的理解，他就像电脑合成的图像，已经失真。
因此，我们学习传统，研究文化，要做到五个贯通，一是时间上贯通；二是空间上贯通；三是学科上贯通；四是理性逻辑与情感逻辑贯通；五是学术研究与实证研究贯通。
只有做到五个贯通，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才能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人类文明，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文化的自信心。
今天的中国已经在物质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还要在精神上实现文化强国梦。要实现这一梦想，必须做到两句话，那就是“让有钱人读书，让读书人有钱”。只有知识和智慧体现出至高无上的价值，经济社会的发展，才会具有强大而又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