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利华 张晓兰
2 0 世纪5 0 — 7 0 年代中期， 日本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战后经济快速崛起。但7 0 — 8 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叠加日美经贸摩擦，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开始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1981年日本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后，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热点由60年代的物质型消费转向高层次的服务型消费，“消费革命”推动外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内需主导型转变。这期间，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但也带来了一定的教训，值得我国借鉴与警惕。
1974—1991年日本扩大内需的阶段性特征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变化，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增长出现放缓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下降，1974— 1991年投资年均贡献率为28.4%，低于1956—1973年的34.5%。其中， 1974年投资率为37.3%，1986年下降至27.7%后出现回升，1991年达到32.2%，这主要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而这一时期，“消费革命”推动外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日本人均GDP在1981 年首次突破1万美元，在1992年超过3万美元，正式进入高收入水平和“大众高消费阶段”。日本各阶层间收入差距较小，居民消费升级主要集中在信息互联网行业（ICT）、住宅与房地产行业、在外就餐等几个代表性行业。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这些行业的支出弹性大幅下降，而休闲娱乐、教育以及健康医疗等的支出弹性受收入变化影响不明显。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推动从物质型消费转向更高层次的服务型消费
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居民收入稳步提升，收入差距明显降低，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414降至1981 年的0 . 3 3 4 。消费率明显提高， 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高，从1980年的0.9%大幅提高至1987年的5.0%。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从1980年的3 . 4 个百分点快速下降至1987年的-0.7个百分点，而198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仅为4.2%。同时，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热点由60年代的物质型消费大幅提升，向70年代中后期的高层次服务型消费转型升级。此时，居民除了追求更充裕的物质生活外，还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整个国家进入休闲时代和“大众高消费”时期，餐饮业、超市和便利店、旅游业等发展迅猛，娱乐和交际费用也从无到有，交通、通信、教育、医疗保健、休闲娱乐、旅游等服务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高尔夫球、保龄球、旅行等休闲产业也顺势成为居民消费时尚。
（二）贸易摩擦加速推动经济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进入80年代中后期，日美贸易摩擦加速推动日本经济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日本政府把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经济增长也从外需主导型开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86年发布的“前川报告”，提出加快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为主要政策切入点，建设和完备国民生活环境，增加政府“住宅金融公库”的贷款额度，推行地方债修筑下水道、电力、煤气等公共基础设施，大力充实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投资，促进企业提高工资、鼓励发展进口、缩短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等。同时，政府还通过加快技术研发投入扩大中高端供给。日本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71年的1.85%上升至1990年的3%，超过同年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的2.63%、2.21%、2.72%和2.43%。
（三）泡沫经济财富效应驱动内需消费进入虚假繁荣
1986—1991年间，支持日本内需扩大的主要因素是民间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这一阶段消费兴旺的基础不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泡沫经济对消费驱动造成的虚假繁荣，主要建立在由股票、证券和地价猛涨产生的投机性虚拟经济的基础上，并且这次消费热潮主要集中于超富阶层，缺乏广泛的大众基础。在美国政府的打压下，日本政府为扩大内需而实行扩张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长期维持固定低利率，使得居民对储蓄的热情不断下降，对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热情不断高涨；个人最终消费支出猛增，增长率从1987年的4%快速提高到1990年的6.3%。与此同时， 日元升值促使产业设备投资、住宅投资和办公投资等不断增加， 日本国内设备投资与名义GDP之比逐年递增，成为短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之一。其中，1987— 1990年日本设备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2.7%，相当于同期经济实际增长率（4.7%）的2.7倍，创下战后资本形成率的最高纪录。而这些需求又刺激了生产资料和资本需求的扩大，导致产能大量过剩。据统计，当时日本汽车产能约有300万辆过剩，而100万辆产能的汽车生产线大约需要投资5000亿日元。
日本培育和激发内需市场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与警惕
20世纪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发展，日本政府通过加快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推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减少政府对市场准入的干预等方式，建立起较为全面而完整的产业结构，为日本扩大内需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与此同时，在扩大内需过程中，由于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存在失误，导致未能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一）利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府意识到创新对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开始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生产自动化和高质量化，推动提升产品质量和优化产业结构。日本政府在《日本通商产业政策》中明确表示，要将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型结构”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后工业化型结构”转变，建立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路线。特别是在传统产业中应用集成电路等电子技术，推动电子工业与机械工业结合，继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电机产业”。1988年，日本通产省产业政策局又提出“构筑内需型产业结构”设想，特别强调要对新的内需型产业发展和外向依存型产业向内开拓的市场行为给予资金、财税、信息、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二）推进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日本政府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新产品、新技术、新领域的探索开拓，鼓励上下游企业合作创新， 进而降低研发成本、缩短研发时间，为日本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奠定基础。例如，深度开发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集成电路、半导体、先进制造业、精密机械等资源消耗少、附加值高的产业，并在贷款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1983年， 日本半导体产业产值就已超过大部分欧洲国家，而且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开始连年超过美国。
（三）营造良好环境以扩大市场投资
日本在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中， 奉行“小政府、大市场”模式。80 年代，日本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实行大幅减税、放松管制、促进竞争等措施以提振内需增长。日本政府将公司税率从42%逐步减少到30%，个人所得税率也从75% 下降至37%。1981—1990年间，日本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8%下降至16%左右，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7.8%下降到15.5%。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推进制度性改革，通过完善各领域的法律法规，大幅减少对产业发展的干预，力图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四）缩小贫富差距推动中产阶级发展
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政策，提高国民人均收入，有效缩小城乡差别，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对全国基础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的标准化管理，保证了各地中小学校均衡发展，保障了教育的公平化以及教育质量的提升；同时，政府还构筑起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出台了关于稳定中高年雇用和确保雇用领域男女机会与待遇均等的相关法律以及雇佣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稳定了就业， 保障了中产阶层的“中流生活”。
（五）采取错误的宏观政策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失衡
8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金融泡沫，推高了房地产和股票的价格，而对实体经济的融资则产生过度的挤出效应。日本国内企业也将大量的过剩资本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共同推高了资产价格。另外，日本政府还加速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实体经济中的大量生产资本加速向外转移，忽略了发展本国高端技术产业，造成产业严重的“空心化”。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未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推动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 并最终触发了泡沫危机。
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通过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由“国富模式”向“民富模式”的转型，为培育市场动力、激发市场潜力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日本政府当年出台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为当前我国内需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借鉴。我国应借鉴日本经验，建立有利于提高制造业投资和完善消费市场的长效机制。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有效释放和扩大消费需求
日本政府将扩大内需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采取减量经营、减税等措施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当前，我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尚未完全释放，“新基建”和新型消费等需求大。对此，我国应借鉴日本经验， 加大政策支持，完善政策保障，破除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真正实现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一是改善消费环境，制定出台鼓励居民合理消费的财税、信贷、投资等政策，加快推进“新基建”和城镇化建设，扎实实现将储蓄转化为内需的目的。二是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激活消费，大力培育信息消费、旅游消费、绿色循环消费、品牌消费、线上消费等新的消费热点，加快推进消费结构转型。三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在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引导和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提升，并最终提高全社会的有效需求水平。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
日本政府通过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有效发挥国内市场作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太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范围、投资力度等方面，与日本存在较大差距。对此，我国要借鉴日本经验，继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一是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快建立和完善企业员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二是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和对象，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率，特别是加大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力度，使居民和农民均能享受到社会保障的福利。三是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居民提供良好的医疗、教育、交通和养老服务等。
（三）以消费需求为导向，推动构筑内需型产业结构
日本政府在从以外需为主向以内需为主转变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同时，以国内消费需求为目标的生产、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刺激了消费并带动了内需的扩大。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 在纵深度上要远远高于日本，在扩大内需消费上也具有很大潜力。对此， 我国要借鉴日本经验，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导向，同步加大制造业投资和激发消费需求。一是重点开发和挖掘中西部地区市场，形成东、中、西部阶层式的消费需求。二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等，加快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重点发展服务业，增加休闲娱乐、健康医疗、教育、旅游等服务供给。三是利用先进技术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水平，生产中高端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加强科技应用，推进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发展。
（四）适时调整宏观政策，切实做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工作
日本政府在从以外需为主向以内需为主转变的过程中，希望通过财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但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未能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对此，我国应吸取日本教训，宏观调控须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关键内涵。一要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围绕建设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宏观调控体系布局。二要重点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三要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做好宏观调控与结构性改革的配合，着力推动我国内需型经济转型。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