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货币问题，是经济学中的“爱情问题”，既古老悠久，又新鲜时髦。至今，它仍然是一个谜，吸引着大量试图揭开“谜底”的人们。
应当说，我们是了解货币的。天天都看到它，使用它，谈论它， 更有专家学者绞尽脑汁地研究它， 产生了无以数计的货币理论、学说和观点。但是，我们似乎又不那么了解货币。从古老的贝壳作为货币，到黄金、白银，再到眼前的纸币和数字货币，仅仅是货币的外在形态，就让我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谜底”离我们看来还遥远得很。或许，人类永远也找不到货币问题公认的答案，我们将一直生活在这个谜里面。
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货币悖论。一方面，从历史发展演进来看，货币的形态在变化，我们对货币的认知也在加深，我们还通过人为地“创造”货币，主动有为地运用它管理社会经济；另一方面， 不论是人类历史早期古老的贝壳类货币，还是现代各国或经济体发行的纸币，它们都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制造出货币的社会经济困境、危机和灾难，最典型的就是所谓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问题。一面是人类越来越成为了货币的“主人”， 发行它，控制它，管理它；另一面则是，人类一直为货币所制约，所左右，所统治，被动地跟随货币起舞，从古到今，并无不同，货币作为“主人”的定位固若金汤。一句话，人类既是货币的驾驭者，又是被驾驭者。我们有些不知所措。
这个悖论将人类的思维和行动引向了两个方向。一是努力地认识货币，揭开货币的本质，发现货币的秘密，探求货币的规律，寻找货币的真理；二是由现实货币问题导向，解决货币运用实践中的难题， 尽其所能地让货币带来更多的益处，最小化它对社会带来的损害。由此形成了两条思考货币问题的路线：一条是理论逻辑的，一条是历史经验的。
在一定意义上讲，理论逻辑的思考线路，偏重于认识世界。从哲学上看，这是主客体分离的方式， 思考者作为主体，货币现象作为客体，完全独立开来；思考者和货币现象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直接关联，间接的关联则忽略不计；思考者得出的理论逻辑结论，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普遍性，立意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境界，因而趋向于绝对性，趋向于自身的逻辑完备或自洽。这是一幅美妙绝伦的人类思维画卷。
历史经验的思考线路，则是偏重于改造世界的。不论是原始古老的市场交易中，货币介入的不便， 如石头作为货币份量过重，还是当今时代的通货膨胀困境等，人类面对这些货币问题，必须动手解决； 解决中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经历， 人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梳理、提炼并总结出后续具有指导价值的原则、办法和操作技巧，这就是所谓经验或教训类的东西；它们大多是具体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但在某些环境下，它们可供参考和借鉴， 特别情形下，也存在一定可复制的功用，能够照搬到另外的场景之中。人类社会波澜壮阔又曲折多样的货币历史，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是另外一幅人类思维的画卷，同样美妙绝伦。
颇具意味的在于，货币问题的实践性太强，强到任何的理论逻辑思考，都会牵扯到现实货币的问题上面来，纯粹又纯粹的货币理论逻辑，踪迹难寻；倒是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混合而来的思考，大有主流之势，随手翻阅论说货币的著作或文献，理论逻辑和实际案例交织讨论，涉猎者众——不是以理论逻辑框架，解读货币问题的成因、运行特点和处置对策；就是借助应对货币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修正、批判甚至于颠覆既有的某种货币理论逻辑；更有综合性的整体论者， 将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结合起来， 以“历史的就是逻辑的，逻辑的也是历史的”判定，在同一个框架内来看待货币问题，如货币的贝壳形态，发展到现在的纸币形态，历史这样走过来，逻辑也必定能够如此推演出来。关于货币问题，我们主要有三种“主流”的方法，相应产生有三种“主流”的货币理论、学说或观点。
第一种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或说是古典经济学中最完备的货币理论。这种理论遵循“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首先分列出货币发展演进的逻辑主线和历史主线，进而合而为一，货币历史被逻辑化，或说是货币历史自身的逻辑被揭示出来。货币的逻辑主线是，从偶尔的、特殊的价值形态，发展到一般的价值形态，再到金银（货币）的价值形态，这是将货币的“价值”抽象出来构成的逻辑演进顺序；货币的历史主线， 则是从古老历史的物物交换中的普通商品（如牲畜、烟草等），发展到较为广泛使用的贝壳和石头等， 最后落脚到金银商品之上，这是人类货币历史真实走过来的线路。很清楚，特殊的、一般的和金银的价值形态，与牲畜烟草、贝壳石头和金银商品，是一一对应的。在这里，一般化的逻辑讲“价值形态” 的演进，真实的历史讲“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物化商品作为货币的变化，两者高度统一起来。这种货币理论凝结出的货币定义是，“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最后归根到底的“特殊商品”或说货币，就是黄金。
第二种是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或说是主流经济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货币理论。货币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凯恩斯认为，在于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包括交易性需求、预防不测的需求和投机性需求三个方面，由货币需求起步展开货币理论的思考。这个逻辑起点，显然源自现实生活的观察，人们使用和保存货币而来的“货币需求”是真实的生活现象，但它是作为理论假设出现的，由它逻辑地推演出来的货币理论，并不包含有货币经验和教训的成分。也就是说，这个货币需求理论，和历史的货币经历及现实的货币现象，没有直接、紧密和清晰的关联。当这个理论用于解释货币现象，特别是用于应对货币问题时，经常令人陷入困惑，以至于后来出现许多理论对其进行“修正” 和“补充”，以增强理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与其相应的货币定义是，货币就是“货币的职能”—— 货币重要的不在于“是什么”，而在“做什么”，凡是有或有过标价、支付和价值贮藏职能的东西， 统统可归于货币之下，从贝壳到黄金，再到纸币，均执行过这些职能，当然都为货币。这是一条先理论逻辑框架建构，再去解读历史和改造现实的思考路线。
第三种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或说实证逻辑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从“货币数量”几个字就知道，这种理论大概率是从货币历史中提炼出来的。事实正是如此。货币数量理论有古典和现代之分，弗里德曼的理论归在现代范围。古典理论是货币数量和商品价格之间关系的直接表达，货币数量多，价格上涨；反之则反是。现代理论有了货币进入商品市场之前的理解，货币增加，首先带来的是人们收入增加；人们货币收入增加，部分会留下备用，只有进入市场的部分，才会影响商品价格。现代货币数量论，表达的关系比古典理论复杂了许多。古老的市场里，货币主要用于交易， 留存有限；现代市场，货币职能多元发挥，标价、支付、存贮都很普遍。可见，货币数量理论从货币历史的变化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成就了两种“同源不同派”的数量学说，它们可以对应地解说历史和现实。正是基于这样历史和现实的经历，弗里德曼创造了“实证逻辑” 方法，直接从现实货币运行的数量中，衍化出某种逻辑来；而不是逻辑在先，再将历史和现实揉进理论框架里。基于此，他的货币定义为“购买力的暂栖所”，人们除了购买商品，也会保留货币，有力支撑起了“现代货币数量理论”。
还有一种“ 现代货币理论（ModernMonetary Theory,称MMT）”，时下热度不低，它直接将“国定货币”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理论对货币的理解，潜含货币有“古老形态”和“现代货币”之分，但它聚焦在现代主权货币之上，以国家税收规定作为货币普遍接受的逻辑起点，得出了现代货币完全是“人为创造，并可无限创造”的结论，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冲击力。但它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争议倒是不绝于耳。
不同的货币理论都试图揭开货币之谜。但这个谜，或许正因为大量的理论逻辑推演，和变幻多元的操作实践，更加扑朔迷离。我们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