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莲
3月23日上午，北京阳光明媚，春风和煦。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李克强总理会见了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的90多位境外主要代表。李克强曾经五次以副总理身份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今年是第三次以总理身份会见境外代表，因此，他对当天在座的许多代表都不陌生。在他从容自信、坦率真诚的对答下，整场会见轻松愉快，笑声不断。
李克强在开场白中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高度融合，并且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听说今年论坛上大家讨论范围非常广泛，这对于我们发展中国经济、开拓全球视野有很多启迪。
“我很乐意在今天这个场合听取各位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如何更好地融合，如何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向更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的高见，也乐意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李克强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隆国强，党组成员余斌等参加座谈会见。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论坛以“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为主旨，是“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也是具有“中国自主品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类高端论坛，已成为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主要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的重要对话平台。近几年来，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和影响力的扩大，主动要求参加论坛的国内外知名人士越来越多，要求在论坛上发声的代表越来越多，今年的论坛演讲场次创历史最高纪录。
在过去的两天时间，在被一些网民称之为“国发蓝”的晴朗天气里，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近400位境外代表和300多位中方代表，围绕“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这一主题，进行了40多场智慧碰撞。现在，论坛的境外主要代表来到了人民大会堂，期待着通过与中国总理的座谈交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今后的走向。今年参加总理会见的境外主要代表人数也创历史最高纪录。
座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在轻松热烈的气氛中，围绕经济新常态下深化中外合作、促进社会公平、防范金融风险、调整供需结构以及气候变化和社会建设等广泛话题，李克强总理回答了六位嘉宾提出的问题。先后获得提问机会的是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柯爱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凯飒，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荷兰皇家壳牌公司首席执行官范伯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我们非常愿意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对各公司以及我们各自国家的影响。”今年论坛的外方主席、施耐德电气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赵国华主持座谈。这位“全球能效管理领域领导者”的掌门人1994年至1999年曾在中国工作，此后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几次，因此把北京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很中国化的中文名字，前一天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做了论坛开幕致辞，赢得满场掌声。他说，“这个论坛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企业了解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参与讨论中国的政策，并对此进程发挥自己的影响。”他说，虽然大家讨论的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由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密切关系，这对世界经济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常态。跨国公司愿意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希望看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外方和中方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的潜力巨大
第一个向李总理提问的是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爱伦女士。她是杜邦公司213年历史上第19任CEO，并于2013年6月当选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是一个非政府、无党派、非营利的组织，拥有大约225家在华经营的美国会员公司。柯爱伦在当选该委员会主席时曾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做过一个估计：把对中国的出口利润以及外企的销售额加起来，中国对于美国公司来说是一个至少2500亿美元的市场。她对李总理说，在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正逐渐放开外资对某些部门投资的限制。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过程中，外国投资、创新技术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凯飒也在后面提出类似问题：中国提出制造业2025规划，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在此过程中可以做哪些事情？有哪些机遇？
李克强表示，实际上现在世界经济首先进入新常态。当然，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们有不同的理解、考虑，它离不开世界经济变化的大背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低迷实际上在倒逼中国经济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的产业在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想让中国产业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实际上我们现在一些产品的核心部件还来自于进口，譬如已出口到国外的高铁。中国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的时候，会对外国的高端技术和产品有更多的需求。
“中国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必须进行结构的调整，乃至结构性改革。”李克强说，比如服务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要更迅速地上升，而中国服务业在许多领域，尤其是中高端领域应该说经验不足。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服务业，也要开放服务业一些领域让外资流入，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考虑到服务业是就业最大的产业，在放开服务业外资准入过程当中会是有序进行。
另外，李克强认为，因为中国存在着比较多的富余产能，像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产能的合作，将这些富余产能输出到其他国家去，在此过程中仍然需要高端的技术和装备。李克强谈到他去年访问中东欧时的情况。中东欧铁路的运输速度、运输能力都比较低，中国要参与这些铁路的改造时，仍有20-30%的先进技术装备需要从国外的公司购买。“而这些核心技术和装备可能就来源于在座各位的公司。”
“因此，外方和中方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的潜力巨大。”李克强说，实际上中国很多产品都是合资企业开发的，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中国和外资的合作水平，还可以让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交流中，凯飒以他的亲身经历印证了李克强刚才所说的观点，“我们确实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在海外和外国公司开展这样一种合作，这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之间的合作水平”。
李克强表示，希望有关国家能够放宽对中国高技术及产品的出口限制，倡导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当然，中国政府将尽最大努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希望在华外资企业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我们都同意，如果取消进出口的限制，我们的世界会好很多。”赵国华也赞同李克强的观点。
通过简政放权打造“双引擎”，缩小贫富差距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连续多年出席论坛，他近年的研究视野似乎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2014年12月，提前出版的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刊登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他此次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削减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他问总理，要使得中国能够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削减贫富差距等不平等现象的最重要工具是什么？
李克强笑称自己对斯蒂格利茨“比较熟”且读过他的书，“你坐在后排，是不是延续了英国议会的传统，资深的人要坐到后面去？”
这句话引来现场一片会心的笑声。李克强在回答中坦承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使经济有了巨大成就，社会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确实存在贫富差距的问题，最突出表现在城乡和地域的差距上。
消除差距的对策之一就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双引擎”。李克强表示，政府一方面要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均等化。另一方面，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政府简政放权，让中国千千万万的人的创业更加便利、成本更低。政府也会提供创业平台、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得众多年轻人、贫困家庭的孩子，有纵向流动或者是上升的通道。李克强还提到了“创客”，借他们的创业故事表示，中国政府鼓励“草根”创业、“草根”创新，以有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此外，政府还会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收入。李克强说，对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政府通过财政要使他们的基本生活不仅有保障而且有所提高；对那些在创业当中失败的人，政府要把他们兜起来，像“蹦蹦床”一样，落下来还能把他们抬上去。
李克强特别强调，关键是政府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管住自己该管的，放开自己不该管的，让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相信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差距——这个中国最大的差距可以逐步地缩小；随着大众创业的推进，几乎所有有能力的年轻人都有通过自己努力实现上升的通道，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推动甚至刺激消费，调整需求结构，防范金融风险
多次参加发展论坛并且一直踊跃发言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会见中找到了当记者的感觉。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改变需求结构，以使中国不再过多地依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产生的那些不可持续的债务？
李克强说，从需求结构讲，中国调整的最大空间是推动甚至刺激消费。比较欣慰的是，去年虽然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是，消费需求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是上升的，现在已经超过50％。下一步我们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不光是新兴服务业，还有传统服务业，这将会推进消费。比如我们推出“互联网＋”的计划，实际上它已使近7亿中国网民有相当部分在网上购物。他半开玩笑地说，在网上购物的时候由于价格比较低，加上那些新产品容易使购买者眼花缭乱，人们往往不自主地把购买键按下去。
李克强表示，投资对消费也可以起到推动作用，关键看如何投入。现在我们把重点放在中西部交通设施的投资上和棚户区改造上，会有力地推动消费。
“你是记者，记者的本能就是要提问，不知道我的回答会否引出你新的问题？”李克强回答后的反问，使得大家都笑了。在征得主持人赵国华的同意后，马丁·沃尔夫再次站起来。
“对于信贷泡沫和债务问题，您有没有担忧？”马丁·沃尔夫提出第二问。
李克强回答说，中国总的来说金融风险在安全可控范围。“我们有能力保证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危机，但是你要说一点担忧没有，那我就可以在家睡觉了。”李克强的回答引来现场一片笑声。他表示，现在确实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个案性的金融风险，我们采取的对策是，要允许这些个案性的金融风险发生，然后用市场化的办法处理。今年我们还要出台存款保险条例。这些措施推出去以后，就可以更大力度地发展中小银行、民营银行，使金融为中小企业更直接地服务，也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金融服务的支撑。
对中国开放清洁能源技术转让，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能源领域的话题是本次发展论坛上的一个热点。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进行过世界能源问题研究的荷兰皇家壳牌公司首席执行官范伯登的问题是，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重要政策步骤，来实现碳减排目标？
李克强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不会回避这个责任，而且我们自身转变发展方式也需要走绿色发展之路，来推动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是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在峰值上做出了一定承诺，就是到2030年左右争取达到排放峰值，而且在单位排放的强度方面，我们提出的努力目标也很高，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中国是一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如果煤炭的清洁技术能够发展起来，所起作用是巨大的。李克强表示，在这方面我们自己在攻关，也希望引进国外的技术。中国的页岩气储量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在技术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欠缺，也需要与国外合作。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13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减排的目标，不仅中国要做出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国外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技术向中国开放，这将会缩短中国达到努力目标的时间。
“中国人民的意志是要实现现代化，这需要一个和平国际环境，即使中国强大了，也绝不会去搞称霸。西方在这些技术输出、转让方面若对中国开放的话，确实有利于中国，但也同样有利于世界。”李克强说。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有忧患意识，要有智慧、耐力、勇气
祖籍浙江余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普利斯顿大学，是海外华人学者中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也是多次出席论坛，这次提出的问题是有关中国社会建设方面的，一题两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是，通过大量社会投资，培育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中产阶层比较小，穷人比较多，还面临老龄化形势，那么，中国政府有没有想通过培育中产阶层，把中产阶层做强做大来提升消费的规划？第二问是，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财政收入有压力，但同时社会建设、社会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李克强表示，中国确实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在人类历史上，十几亿人口集体跨入中等收入阶段还没有先例，所以我们要在探索中前进，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实现现代化的意志，而且要有忧患意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包括加强社会建设、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
“很多人看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更多看到的是，中国人均GDP排在世界80位以后，中国还有很多贫困人口，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还比较少，我们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继续减贫，同时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我刚才讲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他们清障搭台，实际上也就是想让中等收入阶层在底层发展起来、壮大起来。”李克强说，关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和继续向贫困宣战，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而且会有一系列的措施出台。
李克强同时指出，由于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包括地方财政收入增幅确实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解决问题仍有空间。我们可以调整支出结构，把财政资金更多投向民生，投向社会保障，应对老龄化。另一方面，我们将继续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也就是为大众创业减税。看起来税收会在一定时间有所减少，但是蓬蓬勃勃的创业发展起来以后，税收会增加。
“当然，调整支出结构也好，通过减税最终让税源扩大也好，这是有难度的，需要智慧、耐力、勇气，我们只此一条路，别无选择。”李克强说。
作者为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