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杨良敏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成长，并已深度融入世界。随着结构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正逐步向中高端移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已超出一般的口号而成为一种新常态。对中国来说，对外开放已不是一个是与否、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在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深化，构筑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格局，让世界分享中国机遇，奏响中国故事的“协奏曲”。
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上，这一话题和有关重大战略安排备受瞩目，有关疑问和关切得到正面回应，并在随后的一周多时间里精彩演绎，开放、包容的中国赢得世界喝彩。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既定战略，不仅方向不变而且会积极扩大，让世界充分分享中国机遇
中国快速发展并不断实现超越，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功不可没。过去的30多年，中国推进对外开放，从一个封闭的经贸小国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经贸大国，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外开放的内外环境与条件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外界也提出了新的疑问：中国会不会继续开放，还需不需要外资，等等。与此同时，这也给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提出了新课题，既要明确回应并打消外界的疑虑，又要准确定位，做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战略决策。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所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进一步通过调整开放战略，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好地参与到全球和区域治理的改革中去，发挥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大国的作用，如何能够继续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演讲中对此进行了部分回答。他说，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政策，截至2014年底，根据中方统计，累计批准设立了外资企业81万余家，实际利用外资1.5万亿美元，外资企业创造了中国近一半的进出口额，1/10的城镇就业，1/5的财政税收和1/4的工业产值。事实证明，外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在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中获得了丰厚回报。
他也注意到，近些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社会上对中国投资环境有一些不同的议论，比如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再像以前那么友好，希望扶持更多的国有企业；还有的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恶化，一些外资对中国开始失去信心，有些开始撤离中国，等等。“这些看法并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高虎城说，2014年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8%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资却逆势而上，增长了1.7%，利用外资的规模也首次排在全球第一位。同时，利用外资的结构也有了很大改善，服务业领域利用外资比例已经高达55.4%，高出工业制造业22个百分点，成为当前和今后中国利用外资新的增长领域。中国的中部地区利用外资增长7.5%，实际利用外资比重已经接近10%，产业梯度转移成效明显。今年前两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831家，同比增长38.6%，合同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02.4%，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7%。实践证明，外资依然看好中国，选择中国、投资中国的潮流并没有改变。
同时，高虎城表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要素供给条件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再走大面积铺摊子的路子显然行不通。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并没有改变，如果说有变，也是变得更加积极和开放。今后，利用外资更多要依靠法律、制度、政策等软环境建设，在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
就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闭幕之后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与中外企业家座谈时再次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他说，2014年中国外资流入居全球第一，中国只会越来越开放，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也不会变。我们对中外企业、对各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中国这片热土欢迎各路英雄共同创业、各显身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开放也是改革。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对外开放是中国既定的战略，方向不会改变。3月30日李克强在会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时再次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将开得更大，市场会更加开放、透明、可预期，各类投资者在中国将享受更好的投资环境。
从部长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反复重申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变，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来说是吃上了“定心丸”，而吃透中国政策，抓住市场机遇是当务之急。
高虎城介绍，今年的政策方向，一是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重点是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的开放。前不久对社会发布的2015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就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开放力度是历次修改中最大的一次。
二是健全外商投资监管体系，全面铺开普遍备案、有限核准制度，并将大幅下放鼓励类项目的核准权，把管理重点放在准入后的环节上，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完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提升外商投资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他说，安全审查制度是外资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国际上各国的通行做法，审查对象是真正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外商行为，并不是针对一般的外商投资的监管手段。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中国对外部世界影响在加大，同时外部世界各种变化，也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必须把国情特点和开放程度结合起来，实现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的有机统一。
三是修订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重点制定外国投资法，实现三法合一，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以负面清单为基础，有重点地放开服务业领域对外资准入的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减少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相关领域对外资的限制。
对此，高虎城让各国企业家着重把握好四大机遇：一是市场准入的机遇。随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推行，政府审批范围将大幅度收缩，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自由裁量权和相应的寻租空间，构建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更重要的是将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多的商业和发展机会。
二是商业创新的机遇。随着信息技术向生产、生活领域渗透，各类产业相互融合，制造服务业生产小型化、流通数字化、消费个性化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网上交易由日常用品扩展到生鲜、医药、汽车、房产等商品，以及文化、创意、金融、保险等领域，中国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其中大部分是外商投资者可以进入的领域。鼓励各国企业参与这场创新的盛宴，推动各类创新要素交汇聚集，促进各类商业模式的相互竞争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共同发展。
三是服务消费的机遇。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育消费增长点，促进养老家政健康消费，壮大信息消费，提升旅游休闲消费，推动绿色消费，稳定住房消费，扩大教育文化体育消费，这些方面外资大有可为。商务部今年将抓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布置的九类服务业的开放落实工作，以自贸园区建设为基础，选择金融、医疗等重点领域做好服务业的扩大开放，逐步积累经验，为在全国更大范围推进服务业的开放做好准备。
四是商品进口机遇。中国平均每年进口2万多亿美元的商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居民对高端消费品形成了巨大的进口需求。目前中国消费品进口占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不到7%，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15%-20%以上。“十三五”期间中国消费结构升级将进一步加快，消费品进口的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让更多的国外企业分享到中国消费品的市场红利。
在更高平台上、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实行对外开放，“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亚投行的设立为之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发展中的中国得益于对外开放，外资也在见证“中国奇迹”中获得回报，这种双赢的局面给彼此都带来非凡的成就感。外资企业深耕于中国市场越发感受到中国机遇的吸引力，而中国享受并珍视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并期望开放红利持久释放。这种开放，不仅是市场的开放，更在心态上的开放。
中国是大国，拥有大国的抱负，不但要以开放、宽阔的胸襟示人，而且要以实际行动来诠释：既引进来，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也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鼓励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在更高的平台上，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实行对外开放，在合作共赢中赢得世界的尊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为之做了最好注解。这也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断丰富自己的战略内涵，既是眼界、能力的体现，也是大国担当和责任的象征。高虎城说，新常态下我们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以积极有为的行动，让中国的对外开放更加精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作出努力。
中国梦与世界梦连接的纽带就在于致力共同发展与利益的公平分享。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来，得到外界的积极回应与参与。吸引力在哪？
在联合国第67届主席、国际关系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武克·耶雷米奇看来，当今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地缘政治冲突，如何把人团结在一起，让国家走到一起，使我们的愿景能够做得更加协调，推进区域合作，促使一个互联互通互利的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促进贸易、投资以及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丝绸之路战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而在这个涵盖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的区域，大多数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利合作前景广阔。
高虎城则认为，关键在“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包容开放、互利共赢的战略构想，它以贸易、设施、政策、人文、金融等五大领域作为核心，以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为标志，把当今合作的理念推出来，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不同的自然禀赋和发展诉求，寻求利益契合点，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这项战略倡议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周边为依托，推动建设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开展合作，特别是推动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创造更好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是有效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抓手。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血脉筋络，深化互联互通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何立峰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其内涵之一就是打造现代版的互联互通，通过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将欧亚大陆两端，也就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活跃的东亚经济圈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带动欧亚大陆广大腹地区域的发展，进而辐射到亚欧非洲，促进形成统一的欧亚大市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总体架构，从根本上提升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活力。
何立峰说，古丝绸之路上，欧亚大陆的现代人排除艰难险阻，跨越千山万水，共同创造了互联互通的典范。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丝绸之路是当时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尝试和实践，是经济全球化的幼儿版，通过古丝绸之路实现的互联互通，推动了沿线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不同文明的对话和沟通，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更有理由、更有条件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互联互通。
当然，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APEC会议上阐述的那样，互联互通不只是修路架桥，不只是平地化和单线条的连通，而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更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的大连通。这种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可以拉近沿线国家在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的距离，深化和扩大各国之间的投资贸易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因此，促进互联互通既包括加强以基础设施为基础的硬件建设，又包括抓好制度和规划衔接融通为基础的软件建设，还包括便利各国之间人员往来的跨境往来与交流。在这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基础，也是目前制约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薄弱环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的领域，要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加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在何立峰看来，做好互联互通这篇大文章，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仅本身能够形成新的增长点，激发区域内各国的潜力，更可以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为区域各国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当前，世界经济继续处于大调整时期，实现全面复苏仍然面临许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去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走势出现新的分化，部分新兴经济体遭遇新的挑战，一些国家甚至面临金融危机以来最困难的局面。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资技术和治理基础，在公路、铁路、桥梁、隧道、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积累的丰富建设管理经验。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稳步推进示范项目的建设，共同确定一批能够照顾双多边利益的互联互通项目，对各方认可条件成熟的项目抓紧启动实施，争取早日开花结果，让当地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
享受实实在在的成果是“一带一路”战略获得支持和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基础。而在这一区域，许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不联不通、通而不畅等问题突出，解决这一问题正是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和突破口。但资金是瓶颈，怎么办？“丝路基金”和“海上丝绸之路银行”等设想出炉并付诸实施。而值得特别书写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呼应，不仅深具战略眼光，而且得到广泛认同，在3月31日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之前，许多国家争相加入，在最近半个月的精彩演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尤其是作为西方大国的英国率先申请加入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等相继提交申请，韩国、澳大利亚等亦不想错过机会。这样，亚投行的“朋友圈”不断扩大，遍及五大洲 52个国家。连一直劝说盟友不要加入的美国也派来总统特使雅各布·卢访问中国，一改过去排斥、挑剔的口吻，表示欢迎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愿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加强相关合作。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在演讲中说，亚投行是中国倡议创立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客观需要，中国将通过承担更多的责任，来促进亚洲地区的合作和多赢之举。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从现在到2020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都无法满足这个资金的需求。
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的周期很长，收入流不确定等等因素，私人部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有难度。金立群说，亚洲地区其实并不缺乏资金，缺少的只是融资机制，我们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以充分利用本地区充裕的储蓄。亚投行将和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合作，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合理分担风险，利益共享，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必将为域外的国家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给他们提供广阔市场，扩大投资需求，拉动这些国家经济复苏，这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全球的总需求，将是非常重要的。亚投行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带有明显的新时代特征。
金立群说，中国作为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是根据亚洲地区中经济的体量确定的，但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是担当。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没有参与之前，为了保证股本金达到一定规模，中国提出出资额最高可以达到50%，以便使亚投行能够如期开张运行。今后，随着更多国家的参与，中国将会单方面稀释自己的股份，即便在初期，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遵守国际通行准则，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决定。亚投行在从事基础设施投资中，将会十分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重视搬迁居民的利益。中国也一再强调我们重视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治理原则，重视涉及环保和移民的安全保障政策，以及其他国际通行的原则，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欧洲发达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参与亚投行，说明他们对中国参与创立的机构有信心。
对于业内人士担心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形成竞争关系,甚至质疑此举是中国挑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说法，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亚洲大陆茫茫大地一望无际，太平洋、印度洋浩浩荡荡，完全容得下所有这些机构，我们相信绝不会发生互相“踩踏事件”。
IMF总裁克里斯蒂娜 · 拉加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IMF对亚投行的成立持欢迎态度，未来也希望IMF可以为亚投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融资。“亚投行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合作空间大，竞争空间比较小。”
金立群说,亚投行将是一个深化互联互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多边开发机构，“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利于沿线的国家，也将会给其他地区国家带来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作为国际机构，亚投行重视亚洲地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利益，欢迎北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一起合作，共享亚洲地区发展的丰厚收获。亚投行将永远是一个公开、透明、包容的国际机构。
外交部部长王毅3月23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午餐演讲上表示，发展不平衡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当今世界诸多矛盾热点的根源所在。我们主张，各国应真正树立起利益共同体意识，在共同发展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正是秉持着这一理念，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发扬，又是有着巨大现实需求的合作构想，已经得到近60个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和优先，契合亚欧大陆的实际需要。仅就亚洲而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亟需升级改造，现有融资机构远远不能满足建设融资需求。有需求就意味着有机遇，潜力可以转化为动力。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深受各国欢迎。我们愿同各方一道建好亚投行，用好丝路基金，发挥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等机制平台作用，建设富有生机活力的多条经济走廊。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将从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产生广阔辐射效应，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地区热点降温，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我们欢迎各国、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能参与到具体的合作中来。
可以预计，基于包容互鉴、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将得到更多的支持，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大格局的形成必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更多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