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如何顺应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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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张菀航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城镇化将会面对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又会呈现何种新格局?在3月21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经济峰会上,来自国内外政界、商界、学术界的数位代表围绕城镇化这一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展开讨论。
峰会期间的三场分组会——“大都市圈的发展与治理”“创新驱动的新型城镇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主要影响因素”集中关注了相关议题。

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需要新模式

“中国是过去35年当中实现城镇化的成功范例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利亚说,从1980年至今,中国城镇人口翻了两番,达到7亿,而在未来还会有更多人进入城镇。这种快速的城镇化一直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让数亿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古利亚认为,中国成功地避免了诸多正在进行或实现快速城镇化的经济体中看到的弊病,比如说贫民区的爆炸性增长。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在发言中也引用数据阐明中国的城镇化是成功的。
“但这一进程也并不完美,过快的城镇化带来了更多的不公平,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古利亚指出。
OECD在为本次论坛提交的专题报告中指出,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由四大要素驱动,即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对环境外部因素的低估和强劲的出口需求。“但在未来,这四个曾经驱动城镇化的引擎都不再靠得住了。”古利亚说。OECD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这种变化趋势:一是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正在加速结束,劳动力增长已经持平,中国正迅速走向老龄化;二是政府决心矫正长久以来扭曲城镇土地市场的政策,因为其往往带来低效、不公平甚至危害环境的结果;三是城镇化的环境代价高昂且不断攀升,尤其是空气污染的经济代价和健康代价,增加一些地区的耕地和供水压力;四是即使全球增长步伐加快,出口需求也无法复制过去的经济增长趋动模式,中国出口市场的拓展空间大大受限。
“今天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城镇化模式。”古利亚提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镇化也要进入一个新常态,相关政策要更好地反映这种换挡。中国于2014年3月通过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和目标,提出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该规划涉及了基于提高城镇化质量的诸多细节,致力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OECD曾发布报告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相关建议,其中一个主要结论就是,城镇化逐渐成为现实,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将越来越不依赖于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更多地取决于城镇化的规模和质量,城市功能运作是否合理和顺当。
OECD在报告中判断:“幸运的是,增长模式和城镇化模式的双重转型具有惊人的连贯性。许多帮助中国建设更美好城市的政策也能助其向更可持续的、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此外,宏观经济和经济领域的结构性政策在极大地促进经济转型的同时,也要求在城镇发展的诸多领域进行改革。”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城镇化模式在改革过程中的互动,推进未来城镇化路径逐步适应新常态。

城市间竞合激发城镇化发展活力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强调了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定位,认为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来保护公共空间,提供公共服务。他建议,城市间可通过竞争,使人口流动到管理更有序的城市中去,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对于这一观点,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进一步补充道:“城镇化要真正开展,一定是各个城市要竞争人口。”他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完全展开,“我们的城市领导还在竞争投资”。大家应该意识到,人口上升以后,GDP和产业发展会提高,这个时候城镇化的动力就会真正出现。
古利亚则提到,当前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较好的竞争氛围,但地方政府间相互统筹协调的机制比较薄弱。他认为,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治理方面的统筹协调。尤其在城镇化政策上,还没有同城镇化现实的发展步伐相一致,所以城镇化政策需要迎头赶上。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院士徐匡迪认为,新时期城镇化同过去30年的不同之处是,要发展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要注重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协同,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

要走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之路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介绍,十多年前,中国的城镇化思路是重点发展小城镇,“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2014年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都确定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本次论坛经济峰会为此专设了“大都市圈的发展与治理”分组会。
曾在上海担任过近十年副市长、市长职务的徐匡迪说,中国已经是大城市、特大城市最多的国家,从世界和中国城镇化的经验教训来看,新型城镇化必须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盲目扩张。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若干大城市,大都市圈是难以避免的。”他认为,中国的中小城市应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同时,中小城市的发展应围绕着大城市展开。“中国新型城镇化要考虑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区域合作,而不是单纯地发展一个巨型城市。”
徐匡迪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寄以希望,“要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的城市群,而且要把这个区域建成整体协同发展的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还有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的示范区”。
区域协同发展是致力于缓解“大城市病”的实践努力。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分享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做法和思考,他认为,应当从创新、市场、生态、民生四个方面着力来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共同体。
王安顺介绍,北京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正日益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打通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通道,构建优势互补、分工合理、有序协作的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无障碍流动可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资源要素在区域内实现最优配置,进而提升区域协同发展的活力。在区域生态建设方面,需标本兼治,区域统筹持续推进,下一步将联合制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中长期规划,构建区域生态安全体系,继续实施环首都国家工业体系建设等一系列区域生态建设工程,建立和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等长效制度。
“让京津冀三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推动协同发展的最终目标,只有不断地增进人民的福祉,让大家亲身感受到协同发展的成果,才能更好地凝聚共识,形成促进协同发展的强大合力。”王安顺强调。
国务院参事仇保兴也在发言中谈到,应避免把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大城市,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走一条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路子,当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改善小城市、小城镇的人居环境,改善教育、医疗和环境卫生等情况。

环境友好型“绿技术”服务城镇化

ABB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史毕福表示,城镇化为人们带来了诸多益处,也伴随着巨大的挑战,要用现在可获得的技术来确保城镇化是高质量且是可持续的。“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技术的支撑,政策以及行为上的改变。”史毕福进一步解释道,只有把这三个要素合理运用并有效平衡,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城镇化模式。
他认为,技术是可持续城镇化中一个最核心的环节,我们需要环境友好型的、节能的技术,同时也能保证个人高质量的生活。从政策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新型的城镇化模式,实现更高的互联互通和可持续性。在行为方面,要保证公众能认识到正确行为会带来益处,并且提供一定的激励措施。“我认为,这需要胡萝卜和大棒同时运用。”
仇保兴提出了“绿技术”,希望用绿色的技术使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得更加顺利、可持续。多家参会企业代表分享的相关技术创新实践很好地回应了人们对“绿技术”的期待。
城镇化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领域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沃尔沃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欧罗夫·佩森指出,目前中国机动车渗透率与发达国家比相对较低,这其实给中国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使中国城市能利用这样一个空白打造出更加高效绿色,更加符合经济效益的交通解决方案。沃尔沃集团正在致力于智能交通体系的规划,目前已经开启了城市巴士运输服务的新模式,快速公交体系的设计等。英菲尼迪全球总裁罗兰·克鲁格也向参会者介绍了英菲尼迪在提供交通规划服务方面的尝试,他们积极开发自动驾驶技术应用于解决城市日益严重的拥堵问题,帮助驾驶员在拥堵的路况作出更好的应对方案,并尽可能减少排放。
创新驱动应避免走入单纯执着于技术创新的误区,仇保兴强调了体制创新,“将传统的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首先是在体制上创新,然后辅之以技术。”他表示,技术是双刃剑,如果某一项技术应用可能会对自然破坏更大,对能源需求更多,带来潜在的安全威胁,或者很多人由于消费不起这种技术而造成更严重的社会不公正,我们就要小心地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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