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可持续消费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 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和健康管理成为社会关注的新焦点。
  • 远程办公的普及引发了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新思考。
  • 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正在改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模式。
  • 智能家居设备的发展正在改变家庭生活的方式。
  •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改变了汽车行业的格局。
  • 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为治疗复杂疾病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 隐私保护在数字化时代变得更加重要,数据泄露事件频发。
  • 全球健康危机凸显了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国际卫生合作的紧迫性。
  • 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和健康管理成为社会关注的新焦点。
  • 农业科技的进步正在提高粮食生产效率。
  • 电子竞技的兴起改变了传统体育和娱乐行业的格局。
  • 社交媒体的普及正在重塑政治沟通和公众参与。
  • 海洋污染问题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可持续消费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 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在商业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 在线健身和虚拟健身课程在疫情期间迅速流行。
  • 网络安全漏洞频发,个人信息保护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引起了全球对自然保护的重视。
  •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如智能诊断和机器人手术,正在改变治疗方式。
  • 全球变暖问题促使各国政府加大力度推动绿色能源的发展。
  • 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为治疗复杂疾病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 随着5G技术的推广,物联网设备变得更加智能和互联。
  • 电子商务的增长推动了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创新。
  • 全球经济正在逐步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
  • 亚投行将改变现行国际金融体系

    亚投行将改变现行国际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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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翔峰

     

    亚投行客观上将成为一个跨越亚、欧、非、拉美的国际性多边金融机构,对未来金融格局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将对正在变化中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形成补充,并将有力地推动现行金融体系的改革。

    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与国际经济秩序塑造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的多边金融机构,将运用贷款、股权投资及提供担保等融资方式为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的亚洲区域的基础设施提供投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已达57个,将会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它的出现是适应国际经济重心转移的必然结果。纵观世界经济发展,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不断转移,中心国家不断变换,由中国、英国、美国再到亚洲,国际经济或国际金融秩序也在随之变化。
    中国与朝贡体系。从工业革命上溯1000多年间,世界经济重心一直在中国,唐宋时期达到顶峰,宋朝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65%,元朝占世界的30%-35%,明朝占45%,清朝康熙乾隆嘉庆年间的中国占35%左右,1820年的中国GDP也占世界的32.9%,超过欧洲各国GDP总和。在这1000多年里,世界以中国作为经济重心,存在一种等级森严的同心圆状的中国对外关系的网状结构,是一种朝贡贸易体系,中国以德治来维护秩序,由于中国经济自给自足及国内市场广阔,并不依赖海外市场。清朝后期,由于闭关锁国,加之西方列强的侵略,白银因战争赔款大量外流,国力迅速衰落,世界经济重心因而远离中国。
    英国与金本位制。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世界的巨大进步,1815~1914年曾被称为“英国霸权”时期。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其殖民地遍布世界,成为“日不落帝国”,1860年的英国占世界人口的2%,却生产了全球53%的钢铁和50%的煤炭,消耗了世界一半的原棉,控制着三分之一的世界海运,其煤、铁、纺织品产量超过了法、美、德三国总和,其强大的海军实力有效地保障了自由贸易的顺利进行。当时英国的工业在欧洲约占60%,占全世界约45%,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工厂”。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大多数国家都进入了英国主导的贸易网,这一体系成为各国资本投向和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1816年,英国的《金本位制度法案》从法律上确立了金本位制。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金本位制实际上是英镑本位制,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与黄金一起发挥着世界货币的功能。
    美国与美元本位制。19世纪末美国经济总量就已超过英国,1913年其黄金储备占世界的26.6%,远远超过英国的3.4%。一战后,美国的综合实力超越了英国。二战后,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度终结,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确立,其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确认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危机爆发,美国宣布放弃维持黄金和美元的比值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76年签订《牙买加协定》,其特点是世界储备货币以美元为主,延续美元本位制,但是美国可以滥发货币却不必承担维护汇率稳定的义务。正是由于美元的这种无约束性,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周期性的频繁发生。因此世界各国一直试图通过地区机制重塑国际金融新秩序,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努力,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寻求国际金融新机制,通过区域金融合作(如亚洲多边外汇储备和金砖银行),减少危机时对以IMF为首的国际金融组织流动性救助的依赖。由于美国的阻挠,IMF和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难以继续,其它国家纷纷绕开美国,另起炉灶。
    亚洲呼唤新的金融体系。21世纪初,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经济体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量的最主要贡献者。亚洲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有全球60%以上的人口,其中中国有近14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印度有12亿人口,再加上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亚洲拥有一个成长中的庞大消费群体。在亚洲,中国现在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2%以上,日本、韩国也都是GDP生产大国,亚洲的GDP总量占世界20%~30%。显然,世界经济重心已转移至亚洲。但是亚洲发展中国家普遍基础设施状况较差,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已进入基础设施大发展阶段,资金需求巨大。据亚行报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基础设施在2010-2020年间需要8万亿美元。例如印度计划在2013年至2018年投入1万亿美元兴建基础设施,其中有一半资金需要引进外资。面对亚洲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现行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满足,由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更无法满足,急需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组织支持亚洲的共同发展。此时已经成为亚洲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却具备了对外投资的充分条件,一是中国上升为第二经济体,2014年人均GDP7485美元,已进入对外直接的快速增长阶段,2013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习近平就提出,未来五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二是目前中国拥有3.8万亿美元庞大的外汇储备,具有对外投资的实力和愿望,如果巨额外汇储备能合理有效使用,促进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也必然会促进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在这种背景下,在亚洲成立新的国际金融组织即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亚洲的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就显得尤为必要。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实力雄厚,外汇储备充足,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设施投资经验,向亚洲区域基础设施进行直接投资,既可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效益,也可为亚洲的经济起飞奠定基础。因此,由中国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顺应了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要求。

    中国崛起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矛盾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为主,形成了以美元为主导的汇率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是这种金融体系的执行机构。以美元为主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特里芬悖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都与美元滥发有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因就是美元滥发,先是造成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然后又因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倒闭而引发世界性的通缩,世界经济被激荡的美元从浪尖推入波谷,陷入空前的危机。危机发生后,美国又通过QE再度滥发美元,使美元大幅贬值,促使美国的出口好转,就业增加,美元的避险功能反而增强,并开始升值,因此美国成为经济恢复最快的国家,而其他经济区却仍然在困境中徘徊,全世界在为美国造成的金融危机买单。事实上,只要美元不受约束地发行,国际金融危机就会周期性发生。在这样的机制之下,IMF对危机的调节是无效的,对于连续发生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延续的欧债危机,IMF都束手无策或处理不当,世行也同样无所作为。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货币政策只求对美国自己有利,而不顾忌对世界经济稳定的影响。鉴于国际金融体系的上述弊端和造成的危害,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出路,各种区域性的双边与多边安排层出不穷,国际金融体制发生了“事实上的改变”。例如欧元区不断扩大、亚洲的外汇储备基金被寄予期望、金砖银行成立并建立了1000亿应急储备安排,这些区域性安排都成为减少对美元依赖和破除美元霸权的现实可行的方式。
    亚洲地区拥有全球最高的储蓄,但却不由自己支配,而由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配置,亚洲通过经常项目顺差持有美元、再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使得美元流入美国,支持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但美国却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亚洲地区高储蓄的结果。因此,将亚洲的储蓄转化为对本地的投资,这也是亚投行的重要使命。
    对中国来说,面临的问题则更多。除了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缺少话语权,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也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现实压力。中国目前外汇储备余额3.8万亿美元,占全世界三分之一,这本是巨大优势,但由于投资方向单一,外汇占款作为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方式不断引发通货膨胀,高额的外汇储备成为沉重负担。外汇储备资产投资收益差也成为巨大困扰,2014年前三个季度的对外投资年收益率为6.3%,对外负债年收益率为12.6%,投资收益总体为负,原因是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以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储备资产为主,但对外负债却是高回报的外国来华投资。因此中国急需寻找外汇储备的有效投资和适应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化的新途径,分流外汇储备,优化对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收益水平。因此,中国筹建亚投行“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逼的”,是想让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更公平,更有活力,更能满足整个国际社会对金融和资金的需求。

    亚投行将重塑国际金融体系

    亚投行有利于人民币争取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目前,人民币已经开始成为周边国家的储备货币,有超过60家央行投资了人民币,IMF也表示考虑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英国2014年成功发行30亿元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并称其收入用作英国外汇储备,欧洲央行也考虑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货币资产。亚投行在继续推行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方面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由于现行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发展中国家为避免货币风险而积极扩大外汇储备,但由于美元的周期性贬值导致人民币风险极大,“亚投行”作为我国“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机构,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可促进人民币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贷款。同时,亚投行还有利于形成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融资网络。美联储、欧洲、日本、瑞士、英国、加拿大等六家央行曾在2013年10月同时宣布已达成长期、无限、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这意味着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多边货币、无限的超级储备货币网络已成型,国际货币互换成为国际上货币制度安排的新特点。中国与21个国家央行签订了总额4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也形成了人民币的货币互换网络,那么中国倡导的亚投行成立后,事实上也会形成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融资机制和网络。从未来看,人民币将首先在亚洲形成主要储备货币,同时也会在欧洲等发达国家成为储备货币,并逐渐向国际储备货币发展。
    亚投行有利于稳定人民币汇率。长期来看,美元仍然是呈衰落之势。但短期内,美元仍处周期性上升的态势,其避险功能在增强,地位有所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由于基本都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均呈贬值态势。美国作为货币发行国在经济低迷就使用宽松政策,经济好转就收紧货币政策,完全从本国利益出发,连美国的传统盟国也感到失望。亚投行一经出现,就拥有57个创始成员国,英、法、德、意、巴西、新西兰、俄罗斯等国纷纷申请,这说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不能回应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诉求,要寻求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来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因此,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可能加剧,短期升值趋势周期可能缩短。据研究,人民币兑美元2015年贬值在2%-3%之间,但对其他货币均呈明显升势,亚投行带动的是中国的大规模对外投资,甚至是以人民币形式的对外投资,因此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持续增大,人民币将趋坚挺。我国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逐渐放开,允许市场供求在决定汇率、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以及增加汇率弹性上起到更大的作用,也有利于人民币币值稳定并呈升值态势。
    亚投行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机构。亚投行不是国际金融机构的简单复制,也不寻求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对抗,而是应运而生,并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互为补充、合作发展。但亚投行有别于世行和亚行,就功能来看,亚投行作为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是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有造血功能,而世行和亚开行则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项目,仅是输血功能。就运行模式看,亚投行将是一个公开、透明、包容的国际机构,中国不寻求对亚投行的垄断权力,欢迎亚洲和欧美等西方国家参加成为创始成员国,这种合作共赢、大家协商的开放举措,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要求,而世行和亚行的局限性明显,世行是美国意志的体现,亚行则是美日主导。未来,亚投行的影响无疑是全球性的,除了直接有助于亚洲更完善、更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以外,亚投行将演变成全球性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改变以美元为主导、世行和IMF为执行机构的旧有国际金融秩序,将极大地重塑全球金融新秩序。亚投行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寻求共同发展的一种金融组织形式,是发展中国家走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困境的重大举措,是探索建立新型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将提升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将不再无足轻重,而是成长为重要一极。亚投行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亚洲的需要,更是世界的需要。
    作者单位: 国家发改委外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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