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曙光
在研判经济形势时，通常看GDP增速、CPI、财政收入、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贸易顺差、货币供应等宏观经济指标。但在实践中，通过这些指标判断一个城市或区域的经济形势并不是很有效。一方面，这些指标的同比环比、特殊因素扰动，分析起来很不容易；另一方面，经济统计仍然存在失真现象，去伪存真确实很难。其实，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如果从微观经济指标入手，再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相互印证，更能真实把握经济形势。最为典型的是“克强指数”，李克强总理任辽宁省委书记时，通常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大指标来分析当时全省经济运行状况，由于现代工业生产与能源消耗密切相关，因而“耗电量”能较准确地反映工业生产的活跃度、以及工厂的开工率；铁路是承担我国货运的最大载体，“铁路货运量”可以反映经济运行现状，又可以反映经济运行效率；银行贷款在我国间接融资中占比较大，所以“贷款发放量”既可反映市场对当前经济的信心，又可判断未来经济的风险程度。那么，作为内陆城市的长沙，通过哪些微观数据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经济形势呢？
经济质量关键看税收收入
（一）税收是经济质量的晴雨表。税收收入水平首先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上。其中，经济总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的税收收入规模，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的高低直接影响税收收入增量。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时，与之相适应，经济增长所创造的税收收入、企业利润以及其它非税收收入也将随之增加，而且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如，长沙市2002年以来经济总量与税收的增长，除2006年、2011年、2014年三个时点，其他年份之间波动趋势、拐点均相符合。因此，从税收增长情况可以初步判断经济质量（表1）。
（二）税收结构反映经济结构。税收收入结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和产业结构。不同的经济结构、产业决定着税收结构。分三次产业来看，长沙税收收入结构表现为二、三、一的产业顺序结构，与二、三、一的经济结构相协调。如，2014年，长沙税收结构为0.05:58.37:41.58，经济结构为4:54.3 :41.7。
（三）税源问题揭示发展短板。税源结构的不够合理反映了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一是长沙税收收入对少数企业或行业的依赖程度较高。工业税收中，烟草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等占比较大，如2014年上述三个行业实现税收647.94亿元，占工业税收比重达83.02%。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税收所占份额较大，2014年房地产业税收占第三产业税收的37.03%。二是可持续增长后劲不足。长沙企业总体规模偏小，缺乏大企业、大集团，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佳，利润较低，科技含量不高，产业层次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税源的进一步扩张，导致税源整体规模较小，可持续增长后劲不足，税收增长支撑乏力。
投资关键看水泥使用量和建安税
（一）从水泥产量来评估固定资产投资。水泥使用量用产量代替考虑到长沙的水泥营销有外地进入的，也有外销的。
1.灵敏度高。固定资产投资需要消耗大量的钢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相比其他建筑材料而言，水泥总产量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同时水泥的保质期较短，出厂后超过30天，水泥的粘结能力就会下降。
2.地缘性强。水泥的销售存在一定的地域限制。就普通水泥而言，一般通过汽车运输的合理运输半径约为150－200公里，通过铁路运输的合理运输半径约为300－500公里，超过运输半径，水泥企业的利润就会降低，在运输费用、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该半径范围还要缩小。因此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一般使用“水泥半径”范围内的水泥。因此，从理论上分析，一定地域范围内，水泥产量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应该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3.数据高度匹配。分析长沙固定资产投资和水泥产量的有关数据，剔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因素，对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与水泥产量增速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投资与水泥产量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但增长幅度存在一定差距（图表2）。
（二）从建安税看固定资产投资。建安税，全称建筑业营业税，是营业税中的一个主要行业税收，指建筑业纳税人提供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及其他工程作业等应税劳务缴纳的营业税税收。一般来说，建安税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映经济的表现之一。
1.国、省用建安税评估投资增速。近年来，国家统计局更加注重用建安税来评估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湖南省因此项目指标排位偏后，在全国的位次下滑幅度较大，湖南省统计局也参照国家统计局的方法，采用以建筑业营业税为主的评估体系来评估各市州数据。湖北省为了准确、真实反映全省投资发展态势，加大数据质量控制力度，还专门出台了《湖北省建设领域统计数据质量及协调性评估方案（试行）》（鄂统计文〔2010〕30号），其中规定投资增速不能超过建安营业税增速5个百分点。
2.两者有一定的数据协调性。从长沙市2000年至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建安营业税增长速度变动情况来看，长沙市投资增减与建安营业税的变化有一定的数据协调性。
3.实践中受一些因素影响，造成有投资无税收的现象。一是减免税政策。如按照有关规定，对单位和个人自建自用建筑物免征营业税。此外，一些地方政府擅自违规出台了建安税减免项目。二是BT融资模式影响。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采用BT模式和标准化钢架厂房结构，建筑工程产生的建安税因缺少征税依据无法及时入库。三是信息不对称。部分施工方有意隐瞒工程合同，或者提供虚假合同，税务机关难以真实掌握合同及工程进度、资金结算等，造成应纳税款不能及时足额缴入国库。四是纳税人使用虚假发票，不向税务机关真实申报纳税造成税收流失。
工业发展关键看工业用电量和企业利税
（一）从工业用电量看工业发展。经济发展离不开电力消费的支撑，而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因此，国家统计局最近将工业用电量作为各地工业增加值统计测算的前提，用来判断整体经济运行趋势，也是判断未来经济的重要“风向标”。一般来说，工业经济的增长是与用电成正比的，即工业经济增长越多，用电量越大。工业用电量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约为1.55。一个城市的工业用电量，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城市工业的规模，判断工业经济增长情况。同时，用电数字难以造假，因为发多少、用多少，这些是实物量，不含价格因素，更能反映经济的好坏。
1.能看增长趋势。从长沙市2009－2014年的年度工业用电量、规模工业增加值匹配情况看，基本上呈现出同增同减的趋势，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相关性，尤其是2010－2014年，两者增速差距不大，经测算两组数据相关系数为0.99，为高度相关（图表4）。但在实际中，由于用电结构和产值结构的匹配度不同，会出现用电正增长、产值负增长，或者用电负增长、产值正增长，或者用电与产值增速差距大。如2009年，长沙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速为－8.9%，而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9.8%，年度工业用电增速不能代表工业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此时，应合理使用工业用电评价工业增长，不能简单使用工业用电量判断工业经济增长趋势。
特别是从月度数据看，2011年8月到2014年12月，长沙分月工业用电量与当月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未剔除价格因素）比较，测算后发现两组数据的关联性很微弱，相关系数仅为－0.16。造成月度数据不匹配的原因复杂：一是工业结构短期波动，当工程机械企业受市场波动影响产出减量、卷烟生产企业停产检修，长沙工业增加值受到的影响程度远远高出工业用电的变动幅度；二是节能降耗长期趋势，长沙近年细化节能降耗，控制落后产能，工业节能成效明显，2008－2012年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率都在11%以上，2013年仍然下降了7.5%（2014年数据暂未公布）；三是电耗弹性季节变动，比如，假设夏天生产水泥的环境温度是35度，秋天环境温度是20度，将消耗提升这15度需要的电量，等等。特别是工业结构短期波动是造成不匹配的一个主要原因。据此可见，长沙存在进一步调优工业经济结构的空间，特别是加快发展低能耗、高产出的工业产业，才能使长沙经济发展适应新常态。
2.能看转型发展。工业用电量与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密切复杂。当工业处于转型发展阶段，产品结构变化较大，高耗能行业用电量比例随之变化，特别是电解铝、钢铁等企业同样的产值而其耗电量可以“以一当十”，压缩或扩张高耗能产业，工业用电量与工业增长原有的相关关系将被打破。但是，大部分时候，通过工业用电量来判断工业发展是比较科学、真实的，若再加上“企业利税”这一指标来补强，做出综合判断将更加准确、客观。
3.能看地区差异。与其他省会城市比较，还能看清长沙的工业结构和能耗。如2012年长沙工业增加值为3051.94亿元，超过南昌的1288.14亿元和合肥的1813.90亿元，但长沙的工业用电量为75.78亿千瓦时，比南昌的73.90亿千瓦时仅多1.88亿千瓦，少于合肥的100.14亿千瓦时。这与三个城市的工业结构紧密相关，南昌有钢铁、光伏电池等高能耗产业，合肥也有钢铁厂，而长沙的烟草、工程机械产业能耗相对较低，而且，长沙是整个中西部高能耗行业最少的省会之一，“低耗电、高产值”正是长沙工业的优势。当然，用电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长沙的工业规模确实不大，2012年长沙的工业增加值几乎只有苏州1/2。
（二）从企业利税看工业发展。从近十年来看，除2007和2008年，长沙规模工业增加值和利税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其中2007年是由于技术进步带来工业利税强劲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新产品产值281.6亿元，增长51.3%，新产品产值率达16.3%，高新技术工业总产值增长35.9%；2008年则是由于长沙受特大冰灾等影响，工业生产成本升高，利税总额增速缓慢。
进出口关键看进口
为什么说进出口关键看进口，是因为出口与地区生产结构密切相关，受市场影响波动大，而进口数据相对出口数据不受一些因素的干扰，更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生产需求。
（一）出口数据干扰纷繁。第一，在内需不振、投资面临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保增长压力巨大，很多省市都以保外贸增长，作为保增长、保政绩的核心，而一旦丢失这一块，保增长就大打折扣。第二，贸易渠道的热钱流入，也是造成贸易数据不实的重要原因。如新一届政府伊始，外资短期内做多中国经济的热情高涨，人民币汇率涨势凌厉。一个证据是，2011－2012年一度负增长的外汇占款，在2013年前几个月激增，如1月外汇占款为6837亿元，比2012年新增外汇占款多四成，这一数字也创下外汇占款增长史上单月增幅新高，且2月仍高达2900多亿元。种种迹象显示，热钱在贸易数据“迷幻”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第三，出口补贴和优惠措施不少，不排除一些企业以虚假出口来换取退税的可能。这是老问题，特别是为了保外贸，有的地方加大出口政策优惠，进一步刺激了虚假出口产生的土壤。
（二）进口数据客观真实。进口数据以企业实际进口货物总额（即报关单上金额）计算，如果是加工贸易核销手册，则以整本手册实际进口（包括转厂等）单证金额总额为准，多种币制折算成单一币种，折算汇率以原进口单当月汇率计算，直接告知海关统计总金额。现实中，多重因素凸显出口数据造假，而进口数据相比出口数据，没有造假的现实基础和因素，因此，通过看进口数据来判断贸易情况相对更加客观、真实。
作者系长沙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