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资本: 对大清王朝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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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267年的大清王朝,直接引发并促成辛亥革命的是当年爆发的保路运动,而诱发这场保路运动的是前一年发生在上海的橡胶股灾。从这个意义上说,几只股票轻松地终结了一个百年王朝。

股票狂潮

证券交易制度是西方近代化的产物,它随着西方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而被引入中国,1872年在上海的轮船交易局发行了中国的第一只股票,这比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只股票飞乐音响早了近90年。
早期发行的股票大部分属于官督商办,通过设立股份制公司招募社会资金,实现融资的目的。当时著名的股份制公司有开平煤矿、平泉铜矿、池州煤矿、长乐铜矿等,都有实业作为背景,企业的经营业绩不错,投资者的回报也较为丰厚,1877年到1883年成立的官督商办矿业股份公司就有16家,“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
清政府没有严格统一的证券法规和管理机构,资本市场属于自由状态,但这一时期发行股票的企业和投资人总体是比较理性的。不过好景不长,看到股票市场有高额回报,一部分机构和个人开始由投资转向投机,股票价格被哄抬,夸大宣传、业绩造假等现象越来越普遍,一些业绩很差的股票也受到追捧。1883年10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因企业和投资者资金链断裂引起的金融风潮,股价狂跌,以“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在上海的福康钱庄为代表的大批钱庄和银号倒闭。
但是,这场金融危机并没有引起清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也没有引起投资者的警惕,上海的股票市场数年后重新活跃起来。到20世纪初,一种新式股票的出现,把晚清的资本市场推向了高潮。
这种股票叫橡胶股票,是一些橡胶公司发行的,交易的对象是当时非常时髦又十分紧缺的物资——橡胶。
橡胶是由橡胶树、橡胶草等植物乳胶提炼加工成的一种材料,由于它绝缘、有弹性,所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产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时对橡胶的需求量猛增,以英国为例 ,1908年进口橡胶84万英镑,1909年就增长到141万英镑,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各个国家都大量需要橡胶,使橡胶成为紧俏物资,伦敦证券市场发行的橡胶股票也大受追捧,当时有一只橡胶股票发行价10磅,不久就炒到了180磅。
本来这件事跟中国的关系不大,因为中国当时仍处在农业经济阶段,对橡胶的需求量并不大,但橡胶主要生产在南洋地区,国际金融资本便把炒作橡胶的中心逐渐转到了上海,1909年底的几个月时间里,先后就有40家橡胶公司把总部设在了这里。这些公司大量打广告,采取各种办法招徕投资者。于是,原本就充满了投机气息的上海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橡胶股票,有一种蓝格志橡胶股票,发行价为60两,很快便被炒到了1000两以上,有些人通过橡胶股票大赚了一笔。
1910年初,美国限制橡胶的使用,因为成本太高了,这诱发了橡胶市场的震动。1910年6月伦敦市场橡胶价格应声而落,紧接着各种橡胶股票狂跌,不少股票成为一张废纸。

财政崩溃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对投资者来说“愿赌服输”,但对大清王朝来说,这时的经济乃至政治、民生都跟股票市场捆绑得太紧了,这场股灾动摇了清朝的国本。
据统计,当时国内炒橡胶股票的资金约3000万两,赴伦敦炒股的超过1000万两,二者相加超过4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可支配全年财政收入的40%。这么多的钱不可能都是“散户”的,实际上它们大部分来自钱庄和银号,它们介入橡胶股票的方式,一种是在内部调动资金直接去炒,一种是向投资者放款。正是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资本市场才一下子发展到失控的境地。
从钱庄、银号借了钱去炒股的投资者转眼血本无归,跳楼的跳楼,跑路的跑路,重创了钱庄和银号。当时清政府虽然已有官办的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但真正支撑起民族产业发展的还是这些钱庄和银号,这些钱庄和银号如果出了问题,就将拖累整个经济。
橡胶股灾发生后,上海地方政府赶紧出面救市,向朝廷提出了一些挽救金融市场的方案,但一来清政府已经到了财政捉襟见肘的程度,无力拿出巨资来救市,二来大部分掌权者还没有看到这场股灾将来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主张救市的官员借机进行打击。结果,兆康、森源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钱庄和银号纷纷倒闭,形成了民族资本金融机构的倒闭潮,迅速由上海扩展到各地,继而引发实业的倒闭潮,全国工商业全面恐慌,等清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救市时,已无力回天。
这场由股灾引发的金融风暴继而演变为系统性的经济危机,直接受冲击的是清政府已脆弱不堪的财政。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财政收支保持在每年3000万至4000万两的水平,如1842年财政收入是3714万两,支出是3150万两,收支相抵尚有盈余564万两。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田赋、漕税、盐税、关税四项,其中田赋最多,占到2/3以上。后来,清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增加税收,一方面对旧税加重增收,如盐税一项清朝前期每年在600至700两,到1911年就猛增到4500万两;另一方面,开征新税,开埠以后与对外贸易、商业有关的新税种不断出现,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逐渐加重。马克思当时密切关注过清政府的财政和经济状况,他就此总结为“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捐税”。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1908年达到2.63亿两,较鸦片战争时增长了六七倍。有钱总能花出去,而且越有钱越不够花,随之财政支出也大幅度增加,这一年达到了2.69亿两,还有了几百万两的赤字。
这时财政收入的结构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田赋占比越来越少,关税、市税、盐税以及属于“乱收费”的厘金占了大头,最高时达到90%以上,当工商业全面陷入恐慌时,意味着清政府的财政体系将随即崩溃。

又是股票

根据清政府1910年的财政预算计划,当年要实现财政收入2.97亿两,财政支出为3.39亿两,本来就有4000多万两的赤字,现在又逢橡胶股灾引发的经济危机,财政收入将远远达到不预期,而支出又无法削减,这一年的日子怎么过呢?
大概意识到了这个严重问题,有人给朝廷出了个主意,要把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以此做抵押换取英、法、德、美四国财团600万英镑的贷款。600万英镑约合4000多万两白银,刚好弥补橡胶股灾的损失。
但这是一个馊主意,因为当时铁路公司虽然是官办的,修路的资金却大多数来自民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洋务运动的带动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修铁路的热潮。政府号召民营资本投入铁路建设,1898年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了国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铁路项目的各种优惠政策,一时间上至达官富商,下到普通百姓都纷纷拿钱去修铁路。1895年全国只有铁路364公里,到1911年就猛增到9618公里,几年里增长了26倍。
铁路投资的方式还是股票,这些股票由铁路公司发行,募集到大量民间资本,如1903年设立的川汉铁路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超过1000万两。掌握这些铁路公司的是一些游离于政界、商界之间的商人,他们非官非商、亦官亦商,能量很大。清政府的想法是让他们用铁路公司的积累先退还投资者的股金,之后再拿去抵押,但这些商人多年来以铁路为掩护大搞投机,在橡胶股灾中也损失不小,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当朝廷要收回这些铁路时,引起了投资者的恐慌和愤慨,铁路公司的高管们趁机煽动,各地纷纷开始了保路运动,以四川保路运动声势最为浩大。1911年6月,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张贴文告,四处讲演,上京请愿;8月,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斥责朝廷“夺路劫款,行同强盗”,开展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活动;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激起大量群众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镇压,酿成血案,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朝廷下旨从湖北调集军队入川镇压保路运动。
湖北的军队入川,武汉空虚,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这一年的10月在武汉发生了辛亥革命,清政府一举被推翻。
清王朝由兴盛走向灭亡的原因有很多,总的来看是没有跟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固步自封的结果。但仅从具体事件分析,直接推翻它的是辛亥革命,直接促成辛亥革命的是四川的保路运动,直接引发保路运动的是清政府财政的崩溃,直接造成清政府财政崩溃的是上海橡胶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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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应对橡胶股灾的过程十分失当,由于不了解其严重性,坐视钱庄和银号破产倒闭,摧毁了本就脆弱不堪的金融体系。从更深层次说,清政府不重视金融建设,也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官办银行难以承担支撑整个金融体系,外国银行大量涌入,国内的钱庄、银号控制着经济命脉,但政府对这些内外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对证券业更让其自由发展,结果造成了资本的失控,当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一个偶然事件就会带来连锁反应,从而轻易击垮这个王朝。
历史经验表明,金融是经济命脉、也是国之命脉,既不能不管不问、任其自由发展,更不能把主导权拱手让出,当金融危机来临时要沉着应对,不能消极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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