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7月15日出炉的中国经济半年报好于此前的普遍预期。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显示出探底企稳的迹象。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如工业、投资、消费等，也都呈现逐月回升态势。特别是三产增速及其占GDP比重超过二产、单位GDP能耗降幅扩大、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说明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提高，结构在优化。可以说，“稳增长、调结构”的宏观取向初见成效。
不过，面对“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经济走势，我们决不能盲目乐观、掉以轻心，仍须保持足够的政策定力和对风险的高度警惕。李克强总理近日接连主持召开各种会议——包括7月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9日的部分省（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10日的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集纳各方面智慧研判经济大局，这既是中央决策层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抱有清醒认识和强烈危机感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经济“维稳、换挡、转型”之难。
新近发生在A股市场的剧烈震荡，或可加深我们对风险和危机的理解。6月15日至7月8日，在短短17个交易日内，上证指数从5178点的高位一路狂泻到3507点，跌幅超过30%，甚至出现了“千股跌停”、“千股停牌”的奇观，无数人为之胆战心惊。一时间，关于“股灾”因何而起、该不该救市、应该如何救市等话题引发各界舆论热议。在国务院的组织领导下，证监会、央行、财政部、保监会、国资委乃至公安部等部委以及其他相关机构接连出手，股指终于在7月9日止跌回稳。
过去这一个月，无论对于投资者还是决策者与监管方，都是一堂生动而痛彻的风险警示课。不少人事后感慨，我们刚刚与一场金融风暴擦肩而过。就决策动因而言，救市不是为了救指数，而是为了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痛定思痛，我们有必要深入反省：是什么把我们引向了危机的边缘？
股市向来被称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所以，在实体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前期股市的“疯牛”状态令许多人忧虑和不解；但同时，股市又是一个预期性较强的市场，因而有了“国家牛”、“改革牛”的说法，意指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和改革举措必将产生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熊”了七八年的中国股市“牛”起来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归根结底，市场有其自身的逻辑，股市不可能完全脱离经济基本面而实现单向、畸形的繁荣。
此番股市的骤然暴跌，直接起因是市场上聚积了过高的杠杆（甚至是“杠杆连杠杆”）和一部分被过高估值的“有毒”资产；深层原因则在于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脱节，或者说是监管相对于创新的迟钝与滞后。基于这两点，如果要从股灾中总结并汲取教训，核心还在于重新审视和把握“两大关系”：一是妥善处理资金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二是切实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前者的关键，是要在降杠杆、去泡沫的同时，健全和优化金融市场格局，有效地疏通并规范金融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等）与实体产业之间的传导渠道，真正实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以此夯实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前不久听一位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老总说，“（世界上）每次以金融为中心，都会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应该是更多本质需求的配角。”这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理性。金融是“血液”，就应当甘居隐秘之处，让出舞台的中央，这样的金融和金融创新才有未来。
后者的关键，是要充分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应尽可能地减少直接干预，通过恪守监管和服务的本分来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既不能把“加强监管”等同于强化管制，也不能把“放松管制”等同于放任自流。抑制市场失灵、防范市场风险是在市场经济下需要政府时刻坚守的底线，尽量避免在陷入危急境况时动用超常规手段。
毋庸置疑，上述两者的实现均有赖于进一步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中央领导人近来在多个不同场合强调了继续推进改革的重要性和中央政府的决心。7月16日，李克强总理在会见来华访问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说，“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稳定资本和货币市场的目的，是为市场化改革营造公平、公开、透明、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他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各方面改革，以改革为动力，保持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最近一个多月，有几位改革开放年代的标志性人物相继离去，我们从公众的深情缅怀追思当中，看到了人们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认可和对未来发展的期许。中央高层所展现出来的深化改革信念与姿态，正是对这种民意的最好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