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车海刚
跨越浩瀚的太平洋，东西方两个最大国家的元首再度会面。本期杂志付梓之际，适值习近平主席启程出访美国，这是他担任国家主席之后首次正式访美。
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分别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不仅在双方各自的外交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也是世界上最受瞩目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内容。
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迄今，全球经济处于寻求再平衡的过程之中。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又是此次金融危机的肇始国，危机的发生与蔓延暴露了美国经济失衡发展的脆弱性。因此，美国经济的再平衡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至关重要。危机发生后的几年间，美国在推出多轮QE（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的同时，通过消费去杠杆化和再工业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目前看来，美国的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复苏，多个方向性指标呈现向好迹象。
再看中国。2008年以来，面对金融风暴冲击，中国采取一系列积极应对的政策措施，将危机的影响控制在较低限度，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扮演了世界经济“稳定器”的角色。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后，中国经济开始走向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其本质也是通过转型升级达致再平衡状态。
过去一二十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大体可以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来概括。这种状况固然体现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国际分工，也的确有力地拉动了中美两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增长，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日益被证明不具有可持续性。同美国的结构调整要重点解决消费泡沫化、实体产业空心化等问题相对应，中国的结构调整要着力解决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片面的出口导向等问题。如果说美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词是“去杠杆，实体化”，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词就是“去产能，扩内需”。由此视之，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实则与美国经济的再平衡密切相关，两者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当前，中美的经济总量已占全世界的约1/3，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调整各自经济结构、实现自身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同时也是调整双边经贸关系、谋求相互之间再平衡的过程。在中国经济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30%、并且仍在继续“长大”的情况下，全球经济版图正在不断重构，对于中国而言，自然需要以新的心态和姿态面对全新的挑战；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而言，则考验着如何与中国相处的胸怀和智慧。
不久前，中国的汇率调整和股市震荡，在全球各类市场引发连锁反应，出乎中外许多资深经济学家的意料。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和在全球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的势能在加大，“溢出效应”越来越显著。9月18日，美联储在做出备受关注的“暂不调整利率”政策决定时，罕见地提到了中国因素。应当说，至少从目前来看，美国的这一决策是明智的。假如此时选择加息，很可能会使新兴市场资金加速流出，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反过来伤及美国经济本身。
中国显然已经意识到，中国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的稳定，对于保证全球市场稳定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访美之前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确认了中国继续发展资本市场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这可以视为对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一种庄重宣示。
最近的国际舆论在谈及中国经济时，较多地聚焦于“中国风险”。对中国的这种观察，可能并不全面，也不够公允。一方面，应当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国土广阔和人口众多的大国，仍有保持一定经济增长的潜力，也还有进行结构调整所需的腾挪空间。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应当更多看到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建设性作用，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合理诉求给予充分体认。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关键在于秩序的再造和规则的完善，以此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化。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多边贸易体制谈判裹足不前。在这方面，中美两国尤其担负着重要责任，而且有着巨大的合作潜能。以货币体系为例，“美元独大”已被普遍认为是危机之源，而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也有助于改善国际金融生态，为世界金融市场“减震”。
经贸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作为“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基辛格语），中美能否携手跨过“修昔底德陷阱”，既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世界的未来。中美虽然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较大差异，但中美又是世界上仅有的能够同时满足创新能力和庞大市场对接的两个国家，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需要足以超越彼此的分歧。“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两国领导人多次表达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近几年，中国致力于为世界提供诸如“一带一路”倡议这样以“互利共赢”为主旨的公共品，无疑，“互利共赢”原则也应适用于中美关系。在释疑、增信的前提下追求互利、共赢，正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