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原松华
“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已经下降至不到10%，工业企业增加值的增长已经下降到6%。”9月12日，在“国研智库论坛2015年会”举行的“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分论坛上，主持该场论坛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表示，“这正是国务院出台《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的原因所在。相信这两个方面的深度融合，将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创造出新的产业模式、商业模式，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制造业+互联网：工业化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制造业+互联网’需要企业有执着精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主旨发言中表示，“现在‘互联网+’这个词比较热，在所谓的风口。在风口很好，但是哪天风停了，还弄不弄？”“互联网+”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在刘世锦眼中，“互联网+制造业”是搞互联网的人去搞制造业，而“制造业+互联网”是搞制造业的人去搞互联网。他认为，互联网+可以提高信息密度，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线上和线下互动以后会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使效率获得提升。
物流、信息流还有资金流交互，可以使整个制造业包括其他行业从生产、流通到消费都发生很大变化。“制造业+互联网”是模式的创新，正如刘世锦所说，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创新，一个是精致。中国的制造业，加了互联网以后，再加上工匠意识和执着精神，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们的政府最好不要制定具体的技术路线，因为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要创造某种环境、某种条件，按照创新的规律来推动创新。”刘世锦说。
“互联网+每一个行业都有创新，不见得是技术创新，也可能是应用的创新。”在赛迪研究院副院长樊会文看来，“互联网+制造业”不是简单的联网。“互联网+”是智能制造的具体路径，智能制造是“互联网+”深入发展的结果。智能制造的本质是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高度集成；智能制造的发展，将会形成大规模的工业互联网运营业，会出现很多机器联网、云管理、云制造、云供应链、云定制、众创众包的专业运营服务，而且它的规模一定很大，因为机器、物品、商品比人的数量还要多。中国正在面临着信息技术红利，要把工业做强，靠的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红利，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机遇。樊会文说，发展智能制造，不光要在“互联网+”上下功夫，还要在基础能力、基础环境等方面下工夫，建议把互联网应用的专业技能职业培训纳入到国民教育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所长任兴洲则从供应链金融创新的角度理解“制造业+互联网”。她认为，未来的产业竞争不仅仅是企业的竞争，更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顺应供应链发展的趋势，才能找到供应链金融的创新点。
任兴洲介绍了一家长期从事煤炭物流的企业案例，该企业运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在上海成立了一家煤炭交易网，改造了传统的煤炭物流运输链条，全程运用现代的信息技术进行物理监控。这种可监控、可测定的模式，使金融机构可以根据风险程度来提供相应的产品服务，避免出现重复质押和抵押的现象。同时，金融机构还可以依据对这一家核心企业的信用评估，来为整个链条的上下游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目前，我国一些制造业企业已经在尝试“制造业+互联网”的融合。浙江三花集团办公室主任沈培生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电话采访时介绍，三花集团的制造生产流水线应用了互联网技术的分支——物联网技术，结果是生产过程控制得以大大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可以实现全过程追溯，大量减少了妨碍制造管理水平提升的人为因素。不过，他们也提醒，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将互联网的技术应用到制造业，让制造业更加富有智慧、更加智能，这是制造业的福气，但制造业千万不要认为有了互联网就万事大吉，互联网业也不要因为自己对制造业的贡献而自大。这是一个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过程，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
沈培生认为，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所说“如果离开制造业，阿里巴巴就完了”的观点是对的，制造业是基础，互联网技术好比翅膀，让制造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可以发展得更好。
企业遇寒冬 “中国制造2015”三步走面临四方面挑战
今年，制造业企业普遍遇到了寒冬，已跻身中国制造企业五百强第339位的三花集团也不例外。作为一家制冷空调、冰箱、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制造商，三花集团今年的市场形势表现为技术低端、成本低价的产品生产供应大量过剩，而节能、减碳、环保型的产品生产供不应求。由于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景气欠佳，导致整个市场下行压力加大。今年夏天热得晚、时间短，导致国内市场空调、冰箱需求不旺，各大主机厂家库存积压产品数量巨大。受汽车市场不景气和油价下跌的双重影响，导致汽车零部件无论汽油、柴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三花集团是全球市场布局，1－8月份尚有一定增长，但受宏观经济状况影响，增幅大幅度收窄。
前几年，三花集团在房地产市场上获利丰厚的时候，曾抽出资金投入建设了中央研究院，提升研发水平；同时也投入产业转移，将一些低端制造转移到江西和安徽，减轻了企业压力。
对于制造业企业遇到的困难，财政部研究室巡视员汪义达表示，国内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在慢慢缩小。从他们调研的几个省、市看，目前制造业人工成本还略有优势，与发达经济体蓝领工人相比工资相差七八倍，而在其他方面的优势不明显，甚至比发达经济体还弱，包括油、电、物流成本等。因为我们的综合成本并不占优，这就要靠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在汪义达看来，创新要以市场为主体，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形成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政府引导要通过政策给予保障。财政政策如何发挥杠杆作用来支持创新战略的实施，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财政资金要优化使用，发挥好作用。以前财政资金支持企业、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点对点”的方式。现在这种支持越来越少，基本没有了，更多的是针对一些行业、产业来支持；同时，建立基金制。国务院决定设立总规模为600亿元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基金最大的好处是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资金滚动式发展。而且它是一种激励绩效机制，支持企业做好、出成果，而不是普惠制的补贴。财政专项资金以基金模式来支持产业发展，可以有很大的空间。第二，从税费政策上给予支持的潜力还很大，这一轮税制改革（营改增）的力度大、效果好，还可以再优化，减少或避免重复征税，同时支持企业技术进步。此外，通过重点清理整顿，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第三，政府采购政策的功能非常强。欧、美国家很注重使用政府采购这一工具来支持或保护其产业，我们近几年也出台了一些这样的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品。政府购买服务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改革重点，政府要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服务，可以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对于那些颠覆性的创新产品，或者初期阶段的创新产品，都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夯实创新产品的市场基础。稳定的、有前景的市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中国制造要想做大容易，但是要想做强不容易，“这与我们的体制、经济结构有关”。他分析了实现“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所面临的四方面困难：
其一，低端制造产能巨大，由大变强面临过剩的矛盾制约。比如，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总体低于80%，许多行业只有70%左右，一些行业在50%－70%之间，造成生产浪费巨大，只有少部分行业是相对过剩，大部分行业都处于绝对过剩状态。巨大的工业制成品产量，单靠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完，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出口。
其二，制造成本全面上升，市场竞争力下降。从1996年到2013年，制造业工资平均增长了22倍，名义价格比增长了8.2倍。2005年到2010年，从制造业成本的竞争力排序看，2005年中国第一，印度第二，越南第三，俄罗斯第四，墨西哥第五。2010年，墨西哥第一，越南第二，印度第三，俄罗斯第四，中国排在最后，五年间成本优势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成本由低变高的国家是中国、巴西、捷克、波兰、俄罗斯；成本高上加高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瑞士、瑞典；成本平稳的国家是印度、印尼、荷兰、美国。
其三，中国制造业长期依靠“技术引进+模仿创新”，原发性创新能力不足，由大变强的科技支撑不足。中国虽然是全球汽车第一大产销国，但空调、电动转向、电子制动、悬挂系统、发动机控制等核心零部件技术都未能掌握；在基础机械产品领域，中国95%的高档数控系统、80%的芯片、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高端发动机都要依靠进口。
其四，社会资本过度进入制造业领域，造成制造业极度扩张和粗放式发展，过度消耗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差。中国的木材、煤炭、矿石、石油等能源资源供求缺口日益扩大，每年都大量进口这些短缺资源。中国生产每万元GDP能耗是美国的1.43倍、日本的1.92倍、德国的2.2倍、英国的2.49倍。与此同时，土地、水、大气环境被严重破坏，地级以上空气质量达标城市仅有40.9%。
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赵昌文则建言，不要把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立起来。他说，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都很高，达到60%、70%甚至80%，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甚至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规律，很多国家从中低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服务业的比重是越来越高，中国这几年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重要的动力。但是，不要为了提高服务业的比重而盲目地去做这件事情。实际上，在地方政府的评价体系或者考核体系里，有一些制造业基础非常好的地方，简单地提高服务业的比例，不见得是正确的事。
正如赵昌文所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也很难有一个现代的服务业。过去25年里，世界有13个国家先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中大多数国家的制造业实现了高速增长。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重新开始致力于振兴制造业，美国有“先进伙伴计划”，德国有“工业4.0”，日本有“再兴战略”，韩国的“新增长动力”战略确定17个新增长动力产业。今年5月18日，法国政府对“新工业法国”计划进行了大幅调整。“新工业法国II”标志着法国“再工业化”开始全面学习德国工业4.0。
法国是一个值得“中国制造”作为镜鉴的例子。“新工业法国”计划可追溯到2013年。当年9月12日，奥朗德正式宣布施行这一计划。他强调，尽管法国工业有着辉煌的历史，但人们必须正视的是，法国工业已经历“失去的十年”，最近10年法国工业整体上出现巨大的倒退——工业领域流失75万个就业岗位，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法国的贸易赤字达到600亿欧元。
实际上，如果将比较的视野放得更宽，可以发现工业在法国经济中地位的下降更加触目惊心。据世界银行统计，1971年法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6%，到了2013年仅占18.8%。2014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论坛出台的2014－2015年“国家竞争力报告”显示，法国排名已下滑到23位，远远落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其他工业大国之后。法国一度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工业已经过时了，国家发展不再需要工厂、工程师、技术工人，法国进入了“服务业经济”的时代。中国需要吸取法国的教训。
互联网是“加”，物联网是“乘”
“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什么模式？它共有四大部分23项，一个主线就是人、机器、产品这样的线性模式，充其量是把互联网作为一个工具，所提到的智能化也不过是用人的智能化赋予物的一些智能形态。”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房汉廷表示，德国的“工业4.0”是“产品——机器——人”，是由产品来指挥机器，再由机器来指挥人，整个的行为模式变了。为什么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因为物联网的深度发展。
房汉廷分析，信息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常所说的计算机阶段，处理数据有了极大的变化。第二个阶段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共享、信息的即时传输和分享有了极大进步，把我们带入一个虚拟世界。而物联网呢，它要形成物物相联、万物有灵，重新又把我们带回到实体经济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物联网是一个大的革命，是信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
在房汉廷看来，“中国制造2025”从一出台就已经落伍了，它还是在政府主导下、人主导下的模式。“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我们依然还要引进别人的思维来学习。中国的制造业必须进入物联网的平台。如果说互联网是“加”的关系，物联网就是“乘”的关系，它在平台上产生乘数效应。
物联网是物物相联，让物变得聪明起来。这是物联网的核心。互联网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人掌握着互联网的发言权。而物联网呢？今年9月3日，经33个成员国投票表决，国际标准组织ISO/IEC JTC1已正式通过了由中国技术专家牵头提交的物联网参考架构国际标准项目。首次由中国牵头主导的顶层架构标准，表明中国正式掌握了物联网这一热门新兴领域的国际最高话语权。
房汉廷举了两组数据，来看物联网能创造多大的价值。一是IDC的数据，2020年将有300亿设备接入物联网；二是中国物联网的规模，2013年为5000亿元市场规模，2020年将达到5万亿，这是一个巨大的风口。
物联网为什么重要？它实际上不是对互联网简单的深化。互联网是虚拟的，而物联网表达的是实体世界的即时信息；物联网信息是自然的、客观产生的，剔除了主观成分；物联网是物与物信息直接交换，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基于这些特点，“物联网应该成为‘中国制造2025’构建的一个广阔平台。”房汉廷说。
在房汉廷看来，通过物联网，将来大部分的物能够被联网、智能化，有些物会比人还聪明。物联网市场将会呈现几何性增长。到那时，在信息创造和信息交换的过程中，不会再存在产品过剩、边际成本增加等问题，因为它是柔性的、由需求主导的，是由产品指挥机器、机器指挥人来完成的。
“中国制造2025，应该是由产品指挥机器、机器指挥人，这样中国制造业才有可能由原来的虚胖，变成一个真正强壮的东方男人。”房汉廷说。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制造业企业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财富。例如，全球有100多个国家采用了华为的通讯设备；大疆的无人机已经占取全球小型无人机市场份额的50%；比亚迪电动巴士行驶在日本、丹麦、美国、德国、英国、荷兰、波兰等国家。2014年，我国制造业创造增加值20.2万亿元，占GDP的31.8%，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将深刻、全面地影响制造业。美国利用互联网优势，意图让互联网吞并制造业；德国基于制造业根基，试图让制造业互联网化。中国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装备等十大领域，推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
此次论坛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世界产业变革给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机会窗口期”，“互联网+工业”将促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目标；“物联网+工业”将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和新兴业态，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来契机，有利于培育我国企业做大做强，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两化融合，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