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杨良敏 实习生 王 琳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制定“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的提出，被认为是这次全会的一大亮点，其中开放发展是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对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适应中国和平崛起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和重大战略安排，必将有利于我们更深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更好地把握新的战略机遇，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红利，更加坚实地迈向大国复兴的征程。
对此，长期从事开放问题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研究员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进行了详细解读。
“十三五”规划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五年规划
《中国发展观察》：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就“十三五”规划制定提出建议，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您如何看待这个五年规划的特点及其特殊性？
隆国强：“十三五”规划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确实有其特殊性，呈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十三五”规划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第一个五年规划。说到特殊，首先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APEC峰会上阐述了新常态的三个特点：一是增长速度放缓，从过去30年平均9.8%的高速回落到年均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升级，包括宏观上的投资、消费结构和三次产业结构，以及每个产业内部的结构升级。当然，我们说结构升级，不是说以前不升级，到了新常态突然升级，它是一个渐进过程。这么多年，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升级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到了新常态以后，原有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加速推进升级。三是增长动力转换，从原来单纯依靠要素投入转变成主要依靠创新驱动。
第二，“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小平同志当年提出要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们的发展目标，到2000年我们实现了小康。2000年以后我们重新审视，提出要建设全面小康，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十年间，平均增速达到7.2%才能实现目标，而由于“十二五”期间增速比较快，在“十三五”剩下的五年里年均6.53%即可实现目标。这是从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但全面小康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所有人群，其中特别关键的是那些非常偏僻贫困地区的特困群体，需要同步进入小康。全面小康不仅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还涉及社会、生态环境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有些指标已经不错，但还有一些短板，需要尽快补上。
第三，“十三五”规划是一个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制定的五年规划。“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新理念是在这么多年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总结、梳理、归纳、深化而产生的，既有继承性，同时也有创新性，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化和细化，是这次全会的一大亮点。从本质上来说，这五大理念都是针对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这放在全世界来看同样符合当今人类对发展的理解，只是用词上有差别而已。比如欧盟几年前提出《欧盟2020年计划》，也强调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所谓包容性发展，就是中国人讲的和谐、共享，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分享发展成果。实际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的发展理念是趋同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
《中国发展观察》：我们注意到，“十三五”规划建议中除了提出五大理念外，还特别强调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您如何理解？
隆国强：关于“目标导向”，这个五年规划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于“问题导向”，实际上就是针对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战略对策，归纳起来，这些问题主要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不同领域都存在，表现形式各异。
在经济领域，主要是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新的增长动力尚未明显形成，现在就是要重点寻求增长新动力，着力解决如何加速推进结构升级，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
在社会领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社会差距上，包括城乡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巨大的差距带来一系列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
在环境领域，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粗放发展方式付出了非常沉重的环境和资源成本。现在，我们是全世界利用各种各样自然资源（比如矿产、石油）最多的国家，对外依存越来越严重，煤炭进口全世界最多，62%的石油依靠进口。这背后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均资源匮乏，要想过好日子，必须在全球保证我们资源能源的供应安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我们的发展方式相对粗放，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能源较高。如果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不改变，随着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我们在资源环境方面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在对外关系领域，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既要处理与美国这样的守成大国的关系，又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当一个国家崛起（对中国来说是重新崛起或者说大国复兴），就必须要处理好这样复杂的国际关系。过去，我们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一点点没有人在意，但是到了今天就不同了。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讲，他们为什么要搞TPP，就是因为美国必须要主导未来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而不是让中国人来主导。在这个阶段，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关系异常复杂艰难。
五年，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在我们追求百年目标中也只是1/20，只是其中的一小段。但是，这一小段是非常关键的一段，不仅关乎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而且关乎到第二个百年目标，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是否具备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编制一个五年规划，既要瞄准已经提出来的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又要着手去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到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只有坚持开放，才能继续成长，我们必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服务于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发展观察》：“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中，“开放发展”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适应中国和平崛起需要而提出来的重要理念，尤其是首次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具有重要意义。您作为长期研究对外开放问题的专家，请重点解读一下“开放发展”的新内涵。
隆国强：开放发展作为指导未来发展的理念确实非常重要，“十三五”规划建议第六部分专章进行阐述，提出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应该说走了一条和前30年不一样的发展道路。前30年基本上是在封闭状态下推进工业化，使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到了上世纪的70年代末，经历“文革”以后，经济社会运行处在极度危机的状态，这种状态必须要有所改变。我们所说的改变，不是改变工业化的任务，而是改变推进工业化的方式。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激发每一个主体的积极性，通过扩大开放，参与全球分工，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中国的发展。开发区就是几十年来对外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在我们推进开放的时候，1980年小平同志提出在沿海建立四个经济特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强调可复制、可推广，但实际上四个经济特区在运行时间不长后进行总结，并把特区的一些成功做法进行推广，在沿海14个开放城市率先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特殊经济区，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保税区、边境地区合作区等等，是把其他国家在开放中的特殊经济区政策不断细化而用到极致。今天我们说中国模式，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其中特殊经济区的经验应该说是中国人学习了别人，同时也有创新的一面，有很多自己的心得，是可以和那些后发国家去分享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愈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过去30多年，我们是少数几个通过开放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利的发展中国家。这告诉我们，下一步我们必须坚持开放；同时也要认识到，如果延续原来的开放政策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创新调整，恐怕未必能够继续趋利避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从自己发展新阶段出发制定新的战略，把自己新的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坚持开放发展，要在新阶段挖掘新潜力。
比如说“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强调，第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这里讲的开放与过去从沿海到沿边到沿江渐进式推进不同，是全方位开放，不同地区，其定位、职能、需要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二，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的。第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我们新阶段推进对外开放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是统领对外开放的纲领。第四，要深化内地和港澳台的合作发展。第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这是适应中国和平崛起到了新阶段、中国经济规模增大、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面临大幅度上升而首次提出来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千万别以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大，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就会很大，其实不然。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这是国家的硬实力，怎么能够应用好硬实力，提高国际影响力？我们观察到，有一些国家不强，国家硬实力也并不大，但其国际影响力很大，比如新加坡。新加坡只有几百平方公里，但是它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再看日本，其很长一段时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恐怕和其硬实力相比要低很多。我们从两个邻国的情况可以看到，硬实力并不能简单地和软实力、影响力画等号，硬实力大并不代表就可以对全球产生应有的影响。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自己国家要强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大国给全球的繁荣稳定做出贡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我认为这是新阶段的一个重大判断，习总书记在一次政治局学习中专门讲到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正处在调整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个调整，更好地参与进去，就能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利益；但如果我们的软实力不够，对这种调整浑然不觉，在新的规则制定中我们就会被落下来，反过来被迫接受新的规则，我们就跟不上。
深刻认识国际环境的新变化，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发展观察》：全球治理正处在调整的关键时期，这也是中国面临的新机遇。“十三五”规划建议里也提到，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您对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理解？
隆国强：中央提出，“十三五”期间我们仍然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改变。“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更具体来讲，我认为未来国际上面临“三期叠加”。第一是未来五年仍然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修复期。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到今天已经过去七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全世界的学者、媒体都在讨论危机后的走势，是V型反弹还是U型反弹，是W型反弹还是L型反弹，当时各种观点都有。现在回过头看，更像L型反弹。美国的经济有所复苏，今年全球都在讨论美元加息，但总体来看，发达经济体还在危机的泥潭里，经济增长非常低迷。在欧洲，除了英国、波兰、西班牙等几个经济体还不错以外，问题非常严重。
在危机以前，世界经济有两个引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中其实是两块，其中一块是中国、印度。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增长靠外需，这是因为仅看到了出口的增长，但实际上整个贸易的差额只有在极个别时点占GDP的比重比较高，比如2007年，接近10%，但很快调整到了3%，所以从更长的时间看，中国主要还是靠内需，通过跟国际市场进行资源、技术的交换，实现内需驱动。这两大经济体推动工业化、城镇化，特别是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里，进入一个以基础设施、房地产、汽车消费驱动的发展期，对全球初级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中国这种强劲的需求带来了一轮初级产品的大涨价，2003年以后石油、铁矿砂等所有的初级产品、大宗商品价格飞涨，这让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那些靠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如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南非就很高兴，甚至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的初级产品包括石油的价格在瞬间滑落以后又开始反弹，背后的因素也是来自于这里。初级产品价格真正回落是过去的两年中国经济减速以后，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绝对量并没有下降，只是增量减少。但为什么价格下滑这么多，这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力量决定的。当需求增长速度低于预期，价格就迅速下来。
价格回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立马显现出来。那些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就陷入困境。俄罗斯也好，巴西也好，经济情况都不乐观。从总体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增长中的地位都是上升的，但是短期来看，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就陷入了增长放缓，甚至管理不善就会出现金融危机，有人说，发达国家，像美国每十年到发展中国家来剪一次羊毛，通过金融市场瞬间把财富拿走。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全球经济是低迷的，应对低迷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从全球来看，只能靠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所以发达国家都在采取新的战略，比如，美国搞“再工业化”，它不是喊喊口号，而是有一个很具体的、很完备的制造业振兴计划，包括人才培养、研发创新、出口等。现在各国都在大量投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等。但是，这形成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满耳充斥的都是新技术革命，但另一方面经济还很低迷，这很矛盾：如果真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来了，经济应该复苏了，应该繁荣向上才对。两年前我们研究全球经济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了解，最后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新技术的经济性不错，从而推动政府、企业大量投入，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形成新一轮的产业革命，还没有能够形成引领这些发达地区走出困境的产业，最后我们用一个词叫做“新技术、新产业蓄势待发”，还处在投入阶段。这对经济格局的影响非常大，进展比较大的是新技术。
第二是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密集构造期。当今的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是由美国主导，这些发达国家制定规则时一定是利己的。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发达国家也确实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利最多。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美国一方面获利甚多；另外一面，它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导致产业空洞化，特别是低素质劳动者就业压力很大。任何一个国家在享受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好处时，获益的群体谁都不吭声，只有受害的群体会跳出来，要求补偿，反对自由化。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都是受益的。发达国家觉得我获利了，但我也付出了，现在觉得获利不够多，所以它要制定新的经贸规则。
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组织，拥有150多个成员，它有一个议事规则就是协商一致，需要所有成员都一致同意才能变成规则。WTO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谈的议题是发达国家不感兴趣的问题，没有人做领导，所以没有进展。发达国家怎么办？美国就开始搞区域合作，比如刚签署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包括12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同时，还在推动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除了构造一个区域合作组织，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美国要形成一套新的经贸规则。这套经贸规则从美国人的视角看，一方面是在自己有竞争力、有优势的部门来推动全球进一步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在自己没有优势的部门要想办法用新的规则捆住竞争对手的手脚，比如说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等，其实就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削弱其竞争力。
第三是中国比较优势的转换期。我们原来参与全球竞争，靠的是低成本的劳动力，现在劳动力越来越贵，到处存在招工难、招工贵，沿海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已经没有竞争力。低端消费品中，越来越高的比例不是中国制造而是印尼、越南、印度制造，而中国制造已经变成价格比较贵的产品。所以，产业转移趋势看得很清楚，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大大削弱，到了“十三五”就是一个转换的关键时期，下一步我们靠什么参与全球竞争？这就是“十三五”规划要回答的问题。“十三五”期间如果不能实现竞争力的转换，那问题就来了，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石油、越来越多的资源。原来依靠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拿劳动力换资源，以后就得靠智力去换资源。如果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不能形成国际竞争力，那就很危险。即便国内经济增长还挺快，可能7%左右，但是靠人民币不断贬值来维持竞争力，用美元一算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这就是大家讲的“中等收入陷阱”，跳不出去。很多国家在二战以后，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真正从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包括台湾、香港在内才13个。也就是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很容易的事。不容易在于，你的比较优势变化后，能不能顺势而为实现竞争力的升级，实现不了这个，就掉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了。这是“十三五”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发展观察》：对此，我们应如何应对？
隆国强：首先，要树立底线思维，着力防范风险。我们可以看到，“十三五”期间对外充满很多风险挑战，比如外需低迷，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加剧，投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目前，全球增长格局在调整，美元进入强势周期。如果从1971年美元脱离金本位起，我们看看美元的指数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美元连续贬十年后就会强势五六年，然后会再贬十年。今年是美元走强的第三年，危机以后，美国人搞量化宽松政策的钱相当高比例流到新兴经济体，但美元一加息，钱又会哗哗地流出来。有进有出你会说很正常，但是大规模的跨境资金流动本身会带来风险。流进的时候，推动货币政策宽松，输入通货膨胀；流出时更可怕，汇率贬值、资金链断裂，可能导致金融危机。伴随着贬值，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输入通货膨胀，可能会带来社会问题，老百姓不干。过去两三年，资金跨境流动对中国影响也不小，不少人说因为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所以我们还没有出现问题。但“十三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要高度重视防范风险。
其次，要实行新的开放战略，抓住新机遇。一是，要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总的来看，过去这些年中国在信息化这条道路上，走得非常快，中国有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大的互联网企业，这在欧洲、日本都是没有的。大家都认识到，信息化带来了重大机遇，德国人提出了工业4.0，全世界都在讨论。其实，德国提出工业4.0，我看它是意识到在上一轮信息化竞争中错失了机遇，所以这次要把它的信息化和传统精良的制造结合起来，推动制造业更加智能化，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机遇。中国当年推出了“两化融合”，现在提出“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等一系列战略，“十三五”需要继续去实施。
二是，要抓住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潮流带来的机遇。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利好，因为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从国内大的基础设施，如修路、发电、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建设等等中，积累了很强的技术力量，包括总包、设计、施工、管理、运营，等等。在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中，我们不仅可以从获取订单中赚钱，更重要的是会带动资本技术密集型设备的出口，这对我们竞争力的升级至为关键。
三是，要牢牢把握好海外低成本并购的机遇。全球经济的低迷时期，恰恰是中国处在升级关键期，我们的企业通过“走出去”，到海外并购获取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平台和国际销售渠道，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四是，要把握好“引进来”的新机遇。从“引进来”的角度，我们会看到高端人才、高端产业加速向中国汇聚。
所以，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我们仍然面临着新的机遇，这个机遇和以前主要是承接跨境产业转移、推动工业化的时期不一样，现在是提高效率的机遇期，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机遇期。这恰恰和我们通过产业升级来推动寻找新动力，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非常吻合。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提出来，我们仍然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但是，新的战略机遇期需要我们及时调整开放战略。过去，我们是利用外部的市场和资源，通过扩大出口创汇来推进工业化；今天，是要通过利用外部的资源和市场，来实现我们大国竞争力的升级。这里边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竞争力的升级，二是大国的崛起。这样，我们的目标就要兼顾这两个方面。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需要有一个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我们要从外交、对外经贸、对外援助、经济合作等方面着力营造良好的环境。
对此，我强调三个方面：第一，要增强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要构造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打造一个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让高端人才、高端产业更好地进入中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第三，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来实现合作共赢，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底线要守住，就是保证金融安全和资源安全。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新的发展阶段充分利用国际国内新的机遇来保证我们“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实现，为第二个百年目标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