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引领中国迈向“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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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原松华

中国“创新的春天”来了。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二○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如何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将创新发展列在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提出要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就是创新

 “创新是这次规划建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的第一个,并且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参与起草五中全会文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说,这一提法的主要考虑是,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要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就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推动全方位创新。
    哈佛大学迈克·波特教授把国家竞争优势分为三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阶段、创新驱动阶段。中国过去30多年的辉煌成就主要得益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进入新常态之后,结构如何调整?经济如何转型?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看来,在这个时期将创新提到国家战略的核心地位,是鉴于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任务。过去很多年来中国通过高投资、高消费、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现在碰到了“天花板”,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经济才能向新常态过渡,而新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来自创新。五中全会提到的创新是一个全面创新的概念,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
    而且,改革理论也要创新,以前的改革理论主要是渐进式改革、双轨制改革、增量改革等,今后要推进科学改革,因此要在人本改革、全面改革、公平改革等理论方面进行创新。
    从我国近年来已形成的新业态看,网购、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在线教育等不断创新的产品产业,成为中国消费领域的新亮点。2014年电子商务网上零售额增长49.7%,工业高技术产业增长12.4%,超越传统产业4个百分点。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就是创新。没有了创新,人类的生活水平就不会持续改进。所以说,创新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刘培林看来,创新离不开人,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力。规划建议提出,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另外,最大的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获得公平的创业和创新机会,所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公平之计。中国人口规模大,富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人口数量也很大。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这些活力调动起来,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
    “当然,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发展理念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整体。”刘培林说,推动创新发展,有利于推动协调发展,比如城乡、区域的协调,都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推动绿色发展,需要相关的技术突破和体制改革;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推动开放发展,也离不开创新;同样,实现共享发展也离不开创新,包括扶贫的思路,都需要创新。
    “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理论创新是未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指导,制度的创新和供给是核心源泉,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是实现的手段。按照方方面面使用的“新常态”概念来看,经济运行中的“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形成中高速的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的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释放新需求所需要的动力机制自然地联系到创造“新供给”。为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型国家之路。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坚持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探索出发展的三个基本元素:发展的第一元素是动力,中国推动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即提供了创新的动力;第二元素是发展的质量,发展不能为了追求GDP过分地消耗资源;第三就是公平元素,集聚了财富,发展质量也不错,成果给谁享受了?就是分配要公平,减少贫富差异,减少地区间的差异。如果没有这三大元素支撑,发展是不健康的。五中全会五大理念包含了这三大元素。

改革是一种制度创新,中国最大的发展红利来自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经济增长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制度创新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验证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在创新上,制度重于技术,改革所产生的是制度红利。”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曾表示,过去30多年的改革,有三种制度红利,第一个10年是农村农业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第二个10年是国企改革的“黄金市场”,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个10年是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开放改革的10年。
    在李佐军看来,过去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来拉动,今后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制度变革就是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增加人力资本、知识增长和信息化等。这次五中全会说的全面创新与“三大发动机”是吻合的,其中,制度创新即制度变革,产业创新、空间创新与结构优化有交叉,科技创新与要素升级有交叉。在资源约束加剧、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全面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王宁教授曾撰文表示,中国的改革进程是分阶段的,首先推进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则落后于经济改革,分阶段的改革必然造成制度漏洞。制度漏洞不但不能被堵住,反而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强化。这种情形导致了奥尔森所说的“制度硬化症”,由于从制度漏洞中获得既得利益的集团捍卫、强化,甚至利用了制度漏洞,使得社会的整个制度系统应变能力丧失,制度变得僵化。中国经济在自主品牌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迟缓,正是“制度硬化症”的一个具体体现。制度漏洞累积将导致政治、社会、文化、经济领域风险。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看,人们愿意改革,是希望从改革中获得收益。但有些收益是由于改革不到位所形成的制度漏洞导致的。因此,尽管社会的成功转型要求修补这些漏洞,但是,如果进一步改革会使既得利益(包括不正当收益)丧失,可能曾经的改革者就会变成反改革者。这正是转型国家所面临的“改革悖论”。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之所以难以最终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是因为无法克服改革悖论:改革只能走半程,而制度的成功转型,则在遥远的彼岸。
    因此,中等收入国家要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需要破除发展的制度障碍,也就需要制度创新。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创新,中国最大的发展红利就是改革的红利。
    在牛文元看来,体制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有小步快跑渐进式的过程,改革是发现问题不断调整、逐渐完善,但要杜绝路径依赖,同时也要避免激进,路径依赖造成体制僵化,激进容易偏激,都不现实。目前中国经济处于结构调整阶段,结构调整为什么重要?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功能不好说明结构不到位,结构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空间结构看,东中西部要调整,包括京津冀空间结构;从发展结构看,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要调整;从产业结构看,农业、工业、服务业比例要调整;从能源结构看,包括绿色能源、太阳能、风能、可再生能源的调整,现在中国能源结构不合理,70%使用煤炭,煤炭污染多也需要调整;从社会结构看,大部分是穷人肯定不行,要调整成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形社会;从人才结构看,大家都是院士行吗?我们对技术工人不够重视,我们可以造飞机大炮,但圆珠笔却造不好,技术工人仔细程度、熟练程度都不行,马桶盖也要去日本买。结构调整是系统性工程,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不注意研究理论的深度,创新有了,管理跟不上,所以还需要管理创新。
    贾康认为,首先,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支撑全面改革。必要的转轨成本,在国防建设等方面,仍然需要可观的投入、可观的供给端要素。同时,对于“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要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客观需要。
    其次,创新的主体是人,因此创新立国需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在未来的创新战略中,民营经济是发展的生力军,其发展质量和水平以及升级换代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同时,国有企业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战略改组,在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深化改革中消除过度垄断行为和优化治理结构,发挥其应有的特定功能与辐射力,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面对新一轮生产力革命,我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必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因此,中国必须在中高端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再创新,与“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在改革深化中必须进行实质性的供给端创新。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即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生成和体现出来。因而,一般的经济体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强调“要素投入驱动”,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后面两项,即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

机制的僵化和落后,致使科技创新的驱动力较弱

“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一方面要淘汰落后产能,淘汰低附加值产业,另一方面要发展高附加值或者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李佐军说,科技创新是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基本手段。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它们有如下共同特征: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7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而我国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9%,对外技术依存度大于40%。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世界最主要创新型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对于科技创新,这次五中全会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特别是“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鼓励人才弘扬奉献精神”,这方面的改变可以说是第一次,力度很大。
    11月17日,湖北省政府发布《关于推动高校院所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研发活动的意见》,出台九条激励措施,全面加快湖北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其中软件开发类、设计类、规划类和咨询类项目的比例最高可达团队使用经费部分的70%,劳务收入不计入工资总额,获纳税优惠等,调动高校院所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研发活动的积极性。
    “对科技人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因为科技创新的关键在创新主体,而创新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又取决于好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李佐军表示,现行科技体制还很不完善,使得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动力不够,其原因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自主权不够,科研管理部门对其管得过多、管得过死。同时,科技领军人才的人财物自主权也不够,表现在其人财物的支配权和技术路线的决策权不够,导致其创新的积极性受影响。创新有投入,也有风险,要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就要有较宽松的环境,要宽容失败,允许他们出错;同时,要使他们的投入获得应有的回报,包括经济的回报和非经济的回报。
    贾康认为,应该承认我国科技创新的驱动力还是比较弱的,光是“科研经费使用怎么有效”就已经争论了多年,实际生活中还是看到机制的僵化和落后。
    在改革方面,制度供给视角下应该承认政府职能改革是不到位的,制度供给仍然在现实过程中表现出严重滞后的种种特征。因此,需要通过体制创新,“解除供给抑制,放开供给约束”。
我国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效率低,大量的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应用技术的问题十分突出。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因此,科技发展更需要把握创新驱动发展主线,围绕关系国家全局与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凝练科技目标,抢占科技经济制高点,全面提升科技核心竞争力。

“新经济力量”:文化创新

 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呈并列关系的还有“文化创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消费由原来单纯的物质消费上升为文化消费或品牌消费。在文化需求飞速发展的今天,文化产业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增长远远超出一般服务业的平均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增大。2014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2.3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76%,同比增长12.1%,高于同期GDP增速3.9个百分点。据预算,2012年以来,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5% 左右,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已经是举足轻重。
    “韩流”被西方学者称为韩国的“新经济力量”,它早已不仅仅局限于韩剧、流行音乐和明星的范畴,而是已发展成为包括出版、漫画、卡通、音乐、游戏、影视、广告、人物形象等在内的韩国文化创意产业。凭借“韩剧”这一独步江湖的绝招,韩国俨然成为了东亚旅游的大热门。2014年访韩外国游客突破1400万人次。在“韩流”的强劲带动下,2013年韩国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达到91.53万亿韩元(约合855亿美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额50.9亿美元,同比增长10.6%。从2008年到2012年的五年间,韩国文化创意产业创下了高达18.5%的出口年均增长率。
    在美国经济最糟糕的时期,以百老汇和好莱坞为代表的演艺、影视业却成为萧条时期的经济增长点。同时,美国吸引了28%的全球海外留学生;美国印刷出版的书籍数量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其音乐制品销售量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两倍多,互联网网站主机数量是日本的13倍;美国拥有最多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经济学奖得主,它所获的诺贝尔文学奖数量仅次于法国,居世界第二;美国出版的科学以及期刊文章数量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四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化产品成为普通美国人精神与梦想的救助站和孵化器。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凭借《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上世纪90年代,提出“软实力”的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增长很有潜力,如果中国决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种新兴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角色,那么其硬实力和软实力合而为一将为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梦”,需要文化创新。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蔡名照认为,传播好中国声音,需要创新“走出去”方式,激发市场机制的活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引导它们把企业经营活动与展示国家形象结合起来。要扶持一批面向国际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鼓励和支持它们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在更多的国际场合发出中国声音,在国际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和实力已为世界瞩目。牛文元团队8月份发布的《2015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是我国首份针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科学与行动、聚焦“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专业研究报告,实现了中国智库在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多个第一。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研究报告称,中国已具备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潜力,但需要加快从“汲取创新”向“领导创新”转变,以实现更多的突破性创新,从而在全球市场上展开竞争。
    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中国需要全面创新,摒弃路径依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世界期待看到一个全面创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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