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能源问题历来是国际政治、经济、安全领域博弈的焦点。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随之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的发展理念，加快推进能源革命，加大能源技术创新力度，努力实现能源转型，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成为未来一个发展阶段的明确要求。
推进能源革命势在必行，但抓手何在？在此背景下，11月14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和产业经济研究部联合主办的“2015年中国气体清洁能源发展与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在京举行，与会人士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度探讨。
急需解决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在此间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十三五”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期待的时期，也是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推进我国能源向清洁化、低碳化转型非常急迫。
他表示，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特别是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其中我国煤炭消费量大、使用方式不清洁，是我国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我们要完成大气污染防治的行动计划、到2017年在一些重要指标上达标，要实现“十三五”关于绿色增长的目标，就必须加快能源转型，在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煤炭清洁利用的同时，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包括大量增加使用以天然气为代表的各种气体清洁能源。但目前我国能源转型的状况还不尽如人意。如《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0%以上，而2014年中国天然气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仅有5.8%，占全球天然气消费的比重不到5%，既不能满足替代燃煤锅炉、替代家庭煤炭消费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平衡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的需要。
李伟说，《关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15%；中国在《中美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承诺，将在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但2014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仅为11.1%。发展现状与战略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要实现这些目标，压力很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理念落后问题，也有创新不足问题，但更有发展方式和能源体制机制等方面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十三五”时期是关键时期，必须在加快深化能源领域改革、推进能源革命、实现能源转型等方面有重大突破。
能源体制革命既是能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和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支撑和体制保障，也是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加速器，更是判断能源革命成败与否的依据。
以往的能源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能源发展，但能源体制领域的分散改革难以解决整体问题，市场体系、价格机制、监管体系等体制机制问题未能根本解决。现阶段，能源市场体系不完善、价格机制不合理、监管体系有效性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我国能源向清洁化、低碳化的转型发展。
多重抓手破题
李伟认为，能源体制革命，其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明晰政府和市场在能源领域作用的边界，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随意干预，加强政府的依法监管。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推动能源转型，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提供有力的体制保障。
推进能源体制革命，“十三五”期末要在市场体系构建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要通过构建高效的能源管理体制与合理的能源价值链规则，实现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建立起现代能源市场体系的战略目标。到2030年，落实创建现代能源市场体系、重塑市场价格机制、创建现代能源治理体系、创建现代能源法治体系的四大战略任务，实现市场体系完善、价格机制健全、政府治理有效、法治体系完备的四大战略目标。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张玉清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五大发展要求如何落实到能源领域的角度，谈到未来推进我国能源转型和革命的着力点。他说，一是坚持创新发展，科技决定能源未来，科技创造未来能源。能源是全球科技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当前，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和电动汽车已经进入产业化进程，能源互联网、大规模储能、石墨烯材料、光热发电技术等有望取得重大突破。要加快成熟技术的产业化推广应用和专业核心技术的集中攻关，争取在新一轮能源科技革命中走在世界前列。加快能源体制机制创新，落实电力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尽快出台实施油气体制改革方案。推动尽快开放电力、油气领域的竞争性环节，破解制约能源发展的体制约束。大力推动能源发展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需求管理等市场化机制。
二是坚持协同发展，优化产业布局。合理调控煤炭、煤电、炼油产能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着力推进能源系统优化，实施电力、天然气调峰能力提升、分布式能源和智能电网发展行动计划。显著提高能源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运行效率。
三是坚持绿色发展。围绕增加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天然气消费比重，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煤炭清洁利用水平等目标，继续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双控制。加快推进重点地区煤炭减量替代，加快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用能变革。加快推进沿海核电、西南水电开发建设，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调整完善天然气利用政策，扩大天然气消费，深入实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电节能减排、油品升级改造行动计划，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
四是坚持开放发展。重点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深化周边和沿线能源国际合作，推动重大能源项目落地。继续推进油气、煤炭、核电、水电、火电及特高压输电走出去，带动相关装备、技术及服务贸易走出去，化解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矛盾。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加快建设上海等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加快能源信息统计能力建设，提升我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话语权。
五是坚持共享发展。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大力提高能源普及服务水平，适应人民群众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新要求、新期待，加快天然气管网和调峰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配电网升级改造，为扩大民用天然气和电力消费创造条件。把能源发展和扶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重大能源工程项目优先向贫困地区倾斜，推动产业扶贫、光伏扶贫，让全体中国人民都享受到能源转型与革命带来的成果和实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郭焦锋研究员表示，能源体制革命的核心原则是市场化改革原则，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能源革命有四个抓手：一是转变观念，传统观念把能源作为特殊商品，一定要回归能源的商品属性。二是分类改革，分成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电力、油气方面进行分步推进。三是遵循市场化改革方向。四是构建一个法制完备、监管有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能源市场体系。
郭焦锋认为，有了上述“一个原则”和“四个抓手”，能源体制革命将会实现“六种创新”：一是从被动选择到主动选择。现在很多用户、消费者在能源方面没有选择权，都是企业或者机构在某种意义上强加给用户的，今后用户具有自主选择权。二是从点式改革到链式革命。一个点的改革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全面系统改革。三是从专享资源到分享资源。现在能源领域，油气、电力、煤炭等很多资源都是一些企业专享，今后将有更多的机构、企业（包括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消费者都能参与分享。四是从政府定价到市场竞价，现在能源领域的价格大部分由政府制定，今后则通过市场竞价来定。五是从政监合一到政监分离，好的市场必须有好的监管，监管的组织、规定、职能都必须强化，做到有效监管。六是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必依。现在中国没有能源基本法、石油天然气法，很多标准规范欠缺，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