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姜 巍
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大措施并取得成效，而未来中国经济仍将处于结构调整和增速换挡期，如何深化改革，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增强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力，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些问题都需要引起各方的深入思考。
2015年：“缓中趋稳、稳中有进”
“中国经济自2010年二季度以来持续下滑，2015年仍处于下行通道中，一二季度GDP增长7%，三季度增长6.9%，四季度仍不乐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认为，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并非偶然，并从短期原因和长期原因两个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
从短期原因看，一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2015年前十个月出口增长为-2.5%，前三个季度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8%。二是投资增速不断下降。自2014年的15.7%下降到2015年前十个月的10.2%。三是消费增速也在下降。自2014年的12%下降到2015年前十个月的10.6%。四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稳增长措施的边际效应在递减。
从长期原因看，一是人口红利消失。自2012年开始15-64岁的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与此同时，2008年前后“刘易斯拐点”到来，无限供给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了短缺的临界点，这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在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资源能源日益短缺，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14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60.39%。同时，环境污染压力不断加大，雾霾等成为不可承受之重，2014年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仅8个达标。这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压力。三是工业化进入技术或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交融发展的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钢铁、建材等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的高峰期已过，拉动GDP增长的能力下降。四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者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尚在形成之中，所产生的新增长动能尚不足以抵消上述因素综合带来的下行压力。
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2016年展望》报告中指出，2015年经济运行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报告中还详细分析了2015年中国经济在运行中出现的新特点和新问题。第一，当前房地产、制造业等传统领域投资空间缩小、边际效益下降，信息通讯、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新兴领域投资支撑作用不足，短期稳投资的政策效应明显递减。第二，近几年全球贸易整体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出口同比下降7.9%，其中出口下降1.7%，进口下降15.1%，比去年同期增速进一步回落，明显低于年初预期。9月当月，出口和进口的实物量仍分别下降2.1%和4.9%。与进口主要反映内需不足相比，更需关注出口增速大幅下滑。第三，企业整体盈利下滑，这主要是由产能严重过剩的煤炭、钢铁、油气、有色和建材等上游行业引起的。过剩产能退出缓慢，不仅束缚了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的重新配置，扭曲了要素价格，加剧了工业生产领域通缩，制约了企业部门整体盈利实质性好转，而且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阻力，增大了银行呆坏账潜在风险。第四，2015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明显下滑，地方财政困难加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下降，“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的模式难以为继。财政减收和融资受限同时影响到地方支撑发展能力。第五，近期全球市场的脆弱性增加，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中国因素的外溢效应逐步显现。在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充分考虑和积极利用中国正在增大的外溢效应，也要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负面反馈效应。
2016年：累积向好因素，有望实现“降中趋稳”
从宏观走势来看，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结构调整和增速换挡期，继续面临考验。
李佐军说，从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来看，未来国际经济和贸易增长继续乏力，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加剧，对中国的出口和对外投资带来压力；制造业投资因产能过剩问题而继续低迷，房地产投资因库存较大而难有起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因地方债务压力加大而举步维艰，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动能明显减弱；人口、资源、环境的约束继续趋紧；随着经济的探底，结构调整阵痛加剧，各种矛盾凸显，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去超建（指减少基础设施的超前超大超量建设）、去僵尸、去成本等会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利好，但短期会带来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冲击；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传统动力与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的形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衔接困难也会带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2016年展望》报告中亦提到，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速大体持平，全球贸易增速继续低迷。即便大宗商品价格在连续向下超调之后可能有所企稳，企业有回补库存的需要，贸易增长短期内有所恢复，但幅度较为有限。再加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贬值条件，中国贸易的相对竞争力短期可能难有很大变化，部分产业或者制造环节向外转移的步伐还会继续，以及TPP的潜在负面影响，预计2016年中国出口增速低位企稳。
同时课题组报告认为，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制造业投资增速降至个位数后将逐步企稳，基础设施投资继续回落。消费增长基本稳定，从消费动力看，如果制约国内消费增长的消费供给质量和诚信问题得以改善，消费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消费结构来看，传统日用品消费增长基本稳定，家电、建筑装潢等耐用消费品增长逐步回稳，减免购置税等措施将对汽车消费起到一定提振作用，预计2016年汽车销售增长小幅回升。与此同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催生新的消费热点，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节能环保、医疗健康等市场潜力将逐步释放。新型城镇化将为消费增长提供新空间，不同收入阶层和年龄结构的梯度消费保证了居民消费的连续性和成长性。综合判断，消费增速将小幅放缓。由此判断，国内经济有望在下行中实现阶段性企稳。
在李佐军看来，2016年中国经济将在继续下滑一段时间后，逐步结束持续多年的下滑过程，呈现“ 降中趋稳”的态势，或者说呈“L型”走势。他指出，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好事，因为只有跌无可跌后，才能真正脚踏实地，才可以开始迎接春天的到来。他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将呈六大趋势：一是GDP增速将跌至6.5%左右；二是“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呈1%-2%左右的低迷增长，投资和消费皆呈10%左右的增长；三是除部分农产品价格、个别一二线城市的房价、知识产品价格、民间利率等呈上升或稳定趋势外，多数工业品的价格、资源能源价格、多数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利率和汇率等总体呈继续下降趋势；四是经济结构将继续优化，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0%左右，三产占GDP的比重上升至53%左右，城镇化率上升到57%左右；五是政府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指标表现继续差强人意；六是资源环境的压力继续较大，但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增量的增速将明显下降。
“既然中国经济的冬天快要到来，那么春天的脚步就不远了。”李佐军说。虽然2016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探底的考验，但只要我们敢于面对问题，痛下决心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就一定能使中国经济平稳步入新常态。其原因在于：一是中国的结构生产力还将大释放。工业化尚处于中后期阶段，附加值较高的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的下半场，离70%城镇化加速阶段的结束时点还有近20年，还有几亿农民要进城，很多新的基础设施要建设，很多新的产业和消费发展空间要出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快速推进之中，将继续提高许多区域的竞争力。二是制度变革的生产力还将大释放。正因为我国的制度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才有可能通过改革释放制度变革的生产力，如通过改革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通过改革优化资源配置释放红利，通过改革改善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释放红利，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释放红利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随着各项改革的推进，将释放的红利会越来越多。三是要素升级的生产力还将大释放。在新一轮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中，中国并没有缺位，而且在移动互联网、新能源等领域有不俗的表现。在中国13.68亿的总人口中，有9亿多劳动力，其中又有1.5亿多的高学历和专业技能人才，且这类人才的比重还在上升中，人力资本的持续提升使得中国的“人口素质红利”在增加。四是中国的市场潜力巨大。13亿多人口本身就是市场，其中相当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还在提升之中，会产生新的市场需求。消费结构还在升级之中，正在从“吃穿住行用”向“学乐康安美”等新五大需求升级。而且，中国的市场具有大多数国家不具备的滚动前进的特点，部分产品在东部地区得到了满足，但在中西部地区则远未满足。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调控建议及政策导向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2016年展望》报告指出，我们既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又要从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出发，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从以下六个方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第一，在传统投资领域空间和效率下降的同时，需要在有消费支撑和促进技术进步的领域加大投资，优化投资结构，确保总需求稳定增长。一是重视挖掘传统领域增加有效投资的潜力；二是落实公平准入，增加电信、文化等服务领域民营投资的比重；三是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加速折旧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加大对技改和设备更新投资的支持力度；四是出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渡期安排政策，保持地方支撑投资增长的能力。
第二，加快建立过剩产能退出和市场出清机制，把沉淀闲置的资源解放出来，加大力度清理“僵尸企业”。一是制定破产法实施细则并尽快付诸实施；二是出台有利于产能出清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三是积极探索用市场化的方法出清产能；四是结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文件的落实，推动过剩产能的实质性退出。
第三，在当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困难，生产经营和投资的信心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要多措施并举降低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一是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二是进一步完善能源价格机制，降低用电成本；三是适当降低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同时推进运行机制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四是降低融资成本。
第四，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解除对人才、资金和土地资源的束缚，对要素重新优化配置，激发和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一是完善人的激励机制；二是纠正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渠道不畅的突出问题；三是构建平等进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场。
第五，未来两三年，全球贸易增速预计仍将保持低位运行，增强贸易竞争力、挖掘新的出口增长点和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对于保持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尤为重要。一是积极培育竞争新优势；二是着力培育出口新增长点；三是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四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层级和地位。
第六，在“三期叠加”背景下，国内高增长时期积累的风险逐步暴露，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进入新的风险凸显期，必须主动作为、提前谋划，加强防风险能力建设。要通过“隔离损失”、“债务重组”和“释放局部风险”来缓释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正如李佐军所说的，美好的前景不会自动到来，需要分别采取科学合理的短期和长期措施。从短期措施来看，需要通过“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去超建、去僵尸、去成本、去风险”等化解存量矛盾和问题，处理好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关系。从长期措施来看，要加快形成、持续发动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努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12月6日在中江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而被认为是“经济晴雨表”的资本市场虽然时常与宏观经济走势背离，但他认为，从供给侧改革来说，加快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核准制到注册制的改革就是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改革不是政府在推卸责任，而是由事前监管过渡到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把重点放在信息披露上，因为透明度是资本市场的灵魂。同时，监管重心后移之后，还要认真思考监管者的职责是什么，摈弃过去把指数上涨作为监管者成就的误区，监管者是客观中立的，只对法律负责，唯一的目标就是保证没有边境的蓝色天空。
国盛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强则不仅对经济走势乐观，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同样持乐观态度，而且始终坚持并倡导价值投资理念。他坚信，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断成熟，价值投资的理念一定能够成为市场的主流投资理念，但是，证券市场的成熟不会自己到来，而是需要市场各参与者共同做出积极的努力，并提出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减少产生资本市场投机的温床；加强市场监管和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让违法违规者对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加强长期资金对市场的引进和参与力度；加强对宏观经济调控方法运用手法的研究，增强透明度；加强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支持力度，把支持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作为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