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伟
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关系重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这是中央在关键时期提出的对中国现代化将产生深远影响的宏大任务，也是党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如期完成。这不仅是发展速度快慢的问题，更是决定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个阶段上，一方面，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在中等收入阶段，机遇和挑战并存，变革和风险同在，希望和忧虑交织。回顾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发展史，不少国家都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是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却只有韩国、新加坡等10多个经济体。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至少10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能否如期实现既定目标也是新世纪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发展上跨越的重要标志，而且还关系到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可以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尤其是能否实现预期目标，都高度关注。
由此可见，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之处在于“全面”，最难之点也在于“全面”。它意味着，我们要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都有长足的发展，也要使人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认识“全面”这一理想目标比较容易，但要把认识转化为行动、把理想转变为现实，却充满艰辛。中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要实现全面而公平的发展，实为不易。
过去30多年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从发展内容的全面性来看，各领域的发展不平衡甚至严重不平衡，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存在不少“短板”：“择校风”的屡禁不止，就折射了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资源供给的不充分；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出国留学，就折射了中国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不充分；医患关系的长期紧张，就折射了适应人们需要的医疗资源供给的不充分；文化快餐消费的快速增长，就折射了文化精品的严重匮乏；近期北京等地出现抢购空气净化器的现象，就折射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严重问题；两亿多农民工不能享有与工作所在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就折射了社会公平的缺失。
从发展的惠及面来看，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成果分享不公平的问题。一是广大农村居民所享受的发展成果与城市居民存在明显差距。近年来，虽然无论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都有所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和消费水平之比分别从2010年的3.23和3.46下降到2014年的2.97和2.91，但两者的绝对差距依然很大。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仍高达1.9万多元，消费水平的绝对差距也高达1.7万元左右。同时，现在农村还存在着6000多万贫困人口，相当于法国全国的总人口。二是城镇低收入阶层所享受的发展成果与高收入阶层存在显著差距。从城镇居民分组收入的情况来看，2014年，收入最高的20%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16万元，收入最低的20%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2万元，前者是后者的5.5倍。三是中西部地区居民所享受的发展成果与东部地区居民存在较大差距。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2014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水平是4.88万元，收入最低的甘肃省水平是2.18万元，前者是后者的2倍多。从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来看，各地的差距也相当明显。以京津冀为例，2014年，北京市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1265元，天津为1042元，而河北只有645元，仅相当于北京的51%和天津的62%。
就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面而公平的发展，还必须继续做大经济总规模，这是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础性前提。2014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迈上10万亿美元的大台阶；但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954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0%、日本和欧盟水平的1／5左右。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性特征仍然鲜明突出。因此，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既需要也必须保持较高的速度。
“十三五”发展面临三大约束
按照《建议》强调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要求，“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应保持在6.5%以上。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近10%的增长。与这一速度相比，6.5%并不高；但要实现这样的增长，难度将很大。从规律上看，当发展迈上一定阶段，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增长速度一般都会下降；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看，“十三五”期间将至少有三大发展约束。
第一，从国际市场看，发展的外部需求约束明显增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尽管主要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但由于各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全要素生产率普遍下降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全球经济要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尚需时日。去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从3.3%下调到3.1%，将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从3.8%下调到3.6%。在各国经济增长普遍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日益注重通过发展制造业来恢复失去的竞争力，再造曾经流失的就业岗位。另外，南亚、东南亚一些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这些都使得国际市场竞争日显激烈。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各国竞争日渐激烈的同时，全球化进程却出现了波折。表现在：WTO框架下多边贸易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实质性进展，同时却有不少区域性的贸易安排频繁推出。这些区域性贸易安排不可避免地会使全球市场呈现“碎片化”，特别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一旦付诸实施必将对全球化产生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世贸组织去年11月发布的贸易监测报告也显示，2015年5月中旬至10月中旬，G20各经济体共实施了86项新贸易限制措施，累计贸易限制措施已多达1087项。事实上，全球市场的“碎片化”和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对全球贸易产生不利影响。数据显示，2012至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2.4%，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仅2.7%，只比前者高出0.3个百分点；而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十年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面对世界经济格局和产业分工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作为出口依存度超过20%的经济体，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国际因素的影响。
第二，人口结构出现转折性变化，发展的劳动力成本约束不断增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结构老龄化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与发达国家在发展水平较高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同，由于采取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结构转变更为迅速，人口红利期也更为短暂，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出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性变化，就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从总量上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自2012年开始出现比上年净减少的状况，到2014年累计减少约960万人。从劳动力转移情况看，自2010年起，我国农民工的增速已连续4年出现下滑，新增农民工数量从2010年的1245万人下降到2014年的501万人。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抬升了企业用工成本。以农民工工资为例，扣除价格水平的影响，2004－2014年，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2.74倍，年均增长率为10.6%，明显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提高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进而制约我国的经济增长。展望未来，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会更弱。根据联合国2015年7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测，2015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国占全球比重为20.88%，印度为17.82%；到2025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供给国；到20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全球比重将下降到17.51%，印度则将上升至18.80%。
而相伴随的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2014年底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2.12亿人，占总人口的15.5%；其中，65岁以上的达1.38亿人，占总人口的10.1%：“未富先老”、老龄化总量大、速度快，是我国在人口结构方面面临的最严峻的长期性挑战。这些都足以说明我国劳动力“绝对剩余”的状态已经基本终结，人口红利的加快消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第三，资源环境负荷接近或达到承载力上限，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显著增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以消耗一定的能源资源为代价。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比较低，我国资源存量和环境容量还都比较大，这支撑了过去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现在，我国的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余量已经所剩无几，或者说，资源环境负荷已达到或接近承载力上限，资源环境对发展构成的制约日显强烈。比如：长期以来，由于大量的耕地被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中国的耕地保有量逼近安全“红线”。为保证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未来的工业化、城市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粗放式、低利用率、低成本地侵占耕地。从环境状况看，过去那种不太顾忌环境成本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延续。近年来，部分地区频繁发生的水危机、血铅、严重雾霾等事件表明，环境污染不仅已成为影响当代人身心健康的残酷现实，而且可能形成影响后代生存发展的生态危机。
以新的思想理念推动“十三五”发展
“十三五”时期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发展的约束愈加强烈，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属难事，但也是完全可能的。对此，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
从客观因素看，我们有化解矛盾的许多有利条件。我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也积累了发展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工业化、城镇化所蕴涵的需求增长潜力依然很大。另一方面，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同谋取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最新变化，为我国争取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走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国发展在资源供给方面面临的压力。
从主观因素看，《建议》提出的新的发展思想和理念，为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发展战略和有效的发展政策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建议》突出地强调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五大理念。这些思想和理念与《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的基本精神相一致，体现了时代进步的要求；它们相互支撑、相互制衡，是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既明确了发展为了谁，又明确了发展依靠谁，既指明了发展的目的，又指明了实现发展的手段，体现了理想和现实、主体和客体、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它们反映了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在对我国现阶段发展条件和机遇挑战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先进性、整体性、统一性、科学性的显著特点。
这些思想和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只要把这些思想和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把它们变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实际行动，我们就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要落实这些新的发展思想和理念需要做许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以统筹的思维推动创新发展。面对困难和挑战，唯有创新才能抓住难得机遇，才能利用好各种有利条件，培育出实现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建议》把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动创新，最关键的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要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搭建开放广阔的创新平台，形成有效激励创新的政策体系，营造万众踊跃创新的社会氛围，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真正使市场在推动创新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当然，推动创新不能仅靠市场这只手，还需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好政府在统筹科技创新资源中的作用。我国的研发总投入虽然已经排在全球第二位，但是人均研发投入和单个创新主体所拥有的创新资源，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根据欧盟全球企业创新排名的数据，2013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研发投入高达62.7亿欧元，而我国同行业企业中研发投入最高的上汽集团为6.9亿欧元，仅相当于丰田公司的11.0%。鉴于这种情形，我国要在与发达国家的创新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议》说明中强调的“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要求，发挥好政府在统筹国有创新资源和推动各类创新主体深化合作中的作用，形成巨大的创新合力，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取得关键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
其次，要以平衡的思维推动共享发展。推动共享发展是推动全体人民迈入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由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迈入高收入社会的必然要求。推动共享发展必须平衡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中等收入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还必须以较高的效率推动发展，没有发展的公平是难以维系的公平。与之同时，在收入差距矛盾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必须把促进公平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没有公平的效率也是难以维系的效率。推动共享发展必须平衡好“人人参与”和“人人享有”的关系。要形成大众积极创业的良好环境，创造条件让人人都有公平地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机会，通过诚实和创造性劳动，公平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还要通过采取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等措施，使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也能有尊严地分享发展成果。推动共享发展还必须平衡好各利益群体的关系。在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同样的政策举措，会对不同的利益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极而言之，有些政策可能会使一部分群体受益，而使另外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受到影响。在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时，要坚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也要对正当利益受损的群体予以关照。
再次，要以整体的思维推动绿色发展。环境既对人类生产生活构成制约，也深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生态环境问题与长期以来存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密切相关。推动绿色发展，要在生态环境治理这一末端着力，要以巨大的资金投入来治理业已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也要以更加严格的监管，尽可能地减少新污染的产生。推动绿色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从生产、流通、消费这一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视角，来提高发展的绿色化水平。要促进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的排放。也要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以理性的消费来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最后，要以全面改革的思维建立新的体制机制。以新的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涉及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这些领域和方面之间又相互紧密交织、彼此深度影响，这必然要求以全面的改革来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我们应按照中央的部署，有节奏、有步骤、有阶段性重点地统筹推进各领域全方位的改革，尤其是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为按照新思想、新理念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提供坚强的体制保障。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本文摘自作者2016年1月10日在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标题及小标题系本刊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