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原松华
2016年，全球商品市场价格进入下行通道，石油、天然气、钾、煤炭、铁矿石、基本金属价格都达到过去10年甚至几十年的历史低位。一些机构预测2016年大宗商品生产厂商将继续面临价格低位挑战——世界银行估计46种主要商品中37种平均价格将低于2014年。
在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达五年，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日益凸显。中国这艘大船，如何“破冰”砥砺前行？3月19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经济峰会上，一场以“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的讨论务实展开，一些参会的世界500强公司还为论坛提供了相关研究报告。
供给侧存在结构性问题，导致市场无法自动实现平衡
当前中国经济的减速被称为“新常态”，世界经济的减速则被称为“新平庸”。同样是减速，发生的原因却不完全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表示，在发展阶段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从2011年起，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2017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将开始减少，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实际增长率也大概如此。从2011年“十二五”开始，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到7.6%，实际增长速度为7.8%。“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至6.2%，这是供给侧可能保证的一个增长速度。
新增劳动力减少，意味着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在放慢。当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缓后，惟一的出路是寄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蔡说，真正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为16岁至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2014年到达了峰值，2015年是负增长，今后将继续保持负增长。按照这个判断，每年新增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从过去的4%降低到了2014年的1.3%，2015年只有0.3%-0.4%的水平。劳动力不能大规模地重新配置，生产率提高的空间也就大大减少了。
在蔡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从经济增长、生产函数的角度看能够解决什么。在劳动力总量不能增长的情况下，可以调整的就是劳动参与率。其次，未来人口可能还有改善的余地，例如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第三，加大教育和培训，培育人力资本。第四，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的参与率，进行资源配置，以此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他认为，过去较多强调新型城镇化是需求侧的要点，现在则应看到新型城镇化在供给侧显得更重要。
波士顿咨询公司提供的研究报告认为，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困境之一是劳动力要素的僵化。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而言，近乎终身雇佣制的人才管理方式导致高额的人员开支负担和较低效的人力资源配置。对员工而言，固化的知识技能和工作岗位也禁锢了自身发展。此外，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困难同样阻碍了企业发展的弹性和员工自身的成长。许多老工业基地难以在短期内培育新兴服务行业、吸收大量失业人群，当地的员工已经成为“钢二代”“煤二代”，在城镇失业后无法选择回家务农。而当前的户籍制度、社保政策又给流动人口外出务工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如果能在这些领域提供制度的灵活性，推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区流动，将有可能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促进传统行业员工参与到新兴地区和行业的建设中。
该机构建议中国政府适度调整关于员工解聘的相关法律条款，同时鼓励和规范劳务派遣制等灵活的用工方式，逐步盘活僵化的劳动力市场。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提供的研究报告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下，供给侧存在大量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市场无法自动实现平衡，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本身、要素配置机制以及要素产出模式三个方面。其一，要素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以劳动力要素为代表。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的劳动力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沿海城市劳动力紧缺及其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近年来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另一方面，长期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使得劳动力技能培养问题被忽视。目前，中国较为成熟的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分别满足了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的教育需求，但缺少各类应用型技能知识教育体系，导致劳动力技能与实际需求出现错配。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产业升级对劳动力要求的提升，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在数量和技能方面均出现结构性障碍，导致企业人员与高素质人才短缺现象并存，制约了企业成本效率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其二，要素配置机制的结构性问题是以资金要素为代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单位社会融资增量推动的GDP增量由2007年的0.83元大幅下降至2013年的0.28元。这表明大量的GDP增量被低效使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而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抑制和僵尸企业。中国的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缺乏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以股权融资为例，证券市场低迷且上市辅导审批流程过长。2010年至2013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境内股权融资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比例由4.1%下降至1.3%。银行作为主要的信贷渠道，长期将大量的低成本资金投向政府所扶持的国企、投融资平台甚至僵尸企业，而对市场反应更为灵敏的民企由于融资渠道不足只得转向高成本的民间借贷。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全国地区性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长期位于20%上下，是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2-3倍。而民营企业的产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已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私营工业企业资产回报率为11%，远高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4%的水平。
其三，要素产出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可以通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低反映出来。尽管不同机构和学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式和绝对值存在一定的偏差，但较为一致的认识是，过去20年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日、韩等国相似历史阶段的水平，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快速下降。这一事实表明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依靠资金等要素数量上的投入实现，而要素的使用效率和产出质量不高，这也与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管理水平、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不足的现象相一致。这一问题正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要素产出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在于，如果不能转变要素产出模式并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那么新的需求领域将很难被挖掘、拓展和创造出来，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将丧失新的动力。
生产要素本身的结构性变化使得中国过去简单依靠要素数量的投入实现的增长不可持续；在外部需求水平恶化的环境下，要素配置机制失衡导致市场无法根据需求水平的变化自发地调整供给水平，同时，造成财政和货币政策等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下降；而要素产出模式落后导致有效供给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和推动新的需求升级趋势。因此，在中国的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无法自发实现均衡的情况下，需要政府通过供给侧改革，针对这些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整。
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密不可分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则表示，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是密不可分的。他说，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存在很大的过剩产能，需要大改革。尤其要在供给侧创建一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体系，鼓励高投资回报率以及创新创业等，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是必须的。供给侧改革还包括解决房地产市场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斯宾塞看来，目前在公共和私营领域投资都不够，这是需求方面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需求侧和供给侧都需要进行政策改革，因为两者是互相联系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利亚与斯宾塞教授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当全球经济进入“新中庸”，我们都需要加快改革，而非停滞改革。“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加快改革，为达到更好的平衡，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相结合。中国债务占ＧＤＰ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仍有刺激空间，而这种刺激将会对中国及国际经济起到拉动作用，世界其他国家也要向中国学习。财政有盈余或者比较平衡的国家，有能力采取这种结构性改革。此外，还需要选择一些边际效益较高的项目，利用好当前利率较低的环境，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同时，在需求侧也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在经过六至七年的财政调整后，西方国家都需要仔细地审视一下需求刺激。
在这场分论坛之前举行的以“砥砺前行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全体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在没有充足、合理需求的情况下，供给侧的改革反而会增加失业、拖累经济，而不会促进增长。他说，有效的供给侧措施通常要与需求侧联动。
目前，中国政府已有相应的政策举措出台，财政部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波士顿咨询公司建议，在地方政府层面，应考虑几个潜在的资金筹措方式：根据各地产业过剩行业的实际情况，发行长期专项债券筹措资金；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充实社会保障；由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出资成立公益培训基金，对适龄下岗员工进行培训转岗或分流。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认为，无论是注重需求侧刺激的凯恩斯主义，还是注重供给侧调整的供给主义，都是政府可以考虑使用的宏观调控思路，而两种思路在全球和中国历史上都有过非常成功的实践经验，供给主义为宏观调控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可以和需求侧管理手段一起为政府提供更多样化的政策组合。从中国上一次通过供给侧改革手段减轻供给过剩矛盾的经验可以判断，“去产能”等举措将在短期内给宏观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1998年，以国企改革和“去产能”为代表的供给侧改革举措有效地减轻了供需失衡的矛盾，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显的经济放缓和通缩信号。1998年和1999年的GDP增速由此前10%左右的水平滑落到8%以下，CPI由1998年1月的0.3%下降到1999年6月的－2.1%。可以预见，在本次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承受GDP增速进一步下滑和通货紧缩的压力。去僵尸企业意味着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减税等举措势必将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赤字压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考虑适度扩大财政赤字，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并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物价的合理稳定增速，以平衡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短期负面作用。
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需回归本原，大道至简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看来，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为了使新境界引导经济进入新阶段，必须让它回归本原，大道至简”。
他表示，下一步推进供给侧改革，关键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在供给侧改革的战略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做好六件事：一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市场逐渐完善，创造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二要稳定宏观经济，创造稳定的环境，让企业和市场有稳定的预期，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三要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使准公共产品和准公共服务有效地供应；四要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五要促进共同富裕，从整个经济活动的结果上发挥政府的作用；六要弥补市场失灵，有了问题政府出面解决。
李扬建议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果政策重点转到供给侧，重点在于要让劳动、土地、资本、科技等这些经济发展的源流迸发创造财富，而不仅仅从“三驾马车”间接对其发挥作用。第二，从政策调控的目标来看，如果重在需求侧调控，主要是熨平波动，考虑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强基固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是主要举措。第三，如果强调在需求侧对经济进行调控，不应该让微观主体有歧义，每天想着货币政策、汇率、大宗商品的变化，肯定不会去考虑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要创造稳定的环境。第四，需求侧的管理注意速度，供给侧的调整则需注意质量、效益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五，需求侧调控的特点是强调经济的不断扩张，供给侧管理就要挤掉经济中的水分，使经济呈现健康的面貌，即“三去一降一补”，把过剩产能、库存挤掉。在此过程中，要下决心去杠杆，经济才能健康运行。
“去产能”：可借鉴五种国际成功经验
“去产能”是中央确定的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也是改革的攻坚之战。在去产能过程中，“员工安置与再就业”和“资本效率与坏账处置”成为两大焦点问题。处理好这两大问题，关系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根据国务院最新的去产能目标估算，未来两至三年内，由于去产能可能面临失业的人群为300-350万，主要集中在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可能推高失业率0.2%－0.3%，相比于1998年约2100万的下岗人数，加之目前日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本次员工安置大潮在国家层面整体可控。但不应忽视的是，煤炭、钢铁企业是许多地方的经济支柱，吸纳了当地大量就业人口，因此部分去产能行业集中度较高的地区将面临较大压力，若采用过于激进的方式去产能而未能妥善安置下岗员工，将给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该机构结合国际案例、企业访谈、文献研究及其在全球范围内与政府企业的合作经验提供的研究报告认为，能够兼顾短期社会稳定和长期经济转型的举措是最佳的员工安置方式。从国际经验看，员工安置与再就业主要有内退买断、创造公共服务、培训分流、转型升级创造新机会，以及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等五种方式。
方式一：根据世界银行对各国的观察以及中国1998年下岗潮的经验，鼓励提前退休、提供离职津贴依然是最直接有效的安置方式，尤其是针对临近退休、再就业难度大的员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资金的规模是两年1000亿元，用于解决职工安置问题。但是，这些短期应对方式一方面加重了政府及企业本身的财政和财务负担；另一方面并未给社会经济创造价值。因此，积极创造再就业的条件和机会，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保障职工的生活水平。
方式二：政府提供阶段性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给予下岗员工寻求再次正式就业的过渡期。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实施的经济改革曾导致大量职工下岗，为此，韩国政府推出“大众工作计划”，为低收入但又没有资格取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提供帮助，主要提供四大类工种：1.基础设施建设，如森林培育、维修公共设施等；2.为社会服务和慈善机构提供服务；3.打扫环境卫生；4.参与政府的信息建设工作。仅1999年，大众工作计划提供了约40万个工作岗位，降低了2%的失业率，有效缓解了潜在下岗员工的安置问题。
方式三：企业或政府提供再就业培训，向服务型行业分流。荷兰邮政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员工培训再就业行动。虽然该企业员工年纪较大，技能单一，但都具有极强的自律性和责任心，这正是许多其他岗位所必须的核心要素，例如公共交通司机、安保等。因此，荷兰邮政对员工进行了再培训，并给予一定过渡期和资金奖励。在此行动中，仅安保工作岗位就成功对接了上千员工。德国鲁尔区在转型过程中建立了全国最大的职业培训学院和各类再培训中心，还与招工局联网，向每个培训者提供两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方式四：企业通过自身业务转型升级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对老员工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转岗，带来新的经济价值。德国鲁尔区曾以传统工业蜚声全球，而20世纪50－6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给鲁尔区造成了巨大冲击，随后鲁尔地方政府制定了“新产业化”政策，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就业结构调整：一是建立技术设计园区，引入并创建了212家新兴企业，创造了3650个工作岗位，并通过引入新的人才强化对年轻劳动力的技术转型改造。截至2010年，化工、物流、商业贸易和医疗保健行业吸纳了56万从业人员。二是根据地区的发展历史和资源禀赋进行工业遗产综合开发，打造“工业旅游”品牌。例如，保留传统行业的小规模模拟生产，让游客参与工业流程，或将废弃工厂改造成文化娱乐设施。由于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且对专业技术能力要求不高，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传统产业员工过剩的问题。
方式五：建立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长效机制，培育新兴技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德国鲁尔区的再次腾飞离不开当地政府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13年内，鲁尔区从一个没有任何大学的地区转为欧洲境内大学最密集的地区。为了加强科研成果的应用，鲁尔区还建立了一条横贯全区的“技术之路”，把区内的经济中心和研究中心联系起来，对于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多元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国企改革将是本次供给侧改革成败的关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之所以能走到世界前列，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地、大规模地降低了体制成本。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在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一个更好未来的关键所在。”
他表示，体制成本主要包括税负、社保等法定成本，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外部经营环境的恶化导致企业的利润水平大幅下滑，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综合税负过高的问题凸显，根据2013年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的报告数据，中国企业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达40%，超过过去30年OECD国家24%－27%的平均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张小济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政府要给企业家一个“亲商”的环境，例如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外部环境不好，企业如何能做好？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建议从治标、固本、创新三个方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具体包括：“止血”—降低税负成本，减轻企业负担；“输血”—清除僵尸企业，打通输血机制；“创新”—降低市场壁垒，助力企业创新。
该机构的研究报告提出，将深化国企改革作为供给侧改革的抓手。国企改革将是本次供给侧改革成败的关键。当前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大都与国企改革不彻底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从要素的投入看，国企占据和消耗了比民企更多、成本更低的资源，是资源配置机制不平衡的主要体现；从要素的产出看，国企并没有高效地利用所获得的资源，其利润和资产回报水平平均明显低于民企，并且当前的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于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国企主导的行业。从历史经验上看，1998年的供给侧改革之所以成果显著，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以国企改革为抓手去僵尸企业。当时以纺织为代表的行业出现大量过剩产能，国企大面积亏损，信用资源持续流向国有亏损部门。政府通过兼并破产方式减少约五万家落后国企，截至2000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而对此次改革来说，更重要的是完成上一轮国企改革没有实现的目标，即通过完善国资监管方式、鼓励混合所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举措，优化国资布局，并真正将商业类国企改造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研究报告还建议，以经济手段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方式。对大企业而言，首先可以逆势扩张，通过兼并收购扩大业务规模，实现业务转型或跨越式增长。历史上，巴里克在1984年金价快速下滑时从石油行业转型进入金矿领域，随后在长达20年的金价震荡期内通过一系列收购成为全球最大的金矿企业。其次，利用外部危机倒逼组织变革。中国企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组织架构日益庞杂，管理方式和组织能力存在诸多缺陷。当前要求企业拥有精简高效、反应敏锐、行动灵活的组织能力，以便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实现集权与自治的管理平衡，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并有效地降低风险。此外，还应突破创新，顺应消费升级创新业务模式，滴滴、优步等公司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整合社会乘用车资源，有效满足了当前一二线城市快速增长的乘用车出行需求。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破不立”，当前供给侧改革是消除结构性障碍、恢复市场机制、释放企业活力的重要举措，只有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的扭曲，并加以制度保障，改革才能破“冰”。改革的阵痛，是中国经济“破而后立”的必要阶段，将为日后经济的长期稳定和企业的腾飞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