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18世纪中期开始的欧洲产业革命改变了世界格局，随后，英国等欧洲强国加紧了对亚洲等国家的殖民掠夺。面对中国这个占当时世界总人口1/3的东方大国，他们一开始没有选择直接用武力征服，而是用鸦片打起了贸易战和经济战。
国家利益
产业革命浪潮从英国率先掀起，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实现了重大变革，使英国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到1820年，英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到了全世界的一半。
蒸汽机、纺织机、车床、钻机等新技术装备广泛使用后，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产品成本大幅下降，1799年制造14先令的40支棉纱到1830年成本降到6.75便士，1882年降到3.5便士，100年间成本下降了97%。
1800年英国的人口只有1500万左右，生产出来的大量工业品只能外销，这成为重商主义和海外殖民扩张的经济动因。在亚洲，英国通过武力等手段把印度纳入其殖民范围，在此设立了东印度公司，授予其好望角以东、麦哲伦海峡以西整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外贸易垄断权。
面对当时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英国一开始很谨慎，主要以东印度公司为平台从事合法贸易。英国出产的棉布等工业品虽然价格低廉，但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中国，长期以来习惯了自给自足，对此类商品需求量并不大，加上清政府奉行闭关政策，对外贸易只限定广州一地，对“洋货”又实行高额关税，所以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没有太大的市场，而中国盛产的茶叶是欧洲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商品，这就造成了英国对华贸易上的巨大逆差。
据严中平等编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765年至1769年中国从英国进口货值119.3万两，出口货值219.1万两，英国对华贸易逆差99.8万两；1770年至1774年中国从英国进口货值146.6万两，出口货值211.9万两，英国对华贸易逆差65.3万两。当时，双方贸易以现银结算，为购买中国商品，英国不得不将大量白银运往中国。
英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和头号海上强国，向来视别国为殖民地和廉价商品倾销地，自然不能容忍对华贸易长期以来高额逆差的局面，而解决的办法竟然很快就有了，不是一场新的战争，而是鸦片。
英国人在印度等地大量种植鸦片，之后通过各种手段转运到中国，换回急需的白银。随着这种交易的不断扩大，中英贸易格局发生了彻底改变。据《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805年至1806年中国从英国进口货值1147.4万两，出口货值740万两，英国对华贸易实现顺差407.4万两。据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统计，1840年以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为40多万箱，价值约2亿两；而据周伯棣《中国财政史》，1842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才3714万两。
长期白银外流影响到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和财政状况，鸦片已触动了大清国的国家利益，如不迅速改变这种局面，清政府的经济形势还将进一步恶化。
私人“分肥”
鸦片，是一种用罂粟的汁液制成的毒品。
中国人对罂粟并不陌生，它原产希腊，唐朝时便由阿拉伯人带到扬州、广州等地，作为治痢疾的药物使用。宋朝人把罂粟当补品，苏轼写过“童子能煎罂粟汤”的诗，明清以后的医书《本草纲目》《医林集要》《普济方》《医鉴》等均记载其药用功效。
既如此，鸦片为什么在唐宋以后没有形成毒祸呢？原因在于服用的方法，以前人们通常煎服罂粟的果实或壳，如宋朝人称其果实为“御米”，拿来煮粥，其毒性尚小。而鸦片是罂粟的制成物，将罂粟的白色乳汁干燥凝固，之后经过烧煮和发酵制成，用专门的烟枪吸食，毒性大增，且极易产生依赖性。
鸦片不仅对人的身体和精神意志造成严重摧残，而且也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对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冲击，其弊端存在于方方面面，有目共睹，所有负责任的政府都会对其实施严禁。事实上，清政府也颁布过不少禁烟令，最早的可上溯到1729年，那时还是“四阿哥”雍正皇帝在位，其后历任皇帝也都颁布过不同内容的禁烟令。
1820年至1850年在位的是道光皇帝，他对鸦片的危害性有清醒的认识。继位当年，广东查获一起澳门商户贩烟案，道光皇帝立即下令断绝与澳门的交通，重申禁烟令，同时诏令“开馆者绞议，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鸦片战争爆发前，道光皇帝至少颁布过8次关于禁烟的诏令，一次比一次严厉和具体，仅从制度层面看，道光皇帝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禁烟皇帝”。
但规定是一回事，执行却是另一回事。不能公开贸易，东印度公司就通过散商把鸦片运往中国，先后在珠江口一带的燕子湾、黄埔、零仃洋等地形成规模宏大、半公开的鸦片交易市场，巨大的交易额和丰厚的利润，打造出一条包罗上上下下的利益链条。
查禁鸦片走私是水师的职责，广东水师有个叫韩肇庆的军官在查办走私案中经常立功，接连升官，后来大家发现了他的秘诀，原来他与烟贩子勾结，烟贩子从每1万箱中抽出200箱给他作酬劳，他拿出100箱上交，另100箱落入自己的腰包。
除了这种走私活动，烟贩们还通过行贿海关官员的方法直接进口鸦片，清政府广东海关身处对外贸易的最前沿，上至海关监督，下到普通差役，都成为烟贩子围猎的对象，整个海关几乎全部“沦陷”。据王栻《薄俸与陋规》，道光八年（1828）广东海关向户部呈报的关税为114.2万两，而外商自己统计的数字是404.2万两，中间的260万两不知去向。
私下里的贿赂更无处不在。据曾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任职的美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815年在澳门的外商曾联合创建过一个“贪污基金”，对在澳门出售的鸦片每箱征收40西班牙元，专门用来行贿清政府各级官员，该基金“以公开的方式收取”。清政府广东海关监督是公认的“肥缺”，马士说：“他任内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第二年是用来保官，第三年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
水师、海关官员、行商、烟贩和地下烟馆的开设者，再层层传导和辐射向四周，由鸦片贸易编织起来的利益链条越来越长，来“分肥”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尽管上面三令五申，下面该做的生意仍然照做，出现了越禁越繁荣的怪象。
战略摇摆
面对越来越猖獗的鸦片走私，道光皇帝决心用更霹雳的手段禁绝鸦片，但有人却认为这么做没必要。
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的一批朝臣认为鸦片固然应当禁，但在方法选择上不宜“严禁”，而应“弛禁”。所谓“弛禁”，就是干脆变鸦片贸易为合法，按药材纳税，“民间赎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为避免白银外流，规定“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同时严禁官员、士兵吸食，凡发现者“应请立予斥革”。
为说服道光皇帝，“弛禁派”还提出了一项建议，“请勅查各省县种罂粟处”，从而“内地得随处种植”，也就是自己种植鸦片，来个“以土抵洋”。
镇压“白莲教”起义清廷花费了2亿两军费，此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严峻，面对“弛禁派”的建议，道光皇帝有些拿不定主意了，把许乃济的上疏发往有关部门讨论，结果引起鸿胪寺卿黄爵滋等官员的反对，黄爵滋随后上《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提出对鸦片应当严禁，建议“重治吸食者”“吸食者死”。
道光皇帝又把黄爵滋的上疏发往各省督抚及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让他们发表意见。各地的反馈意见很快回来，共29件，赞成黄爵滋严禁主张的仅8件，反对的21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仍然是利益。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说，广东水师员弁“其岁得入自粮饷者百分之一，得自土规者百分之九十九”，如果禁除鸦片，“则去其得项百分之九十九”。其实不仅是处于“禁毒一线”的广东水师，鸦片形成规模化走私后各地方都深得“好处”。据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自广东以至各省”沿途关口“转于往来客商，藉查烟为名，恣意留难勒索”。
如果这还只是“灰色收入”，“弛禁派”给出的新方案对各地方无疑更具诱惑力，如果鸦片种植、贩卖和吸食都解禁了，那将会给各地带来巨大的利益，大家都渴望“分肥”的链条能无限扩大。
但这一次道光皇帝支持了少数派，他力排众议起用林则徐等人在广东等地开展了规模盛大的禁烟活动。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几乎相当于当时1年的鸦片走私量。
鸦片在中国如果就此终结，英国对华贸易将重回巨额逆差的状况，为获取必不可少的茶叶等商品，东印度公司必须源源不断地筹集大量白银运往中国，不列颠帝国即便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也无法容忍对其经济强权和世界霸权提出的这种挑战，于是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道光皇帝一开始并不怕与英国人交战，这多少缘于清朝统治者对欧洲列强情况的不了解，但随后的战事让清朝统治者们吃惊，这是一场蒸汽机驱动的铁甲战舰对木帆船、装着最新研制火药的滑膛炮对土制大炮的决战，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是“16世纪与19世纪”的战争，结果一支1万多人的舰队在中国沿海竟如入无人之境。
不过，实力可以决定胜败的结果，却无法解释一触即败、不战而败、望风而逃等种种现象，这只能用抵抗者的决心和意志去解释。当初道光皇帝“力排众议”，看起来决心很大，其实也预示着隐忧，“严禁派”是少数派，主张“弛禁”的人多在观望，他们中有多少人私下里巴不得“严禁派”失败不太好枉度，但当他们看到英国人提出的停战条件只是赔款、增设通商口岸和惩办“严禁派”时就立即欢呼雀跃，并怂恿道光皇帝赶紧接受，这是不争的事实。
把道光皇帝划入历史上的昏君行列有失偏颇，毕竟他对鸦片的危害性认识是清醒的，多次颁布过禁烟条令，惩办过贪腐的官员。但他缺少与世界同步的战略眼光，造成重大决策中的摇摆和游移，他可以惩办撤换几个贪腐、不称职的官吏，却无法改变整个吏治，从而造成了鸦片在中国的肆虐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