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原松华
2015年，中国钢铁生产出现2000年以来首次负增长，水泥产量出现1990年以来首次负增长，发电量和用电量出现了1978年以来首次零增长，经济进入下行通道。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7％，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2％，3月份同比名义增长10.7％；1-2月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2.6％，3月份出口增长18.7％；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2％，增速比上年同期有所回落，3月份同比增长10.5％；1-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4％、49％，3月份为50.2％，结束连续7个月低于荣枯分界线；1-2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为2％，3月份为5.6％。这些数据是否反映了中国经济已经见底企稳？4月份，本刊记者参加了两个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与会者各抒己见，探寻表象背后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尚在探底中，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4月1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新供给2016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表示，中国经济由高速到中速增长的背后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转换，是一种平衡转向另一种平衡。经济经过六年的回落以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过度看空中国经济前景理由不足。他预计2016年下半年或者2017年上半年会触底。判断的依据是投资增速企稳回升，目前在10％左右，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速度很可能是5％-6％，非常符合触底特征。
一季度部分经济数据转好，刘世锦认为有短期因素的扰动，真正触底需要未来几个月的落点来验证，即使触底也不会大幅反弹，未来经济最可能呈现“L”型，“L”型的底部有一个小的“W”型，这个平台将维持5-10年时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当前经济的判断是经济增长好转信号不明显。经济增长连续24个季度从高位下行，多数指标表现偏弱，通缩风险压力缓解迹象不明确，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是在下行通道。第一，GDP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现在是下行的。第二，工业增长是下行的。第三，PMI虽呈现回升的迹象，但2009年9月份以来，上行多次都下来了，只有一个月的上行来证明经济上行论据不足。再看价格，工业品购进和出厂价格，收窄幅度变小，但是在很大的负值区间向上升的，是在深水区潜伏运行。货币供给有所改善，货币发行量M2和贷款有所增加，但是资金没有流到实体经济种。因此，当前经济增长没有明确的好转信号。
4月24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举办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判断经济下行是否见底主要看两个要素：一是经济存量问题是否解决？二是增量动能是否培育？目前我国的产能过剩利用率只有70％，国际上产能利用率应该超过80％-85％的合理幅度；房地产库存过高，资产价格还有泡沫；地方政府与企业的高债务尚有待化解；环境污染严重，74个大中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不到10个等。这些问题只有明显化解才能言底。
在李佐军看来，经济要走出底部，必须培育新的动能。但目前人口结构红利已消失，新旧增长动能还在转换中，重化工业阶段已进入下半场，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不如从前。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后，西方国家等强化了针对中国产品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我国的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从用电量指标看，今年1-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第一产业用电量增长6.7％，第二产业用电量下降2.1％，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长11.9％。“这类数据也反映出经济探底尚在进行中，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李佐军说。
中国经济的症结何在？
在马晓河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结构性因素，也有体制性原因，三种因素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降。
从周期上看，中国已经是中上等收入国家，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变时没有一个国家经济不下滑，因为经济总量变大，结构成熟。马晓河计算，2015年增加的GDP是4.03万亿元，现在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2000年的六点几个百分点，GDP 增长6.9％相当于2000年增长44％。第二，结构成熟。从投资带动增长到消费带动增长和从发展中低端产业到中高端产业，都意味着增长率的减速。
从需求看，中国的需求结构出现了问题。第一，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一方面，存在着公共投资主体、生产投资主体拿钱太多、增长太快，两个投资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方面的资源太多，挤压了消费空间，增长太慢不利于消费；另一方面，消费主体之间出现了有钱人不消费、没钱人想消费的现象。目前20％的低收入者每月只有430元，想消费却消费不了；还有20％的中低收入者平均每月不到1000元。两个群体加在一起是5.5亿人，这些人需要传统消费而不是新兴消费。谁给他们钱消费呢？这是很多人忽视的问题。2006年以来，我国投资消费都在下行，因为在出口下滑、国内消费动能不足的同时，供给结构也有问题。一方面，传统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中高端产能发展不足，没有优质产品、安全食品，人们只好到国外消费，国外消费也不能把财富消费完就存起来，供给结构限制了中高端消费结构的转换。
第二，社会保障水平低、不完善，造成了很多人不敢消费。比如中低收入阶层要买房子建房子、婚娶、孩子教育、养老看病，但社会保障水平低，抑制了他们的消费。
第三，经济下降、去产能影响就业，还有“互联网+”、智能化都会对就业产生影响，现代新兴消费行业对传统行业有一部分起到增长作用，还有一部分是替代作用，消费缺乏持续增长的动力。
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消费阶层在分化，城市20％的高收入和20％的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由过去2000年的3.6倍扩大到5.5倍；农民内部20％的高收入和20％的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15年，20％的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差距扩大到10.45倍。（高收入人群边际储蓄倾向高，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把钱存起来，不利于中低收入人群消费）
“要比财富结构，不能比财富本身，消费和储蓄要比，一个家庭财富总收入=总消费+总储蓄。一个国家也一样，消费增长比印度、美国快，需要与储蓄比，储蓄等于投资，投资等于产能。从消费市场看，中国经济有严重的结构问题。”马晓河说。
从供给侧看，中国的供给也出现了问题，结构上传统增长动力在衰退，新兴增长动力还在孕育，为什么新旧动力不接续？在模仿式创新和高储蓄的条件下，目前的体制有利于把资本带到中低端产业，造成中低端产业产能过剩。当国内需求不足、国外需求下降的时候，就出现了严重过剩。当前中国的市场可以缓解库存，却不能出清，产能在中低端过剩是由两种力量造成的，一是市场，二是各级地方政府在竞争条件下大办园区、大办中低端产业。所以，靠市场是比较难的，还需要支持政府去产能。
此外，为什么中高端产业特别是引领性高端产业进入不足？这是因为我国是模仿式创新，要搞自主创新缺乏很多条件。国有企业很强大，但是国有企业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力量不够。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中，外商、港商投资占的比重比国有企业还高。这些产业由于成本高、进入技术门槛高，导致国有企业进入不足。
从房地产看，一二线城市销售向好是市场出清的结果，只要市场继续出清，会增加一定投资，但是想像过去那样大幅度增加投资不可能，特别是当前中国房地产出现结构性问题，一二线城市就业前景好，但是落户条件限制太多，而恰恰中国转移人口中60％在大中城市就业。所以，不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房地产要健康发展也难。
在李佐军眼中，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已触到了高消耗高污染排放的“天花板”，经济下行是表象，核心是背后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形成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人口坑陷阱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前人口与经济关系为：生育自主决策+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为：计划生育+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一个硬缺陷是只能计划新增人口，不能计划已经生育并登记了的人口，也就是说，只能对数量计划，但是不能按比例。
在周天勇看来，中国重化工业全面过剩，第一次工业化提前结束，未富先老，经济提前进入低速度增长阶段，形成中国特有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人口坑”陷阱。
周天勇认为，宏观调控的困难在于，由于人口的收缩，总需求下降，过去超前建设的生产能力全面过剩。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总需求调节手段，对于人口收缩形成的总需求萎缩不起作用。供给侧调控，只能对企业税费、高利率和其他高成本，以及居民因分配GDP比例低形成的一部分低增长速度，可以起改善作用。供给侧管理对人口收缩引起的总需求萎缩还是没有办法；供给侧的去产能是负增长；增加新生产能力投资，以增加生产来提速，都会使产业更加过剩；职工闲置，则消费需求会更加收缩。
中国城市化和重化工业的中坚——住宅，1991年到2015年底，我国城镇商品和保障住宅竣工累计套数，加住房体制改革前原有的存量，再加各种各样7000万套不完全产权房，规模约为35411万套到37781万套，减去估计拆除的2000万套，2015年底，城镇住宅存量大约在32881万套到35411万套之间。2015年后，住宅建设和供给更加严峻的是：截至2015年年底，正在施工商品住宅面积还有51.16亿平方米，新开工的近10.67亿平米，共计61.83亿平方米。2016年后，即使新楼盘一个也不开工，还将增加6183万套房屋供给，届时，城镇全部住宅供给将达到41594万套—44594万套。全部竣工后，每套3.05人，城镇住宅可容纳12.69亿到13.6亿人口居住。
2015年，假如取上述存量的中间数，城镇住宅有34146万套，开发商未售出库存的住宅大约在700万套左右，外出农民工和一部分农村老人，在务工地城镇和家乡附近的城镇购买了大约4500万套，城镇常住人口户数大体为1.38亿，扣除城镇农民工常住人口，余下的住宅，城镇居民每户平均有2.1套。而按照城镇居民人口中，21％有多套房，66％平均一套房，13％无房租住计算，城镇居民中有1套房的9108万户，无房租住的1794万户，多套房的2898万户家庭，平均拥有6.8套左右的住宅。
与此同时，受经济大势影响，中国车市消费潮在2015年明显降温，整体进入微增长态势。2015年全年，中国汽车市场总销量同比增长不足10％，为数年来首次跌出两位数增长。
周天勇预测2016年到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从7％左右跌到3％左右；2021年到2030年，经济增长速度从3％左右降低到1％左右；而2030年到2035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1.3％左右。
中国经济的出路何在？
李佐军认为，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有三个意识——自信、相信、敬畏。自信主要是敢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相信就是要相信大家会一起攻坚克难，敬畏就是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人心，不尊重规律会适得其反；二是要在“三驾马车”作用趋小的情况下，从供给侧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新的动力就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解决三个关键问题，即解决去产能等存量问题、培育新产业等增量，将新旧产业替换、新旧增长动能转换中的经济、社会风险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马晓河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很大。首先，消费市场非常广阔。“一定要瞄准消费，如果中国人均消费的水平增长是发达国家的一半，就能使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传统消费要瞄准中低收入阶层，让中低收入阶层有能力消费。同时，新兴消费要瞄准中高收入阶层，让他们愿意消费中国的产品。从供给看，在淘汰过剩产能的同时要抓好新兴产能。中国经济增长有希望，但是目前看不出回升的迹象，有可能下半年出现弱企，如果不改革，中国的经济就不会出现非常高的增长。
马晓河建议，供给侧和需求侧要同时发力。供给侧改革目的在需求，需求要依赖供给，供给侧改革要两手抓。在产业上做好“减法”的同时一定要做“加法”，赶快培育新兴产业，实现新旧动力的接续。需求侧也是两手抓，调整投资结构，转向有利于民生促进消费的方面。需求侧和供给侧有一个相同点，两者都有投资，这两个投资从表面看是一样的，但是结构不一样，要调整供给侧将来能增加潜在增长率的投资结构，过去的投资结构对现在的增长率有用，却对未来带动比较弱。另外，抓新兴产业，中国“互联网+”是一大行动，“中国制造2025”是非常好的战略，关键要落地，怎么落地？就是加快改革。
最后就是解放思想。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三个伟人，撒切尔夫人、里根、邓小平。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我国改革很多都在供给侧用力。八九十年代，我国的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围绕两个群体”，实现了中国的繁荣富强。穷人中低收入群体有就业、有饭吃，农民把地承包起来有饭吃，工人搞计件制，失业青年发展集贸市场，恢复高考、平反昭雪，都使精英阶层有了上升通道，这背后得到了十几亿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