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倪 姜 巍
民间投资，作为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支撑和经济活力的重要源头，一直以来在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2013年至2015年，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总体较为稳定，且民间投资增速一直领先于全社会投资增速。但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明显放缓，增速一路下滑。1-4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5.2%，与去年全年10.1%的增速相比接近“腰斩”。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一些地方政府对扶持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缘何始终不高？在民间投资领域，目前仍存在哪些问题亟待改善？今后，对于加强民间资本投资又有哪些具体建议与思考？针对以上问题，《中国发展观察》记者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许召元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进行了采访。
巨大准入隐形壁垒致使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可走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4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8239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5.2%，约为去年全年10.1%增速的一半。民间投资占比也相应下降。1-4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2.1%，比去年同期降低3.2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自2006年至2015年，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从49.8%上升到64.2%，2013年、2014年、2015年，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63%、64.2%和64.2%。但进入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例出现了近10年罕见的下滑。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三位专家看来，民间投资不同于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指令性的行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效果并无显著作用，民间投资行为更多依靠投资人对经济形势、项目前景的判断和利润的追逐等。
对于导致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专家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民间投资与经济大环境息息相关。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下行通道之中，而且如今经济是否已经探底尚不能完全明确，对民间投资必然会产生基础性影响。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7%，季调后的GDP环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为5.8%，已接近2008年的水平，尤其是第二产业增速继续回落至5.8%。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实业萎缩，优质的投资机会自然也就减少了，无处可投是导致民间投资增速“腰斩”的重要原因。
“虽然今年一季度投资增长速度有所企稳，但是由于宏观经济调整的过程仍未完全结束，作为反映经济挑战内在要求以及对市场最敏感的一项指标，民间资本投资的下行趋势是必然的。”尹中立直言，当前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是对前期高投资和去产能以及经济下行的正常反应，增速下行也不仅限于某一两个领域，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仍是对整个经济下行的内在调整。
许召元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整体经济需求放缓后，过去巨大的产能需要缓慢消化甚至绝对减少，因此，新增投资具有内在下降的要求。
其次，民间投资的比较收益相对下降。民间投资普遍较关注其未来的回报率，如果经济形势仍未企稳或继续呈下行趋势，对民间资本投资而言，势必会慎重再慎重。
再次，各项成本的上升造成民间资本投资利益下降。李佐军表示，一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主要指企业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隐性成本。二是税费成本较高，税收负担总体偏重，税费种类偏多。三是财务成本较高，集中体现在借贷成本偏高。四是电力成本较高。五是物流成本较高。此外，还有人员成本、人才成本、土地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等也都偏高。这些成本的上升，都会直接影响民间资本的投资决策。
第四，民间资本存在巨大准入隐形壁垒。缺少准入通道，准入门槛过高问题严峻。李克强总理曾列举民营企业在地方受到不公对待的一些现象，央企、国企负责人前来投资、合作，当地会大力宣传，但民营企业来谈合作，政府负责人却不敢和他们打交道，有些地方负责人见一下民营企业家还躲躲闪闪。一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不听电话、不接材料、不予办事。恰如总理所说，“一些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是‘没门’！不知道‘门’在哪儿！因此，必须进一步放宽准入，让民间资本投资‘有门’！”
对于导致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可走的根本性原因，专家指出，这与目前的管理体制有关。李佐军表示，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可走的情况主要体现在服务业领域。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很多相关文件，包括“民间投资新 36条”“鼓励社会投资39条”等。但目前在服务业领域，民间资本投资仍存在着门槛高的问题。“因管理体制问题而形成的审批程序冗杂，是制约服务业民间资本投资进入的重要原因。”
既然有审批，为什么国有资本投资能够受到优待呢？许召元直言，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国有资本相对来说有着身份的优势，因此政府在审批这样的投资申请时，相对更放心。
第五，投资安全性下降。“说白了就是产权问题。目前，我国的现代产权制度仍未真正建立起来，加之投资回报低等影响，使得民间资本普遍选择审慎观望的态度。”李佐军说。
与此同时，在许召元看来，对于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大可不必过分担心。他表示，从2012年到201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6%逐步减速到10%，从高于名义GDP增速10.3%下降到仅略高3.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已成功实现了高位回落，而且受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更新改造、第三产业平稳增长的支撑，我国经济有着保持一定投资增长的内在要求，因此，投资增速进一步大幅下滑的压力并不大。预计2016年全年投资增速有望稳定在7%-8%之间，比2015年下滑2-3个百分点，仅为2015年投资增速下滑5.7个百分点的一半左右。
深化改革、放宽准入，五大建议力促民间投资补短板
对于民间投资领域当前仍存在的问题，李佐军首先强调了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扶持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不高这一现状。他认为，站在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员角度考虑，应从经济与非经济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经济角度看，第一，与国有资本不同，民间资本数量和规模往往偏小，很多项目投资资金少且较分散，投资项目经济回报率较差。因此，从经济收益角度考虑，地方政府会倾向于选择收益较大的国有资本。第二，民间资本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联度较小。民间资本主要依靠市场，地方政府更多的是为其提供服务。政府直接在项目中参与利益分配的概率较小。这都会影响到政府的积极性。而国有企业投资，往往与地方政府是合作关系，双方利益捆绑比较紧密。“这也是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国有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非经济角度看，地方政府与民间资本打交道的政治风险较大。随着反腐工作推向深入，也使得地方政府对于扶持民间资本投资的态度显得格外慎重，甚至敬而远之。
那么，今后我们应如何补上民间投资的短板呢？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三位专家提出了以下五点建议：
首先，厘清政府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投融资体制，逐步建立政府的“三单制度”（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界定清楚政府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边界。今后，政府应从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其次，建立并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打消民间资本对于投资安全性的顾虑。“这是根本性问题。”李佐军强调，今后必须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坚持“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第三，解决准入条件的公平性问题。要使得公有制经济能够进入的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同样可以进入。专家强调，今后，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完善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二要加大改革力度，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的带动作用，创造公开、公平的投资环境和投资空间，提高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从而带动民间投资增长。
第四，降低非公有制企业的各项成本。正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的，“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此外，还包括劳动力成本、人才成本、土地成本、高房价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等。要将这些成本切实降下来，增加民间资本的利润空间，提高投资回报率。
最后，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民间投资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是密切相关的。近年来，我国经济处于下行期，如煤炭、钢铁等行业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效益相比较低。因此，应该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在经济竞争型领域，国有资本是可以增长的，但是要分散国有企业投资，不要再强调国有企业的增长和控制。在竞争型领域，给民间资本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