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
自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供给侧改革”后，此词很快成为全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热词。这绝非偶然，因为它挠到了中国经济的“痒痒”，意味着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也反映了全社会对深化改革的热切期盼。
（一）
推进供给侧改革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不可低估。
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是故意造新词，没有多大意义，其实不然。确实，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新词，但供给、供给侧（SupplySide，供给边或供给端）问题、供给管理并非新词。需求是自然存在的，供给是需要人为努力的，需求往往与政府政策相连，供给侧与制度关系密切。将供给侧与改革连接在一起就具有了新的独特意义：从供给侧推进改革，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即从政府政策主导经济增长转为市场制度主导经济发展；意味着发展模式的调整，即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为质量效益型发展；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即从投资拉动转为创新驱动。这种体制、模式和动力的变化，其意义自不待言。
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有可能探出一条新路。放眼全球，各国仍在迷恋需求管理政策。美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直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经济深陷其中，以致近期退出障碍重重。日本的所谓“安倍经济学”其实就是印钞经济学，最近更是实行负利率，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带来了新的麻烦。欧盟主要国家也是频繁运用发债、低利率、放宽信贷等需求管理政策，近期的欧洲资本市场也做出了无力的回答。许多新兴经济体大多还没有摆脱“吃资源”的老套路，以致大宗商品价格一下跌就陷入困境。当然，美国、德国和韩国等近年来在放松管制、反对垄断、减轻企业负担、发展信息技术、发展新能源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推进再工业化和再制造业化、培育新兴产业等供给侧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新亮点。在此背景下，中国若能尽快摆脱对需求管理政策的依赖，在供给侧改革方面探出一条新路，则不仅会为中国经济走出低迷闯出新天地，而且会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新贡献。
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是自信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每当遇到经济下滑，我们大都采取了需求管理政策。其中，自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采取的需求管理政策尤为典型。客观来说，以4万亿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达到了短期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也带来了实体经济产能过剩、以高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地方政府和企业高负债、影子银行过度发展、银行不良资产累积、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用需求管理政策维持高增长并掩盖、拖延和累积问题，还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容忍暂时的经济增速下滑、面对并解决多年累积的存量问题、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点？显然，我们选择了后者。选择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我们准备承受阵痛、壮士断腕、除旧布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是自信的表现，也是有长远眼光的表现。
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改革中的“精准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拟推进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生态改革、党建改革、军队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除了促改革外，我们还面临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保民生、建生态、反腐败等多重任务。在多重任务中，在各项改革中，针对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有必要推进一些精准改革，即那些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能缓解当前紧迫问题和矛盾的改革。供给侧改革就是精准改革，因为当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化解高产能、高库存、高杠杆、高成本等存量矛盾，同时培育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只有通过供给侧精准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未来的健康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二）
我对供给侧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
记得小时候就无意中关注过供给侧问题，知道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也就是需求）很多，需求好像无需人教，不成问题，但要得到想要的东西必须有钱，钱必须去赚，赚钱必须有本事，要有本事就必须去读书或学艺，而这正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供给侧问题。
读大学后开始关注“三农”问题，最初研究农业问题，随后研究农村问题，后来聚焦农民问题。在思考农民问题时，一方面要考虑保障农民的各种权益（即需求侧问题），另一方面要考虑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竞争力（即供给侧问题）。
2006年我公开发表的《加大供给政策推进力度》一文实际上是在2001年写作完成的。当时中国经济开启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学界出现了经济是主要由内需拉动还是应更多地发挥企业作用的争论。受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吴敬琏老师一篇文章的启发，写作了《加大供给政策推进力度》一文。此文提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必须充分认识供给和供给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加强供给政策的推进力度”“供给是指所有能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起作用的供给因素或供给力量（广义供给），包括经济活动主体（如企业和个人等）、生产要素（如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等）、结构变动（如工业化和城市化）和制度创新等”。
2009年，在需求管理政策大行其道之时，我发表了《保增长不能忽视多方面供给力量的作用》一文，文章提出：“当前，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各界正在为保增长而不懈努力。以往我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三大需求是重要视角，供给侧因素则较少考虑。而供给是与需求相对应的概念，是指所有能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起作用的供给力量，包括经济活动主体、生产要素、结构变动和制度创新等。目前阶段我国保增长不仅要重视需求侧力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要重视供给侧力量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2012年，在政府再次强调用需求管理政策实现稳增长时，我发表了《供给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一文。文章提出：“需求拉动受收入增长和购买力限制，是一种较为被动的力量，因此，稳增长应逐步摆脱对需求政策的依赖，更多地发挥供给政策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主要强调需求管理和需求政策的作用，特别是近年来许多人分析宏观形势和提出宏观政策建议，言必称凯恩斯‘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消费拉不动就使劲地拉动投资。其实，供给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供给政策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供给与需求相互依存，但国内有效需求最终取决于各主体的供给能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供给能力决定一国的竞争力，不要低估供给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2012年以来，我在上百篇文章和采访中反复论证和强调：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只是GDP支出法核算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只是需求侧的短期动力，只是多种动力中的一种，只是经济下行或经济危机时期用以抚平经济波动的非常举措，不能作为常规性政策使用。若非要当常规性政策使用，必将带来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债务负担增加、金融风险加剧、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副作用和后遗症。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必须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与需求侧“三驾马车”相对应，我提出了供给侧“三大发动机”的新概念。“三大发动机”包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正好对应着新一届中央领导反复强调的改革、转型和创新三个方面。其中，制度变革是指改革，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和信息化等。“三大发动机”是通过效率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因而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
之所以长期以来反复论证和强调供给侧动力，与我对经济学的学习和理解有关。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供给侧还有生产主体、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和增量培育等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绝非始自“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而是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例如，重农学派（Physiocrates，18世纪后半叶）就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亚当·斯密（ASmith，1776）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李嘉图（DRicardo，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1843、1854）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我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师从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学了多年的发展经济学，发现发展经济学家基本是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发展的。例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1946、1948）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Residual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RomerP,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LucasR,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我在博士研究生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学了多年的制度经济学和改革经济学，发现制度经济学家和改革经济学家也多是从事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来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在2008年出版了《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一书，提出了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人本发展理论主要体现了供给侧改革思想。人本发展理论是由“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满足人可以说是需求侧的，其余都是供给侧的。依靠人是指依靠人的行为来实现经济发展，属于供给侧；制度、资源或生产要素、分工（对应着我提出的供给侧“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是影响人行为的三大因素，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手段。
（四）
本书重点探讨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思路和对策。
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并非单项改革，而是一个改革体系。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需要将理论、实践和政策相结合。尽管有关供给理论、供给管理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供给侧改革才刚刚破题，改什么、怎么改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本书拟在这方面做一个初步的尝试，分别从“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反思需求管理政策”“从供给侧寻找新动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做好供给管理”共六章进行论述。
本书的创新点体现在：①区分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管理、供给政策和供给侧力量等概念，提出供给侧改革涉及供给主体、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及其影响因素、存量调整和培育增量等，明确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发挥企业的作用、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追求长期可持续发展；②摆脱“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的束缚，从整个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学基本原理厘清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将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超发，促私有化、促公平竞争、促企业家精神、促技术创新；③将供给侧改革纳入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之中，全面对比了供给侧分析框架和需求侧分析框架，提出了长期总需求理论分析框架，剖析了影响供给侧改革的所有因素，区分了要素投入和要素升级，将环境、企业家才能和政府管理也纳入生产要素之中；④将供给侧改革与全面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明确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题中之义，是全面改革中的“精准改革”；⑤对“三驾马车”是什么、不是什么、副作用和后遗症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投资依赖症”“增长低效症”等新概念；⑥与需求侧“三驾马车”相对应，提出了供给侧“三大发动机”理论，指出要从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个方面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⑦根据前述理论框架和中国实际，提出了推进供给侧改革的36条对策，强调要对改革也进行创新——创新改革理念、创新改革理论、创新改革策略、创新改革突破口、创新改革招数；⑧指出供给管理除了“三去一降一补”之外，还要加上“去超建”（去基础设施领域的超前建设、超大建设、超量建设和超标建设）等。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