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姜 巍
6月25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和中联控股集团共同举办的“国研智库论坛·2016中国资本峰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隆国强出席峰会并致辞。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马骏，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原所长任兴洲围绕“经济新动能：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与资本融合”主题在会上发言。在“百强谈话”与“财联网夜话”环节，来自全国“官、产、学、研”领域的代表就“供给侧改革”“互联网+”“产融结合”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交流。
依靠创新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隆国强在致辞中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阶段性、结构性的深刻变化。应对新常态最重要的是寻找、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被放到了首位，今后的发展要更多地依靠创新、更多地依靠整个经济效益的提升。
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中，如何能够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通过创新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隆国强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创新需要全球视野整合资源。过去30多年，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全球化中获益较多。因此，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全球经济从2008年以前的繁荣，到现在危机后的低迷，经济增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风险也在以不同的方式积累。在任何情况下，机遇和挑战从来都是并存的。现在经济低迷，即是机遇，对开展创新、加速结构调整恰恰有着直接的帮助，隆国强说。
第二，创新需要把握新技术革命的重大机遇。回顾工业革命，以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革命，都深刻地影响全球增长的格局以及方向。隆国强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是未来会怎样去演变是无法预料的，需要靠市场去摸索。但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会给整个人类带来深刻的变化。他强调，这一轮信息技术渗透力之强，它不仅仅会催生出一批新经济，同时会深刻地改造传统产业、传统技术，也就意味着要把握住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带来的新机遇。
第三，创新需要体制机制作保障。无论是用全球视野来推动创新，还是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都离不开与之相配套的体制机制来提供保障和支撑，隆国强说。要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改革，强调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按照新的目标，通过创新、效率提升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需要有一套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在宏观上，要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微观上，中国也需要构造一套推动企业重视创新的体制机制。
正如“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创新是企业的使命”，马骏在演讲时说。通过与企业家的交流，他发现，对于未来的发展，很多企业家感到茫然，看不清经济发展趋势、政策走向以及新技术发展趋势。他说，中国经济基本上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一方面中国庞大的需求升级会带动供给升级，另一方面中国人力资本的提升，释放13亿人的创造力也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他预测，虽然有关部门花了大量时间做顶层设计，估计后期的改革会加快。
作为企业家最需要关注的是技术发展趋势，马骏表示。对企业而言，越来越多新的互联网产业正在颠覆传统产业。未来，传统产业将面临两大冲击波。第一个冲击波是互联网。企业是信息的优势方，用户是信息的劣势方，但互联网的发展消灭了信息不对称，所以消费者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少量的互联网企业。第二个冲击波是产品智能化。未来的产品由物理部件和智能部件两部分组成，其中智能部件将成为产品的核心。由于产品智能化，产品的使用数据将实时传递到服务器中，企业可以利用数据和客户一起搞开放式创新。未来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数据，企业智能制造、开放式研发，甚至CEO决策等都要依靠大数据。
任兴洲也以商业零售业上市公司为例提出，创新是上市公司，包括所有商业零售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她通过研究2015年上市公司营收的报告，统计了93家零售上市公司，到2016年3月底已经公布的年报有88家，按照营收与净利润两个分析，营收下降面47%，净利润下降面60%，营收与净利润双降33%，亏损面大约是15%，整个2015年中国零售业在全面深度调整，面临很大的压力。
究其原因，任兴洲认为，这个行业正面临着大变革、大分化的重要时期，除了经济新常态以外，其本身也面临着很大的行业调整。反观阿里巴巴和京东在零售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也表明零售业是受互联网冲击最大的行业。不同于以往百货业围绕着竞争、开店、连锁经营和组织方式的变革，现在是土地和虚拟空间的竞争，是实体零售和网上零售之间的竞争。
任兴洲举出另外一组数据：2015年网络零售交易额3.88万亿，同比增长33.3%，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2.9%，虽然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势头强劲，而且整体上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她指出，网购的快速发展确实对实体商贸业产生很大的影响，百强零售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她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原来的零售企业经营能力在弱化，更多的是靠出租柜台的方式，这已是自废武功，来自商业的利润无法获得。二是商贸企业雷同化、同质化的竞争与实际需求脱节。三是产业爆发性增长，但组织化程度低，管理水平不足，难以消化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
因此，行业必须转型升级和创新。任兴洲说，这是上市公司，包括所有商业零售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她建议，要不断丰富消费者的体验功能，向智能化、多样化商业服务综合体去转型。同时，加强实体零售企业和互联网公司的合作，优势互补，更加贴近消费者的需求。也如同马骏在发言中所说的，不管是经济进入新常态、还是技术的变革、技术的冲击，企业的应对之策就是创新。因为市场竞争是企业创新的永恒动力，而企业家精神就是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高激励与自担风险的机制，使得资源得到重新整合利用。
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分权改革构建经济社会的微观基础，释放市场活力
“十三五”规划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马晓河在会上发言，当前传统经济增长动力正在消失，新动力还在孕育当中，新旧动力不接续。同时，体制机制改革无法满足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导致制度交易成本上升，影响结构转换与社会创新。从2010年以来看，我国采取一系列需求刺激政策，但效果不明显，这就需要从供给侧来找原因。
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马晓河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推进改革，其目标是以需求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增加资源配置活力；动力是指以改革为引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最终形成供求结构高效对接、生产力得到解放发展，新旧动力得到有效接续的增长体系。
“我国实施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马晓河强调。第一，阶段不同。英美当年采取供给学派理论是，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主要矛盾是滞胀。当前，我国发展水平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工业化进程仍未完成，通缩压力仍在持续加大。第二，供求环境不同。当年英美面临的供求环境是供给不足，社会福利支出偏高，居民消费率高，财政赤字大。当前我国供求失衡，产能严重过剩，面临国内外需求不足、社会居民福利低、居民消费率不高等诸多问题。第三，制度环境不同。英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相当成熟。而我国不是私有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第四，政策手段不同。与西方国家仅采取宏观调控所不同的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可以采取宏观政策，又可以采取中观和微观政策。第五，动力机制不同。英美采取供给学派主张，不用在体制上动大手术，而我国要以体制改革为途径、为动力，增加有效供给。
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马晓河表示，这需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分别为长和短的关系，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国际与国内的关系。
而刘尚希强调，要以社会化改革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深化。“我认为，以社会化改革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深化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但并没有真正引起重视。”刘尚希直言。真正安全有效的供给来源于市场竞争本身，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于社会对市场的约束，以及政府对市场的有效监管。他以“在冰上开车，存在打滑空转”的现象来比喻当前一些改革难以真正落地，其原因就在于改革顶层设计的问题。而这个顶层设计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明确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改革总目标，简言之，就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新时期的改革是国家治理的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呈现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与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也即重构生产关系以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是什么？刘尚希表示，新的国家治理结构包括三个维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基础，这两种关系没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难有实质性推进。而要处理好这两种关系，从我国现有的情况来看，向市场分权，称之为市场化改革，其目的是构建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经济自治；同时，要向社会分权，构建社会的微观基础，形成社会自治。
刘尚希进一步解释，向市场分权和向社会分权，用党的传统理论解释就是走群众路线。在经济领域，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去创造财富。在社会领域，同样如此，向社会分权，形成社会自治，让社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新的社会与市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互动的、互补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社会对市场形成有效约束，企业家都有社会责任，每个在经济领域活动的主体都有一种良心、有一种底线，很多供给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大大减少。很显然，当前政府的监管不到位，同样社会自治也不到位，没起到约束市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这种分权的改革来推动社会化改革，以社会化改革来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重塑国家治理结构。
张占斌则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监管体制的改革。他进一步解释，要适应新经济的发展，政府监管就必须改革。如何正确判断经济形势，实行新旧动能的转换适应新常态的发展十分重要。同时，发展新经济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适应新技术革命的需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新经济给予大力支持。会上，张占斌对简政放权的相关工作予以了肯定。他说，新一届政府做了大量简政放权的工作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但是市场也希望下放更多含金量的审批权。所以，政府监管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适应新常态的发展需要，从管理到真正的治理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这其中包括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政府机构的重新设置以及政府监管标准化等工作。此外，利用大数据来为新经济服务，建立信息平台，打破各个政府的信息孤岛，推进综合监管，也需要政府去思考。也正如马晓河在会上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重点是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核心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键是推动社会创新，根本是深化改革开放，重要依托是继续解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