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逆全球化还是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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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原松华

《海殇——欧洲启示录》一书引用了1960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西点军校的演讲词,“大不列颠已经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没有找到自己新的角色”。时隔50多年,英国夏令时6月24日,英国脱欧结果已定:英国民众以3000多万张选票做出了抉择,脱欧派以51.9%的选票胜出,英国选择退出已经待了43年的欧盟(从其前身欧共体算起)。英国找到了自己的新角色吗?
英国脱欧公投当天,引发了世界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波动。欧美亚股市经历了几十年来最恐怖的一个“黑色星期五”。7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英国即将退出欧盟带来不确定性,下调对未来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估。
英国脱欧,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是机遇还是挑战?是与全球化渐行渐远,还是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7月7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组织的“欧盟冲击波——英国脱欧引发的经济与金融震荡”为主题的CCG月度名家午餐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的知名欧洲研究专家和涉欧企业代表,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谈英国脱欧还早”

“首先,这不是一个纯偶发事件,有几个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说,英国虽然是欧盟一员,但它没有加入欧元区,也没有加入申根协定。2007、2008年雷曼兄弟次贷引发的危机从华尔街到欧洲、甚至全世界,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从经济高速增长到放缓,这一轮金融危机产生了颇多的后续效应,给各国就业、经济增长带来冲击,各国对移民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英国能否脱欧,其实还有法律程序,而且卡梅伦已经辞职,国会还要启动和欧盟的谈判,可能要两年甚至更长时间。
“即使英国脱欧了,英国和欧洲的关系还是很深的。”在黄平看来,伦敦作为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没有动摇。如果说冲击,第一受到冲击的应是英国经济,然后是欧盟,第三是西方,亚洲至少头三天冲击最大的是东京和香港股市。
事实上,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伦敦证交所6月24日一开市即下挫8%,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500点,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其中银行股下挫30%。欧洲股市当天普遍下跌超过6%,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欧猪国家”股指跌幅更是超过10%。美国股市一开盘就下跌超过3%。在亚太,日本股市重挫7.25%,韩国、澳大利亚股市跌幅也超过3%。为了稳定市场,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6月24日一早发表声明,表示已做好应急预案,并宣布拿出2500亿英镑稳定金融市场。
数据显示,2015年英国净移民人数增至33.3万,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位。其中来自欧盟国家的移民人数为18.4万,创最高纪录。主张脱欧的伦敦前市长约翰逊表示,卡梅伦首相和内阁官员多次承诺要减少移民,但最新的统计数字说明局面完全失控,因为对移民问题的控制权不掌握在英国政府手中,而是由欧盟说了算。他表示,英国要想控制移民人数,唯一的方法就是脱离欧盟。
英国内政部负责移民事务的国务部长布罗肯希尔表示,卡梅伦首相在今年2月与欧盟领导人重新谈判达成协议,其中重要内容就是堵住欧盟移民进入英国的“后门”,包括限制欧盟移民在英国领取福利等。
脱离欧盟绝对不是解决移民问题的万能良药,而且会损害英国的经济和就业。英国公投倡议组织“投票脱离”(Vote Leave)表示,英国只要留在欧盟就无法控制移民规模,而移民大量涌入造成英国公共服务吃紧,压低英国人的工资,且官方数据低估了真正的移民规模。
“负面的影响也是有的。这样一个冲击使得人们要重新看待英镑的地位和作用”,黄平表示,这是对金融、股市和经济冲击最大的,一旦产生不确定性,整个市场的信心也好,稳定也好,会持续动荡一段时间,甚至三年以上。
“对中国来说,更多的是在研究、研判和冷静观察中,因为中国经济走低走缓是新常态,我们也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来处理这样的新常态”。黄平认为,中国出台了很多战略措施,包括提升和欧盟、英国、中东欧的关系。中国和英国是“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和欧盟是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四大伙伴关系。此外,中国与中东欧16国合作机制也已经推进了四年,很多效果正在显现,其中也有与“一带一路”对接的项目。
当年尼克松问周恩来总理怎么看待法国革命,周总理回答,法国大革命到现在不到200年,现在评价为时过早。在黄平教授看来,现在“谈英国脱欧还早”。

英国脱欧,首当其冲的是金融和经济

“脱欧不脱欧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快脱还是慢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教授认为,从经济的角度看,英国脱欧派当时的理由是每年预算要给欧盟贡献100亿美元,但英国脱欧当天英镑损失是2000亿,因此,英国脱欧,显然带来的金融和经济的冲击首当其冲。
在崔洪建看来,这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才有这么大的效应。“所以我们要反思的第一个问题是,精英们出现了什么问题?”结果不仅仅是出乎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意料,也出乎我们旁观者的意料,说明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看世界的眼光的确需要转变了。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世界,怎样分析和判断政治、经济事件的走向,对研究者提出了最大的问题。
英国的退欧派原以为,摆脱欧盟后,英国能够和美国迅速达成贸易协议,毕竟,美国早已是英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一个价值600亿美元的市场,但美国贸易代表却表示这不可能。
今年2月份,美国政府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现在还需要在国会上通过。该协定包括12个国家,占全球GDP的40%。虽然英国并非太平洋沿岸国家,但如果有美国的支持,它加入TPP是有可能的。此外还有欧盟正努力与美国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理论上,TTIP也可能扩展到英国,即便英国脱离了欧盟。
问题是,自英国公投决定退欧以来,美国贸易官员已经确信还不能与英国启动谈判。
英国脱欧对其经济的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评级下调,二是中长期的预期下降,三是英国财政状况可能会出现问题。崔洪建表示,具体到对中国的影响,因为中国不在第一线,所受冲击有一个传递甚至递减的效应,中国应关注中长期的影响,比如英国的政策走向、它如何处理与欧盟的关系。对于已经进入英国市场投资的中国企业来说,未来英国和欧盟将达成什么样的关系非常重要。
“原来以为欧洲一体化就是骑车的车轮子只能往前转,现在还可以往后转,还可以拐弯。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最大的是信心的打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欧洲一体化将来不可能靠精英推动,英国脱欧是欧洲和西方衰落的一个果,而不是因。
在王义桅看来,英国脱欧对欧盟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失去了英国的欧盟将越来越内陆化,越来越内向化。英国未来面对的可能是中国、德国、俄罗斯这种欧亚大陆的强国和海洋强国。英国的角色将来非常关键,它决定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英国脱欧,对中欧关系不利,但对中英关系长远是有利的,英国更能够抓住中国,更加积极重视和中国的关系。”王义桅表示,中英关系以前是黄金时代,将来脱离了欧盟以后的英国和中国,可能是白金时代了。短期内对中国来说,由于市场的波动,以及中国投资了伦敦的金融市场等,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长远看更有利。

英国“脱欧”:逆全球化还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

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下,英国帮助塑造、甚至推动了欧盟的经济一体化。欧盟一体化的概念就是从一些知识精英和政界精英怀着理想主义的诉求产生的想法,最终发展到了今天。
7月13日,特蕾莎·梅正式接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史上第二位女性首相。她在就职演讲时说,“我们经历着国家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公投后我们面临着国家重大变革的时代。我知道因为我们是大不列颠,我们将迎接挑战。我们离开了欧盟,我们会在世界上打造一个勇敢、积极的新角色。”
特雷莎·梅7月15日又表示,在就脱欧谈判的“英国方式”达成一致前,不会启动同欧盟的正式谈判。此言旨在安抚强烈反对退欧的苏格兰民众。
苏格兰方面表示,亲欧的苏格兰人不应被强行违背意愿,他们一直在想办法让苏格兰留在欧盟。
“接下来关注点应放在持续的冲击效应和影响,和英国政府的内政外交走向。”崔洪建认为,卡梅伦当政的几年英国经济是成功的,而且保持了英国所谓的高于其他欧盟国家的对外开放,对资本、投资、贸易自由化的支持,这是英国几年来的经济能够在欧盟国家当中一枝独秀非常重要的原因。”尽管公投的形式首先是精英搞起来的,是自上往下、又自下往上的过程。但看英国是逆全球化还是接着往前走,还是要看它的内政外交政策。
投资欧洲最大的国际化基金博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花醒鸿认为,英国脱欧对英国是不利的,但支持脱欧的人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没有想到真的会脱欧,相信英国方面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扭转目前的局面。全球化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有其深刻的背后动因。
在花醒鸿看来,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真正的全球化应该是多元化的,能够照顾到各种情绪、各种利益。而不是成为一种资本的垄断、政治资源的垄断。
“20世纪末以来进入的这一轮全球化的反冲,或者叫倒挡,其中也包括对移民。”黄平认为,英国脱欧不但增加了其不确定性,而且是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撕裂,是整个全球化的逆向,英国现在已经有300多万来自中东欧的移民,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地的移民。移民是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资金、信息、商品、货物以及劳动力本身的自由流动和组合,是全球化的应有之意,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平衡。
而王义桅则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英国脱欧就是非理性的,就是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反全球化的,这其中确实有移民情绪化的因素,但也有理性设计的一面。他同时指出,在全球化中,国家化或者说民族主义化、民粹主义化都是存在的,我们要对全球化、对政治的理解更深入更丰富一些,政治并不完全是精英设计,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都是一个过程。
在王义桅眼里,区域化未必是全球化的最佳方向和路径,以前大家都认为区域一体化是达到全球化的必经之路或者是一个高级的路径,而且欧洲一体化是最深、最广泛和最高水平的,结果它自己就出现了逆转,可见我们对一体化本身、对实现全球化的路径,对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关系都需要重新理解。
王义桅进一步解读说,英国人已经感知到,欧盟国家仅剩下“紧身衣”了,已经很难再抓住全球化的大机遇了。金融危机以后,欧洲在欧元区搞金融监管,实际上是欧盟在反全球化。未来10年,英国在海外市场贸易90%的增长是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所以英国人还是有全球战略眼光的,他们不愿再与欧盟为伍,英国脱离欧盟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推进自身的全球化发展。未来,也许英国能够力挽狂澜,成为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
崔洪建也认为,英国脱欧和反全球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主流政党和精英们可能会采取措施进行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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