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记者 高妍蕊 张菀航 姜 巍
今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民间投资呈现断崖式下跌，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从八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要求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由此可见，中央对民间投资的稳定和发展高度重视，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民间投资的“棋局”面临哪些新难点？如何解围？如何布局？
制度保障与政策落实是“困局解围”之根本
目前，我国民间投资呈现怎样的投资结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佐军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说道，“从产业结构来看，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从区域结构来看，民间投资在沿海比重较大。”
在“十三五”规划提出“去产能”的背景下，太和智库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张超分析称，“过去，国家对民间投资的开放领域一般是工业领域，而工业领域多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如钢铁、煤炭等，但煤炭行业的‘去产能’比较特殊，主要集中于国企，而钢铁、玻璃、水泥行业‘去产能’在民企的比重较大。在被记者问及“去产能”对民间投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时，张超坦言，“从2016年中央给出的目标看，短期之内‘去产能’对民间投资的挤压是比较严重的，但从中国宏观环境上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刻不容缓、必须进行的，所以给经济带来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
李佐军进一步补充道，“从未来看，‘去产能’也可能有利于民间投资的发展，把现有的一些僵尸企业‘去掉’之后，能源产业健康发展起来，才能有利于民间投资的健康转型与发展。”
不仅产能过剩造成近期的投资回报率偏低，进而影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投资遭遇的“弹簧门”“玻璃门”问题也反映出民间投资的棋局在制度层面上步履维艰。张超直言，“当前，我国的审批制度有一种天然的隔离作用，政府对民间投资审批的严格程度要远远大于国有企业，这就是所谓的‘弹簧门’‘玻璃门’，而且在无形中就存在。”
李佐军进一步分析道，“制约民间投资的关键是民间投资的权利与国有企业还不能完全平等，造成民间投资的‘弹簧门’‘玻璃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资本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准入条件尤其是获得生产要素的权利还不能与国有资本平等。”
如何打破这一点？张超认为可从短期方式和长期方式来解决，短期方式即通过行政命令、行政参与来解决，例如，下考核类型的行政命令，从中国管理体制来看，如果对于地方政府没有考核类型的管理，要想根本落实一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种短期考核促进方式已经不能制度化，因为这与法制化进程相违背，经济发展一定要以法制化为基础，短期的做法只是解决燃眉之急，而不是治本之策。从长期来看，治本之策要和国有企业改革相依托，无论什么资本背景的企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制度上要有保证，在执行上要有监督，给民营企业说话的机会和渠道，只有渠道建立完善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除制度保障之外，落实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也亟待加强。李佐军表示，最近几年来，国务院特别强调推进政府的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很多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同时强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这些方面也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民间投资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又有利于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未来将着力解决阻碍民间投资发展的障碍，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让民营企业获得平等的权利、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及准入条件。具体有很多方面，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第六、七条，重点是要落实具体政策。在当前的体制下，应实行责任制，强调主体责任，实现责任追究制度，把促进民间投资的责任分解落实到具体的政府、相关部门甚至具体的人身上。
突破“融资难”是“困局解围”之关键
民间投资融资难的问题是当前制约民间投资的又一关键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朱鸿鸣向《中国发展观察》记者解释，“当前语境下，民营企业融资难就是指外源融资难。实际上，融资可分为内源融资（企业留存收益）、外源融资和商业信用（应收应付款项）三个部分。”张超进一步分析称，第一，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与中国的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是相叠加的，当前中国的银行业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自身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均在下降，民间投资的效率也在下降，在当前“三降”的情况下，再加之银行有自己的盈利考核体系，让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投资是很困难的，也不现实。第二，从全球金融体系来看，现在整个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金融与实体经济呈现分离的状态，很多情况下金融是独自运行的，金融的盈利也不依靠实体经济，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金融挤出现象，同时还加大了对本来用于实体经济资金的吸引力，大量的资金向金融行业回流，形成空转现象，因此，这两种现象叠加就造成了民营资本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对于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朱鸿鸣认为，需要突破仅着眼于外源融资的局限，从促进内源融资、外源融资和商业信用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提高内源融资能力。内源融资是企业融资的首要方式。提高内源融资能力就是要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为此，需要推进“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同时，企业自身应提高其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二是顺畅外源融资。在经济下行、企业效益下滑、金融风险暴露的背景下，金融体系有收缩的倾向。为顺畅民营企业外源融资，既需要推动金融改革，如放宽准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等；也需要通过去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使国企融资主体的风险显性化，打破国有企业享有“隐性担保”的思维惯性；还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如严厉打击逃废债、完善征信体系等。三是恢复商业信用。目前，三角债很严重，存在政府拖欠、国有企业拖欠、大企业拖欠等问题。这既占用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也极大限制了商业信用的融资功能。需要大力清理三角债，恢复商业信用。
从短期和长期的角度，张超补充道，“短期来看，加大对政府性金融机构的扶持，专项治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创新金融模式，不能依托于商业。长期来看，首先，要改变整个中国的金融运行体系，消灭以交易类金融盈利为目的的金融交易，打破金融利循环，或者在交易类金融循环中征收高额税，压缩交易类金融的盈利空间，恢复金融依托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模式。其次，货币政策进入严格紧缩状态，逼迫金融机构重新回归实体经济。没有宽松的货币环境就不会依托金融资产交易来盈利。
供给侧改革助力民间投资“新布局”
对于民间投资的发展前景，李佐军称，“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民间投资的前景并不太好，因为产能过剩，产能的效益不好，只有产能过剩化解之后，产业的投资回报率才能上升，上升到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之后，民间投资才能被激发。”而朱鸿鸣则抱着相对乐观的态度说道，“虽然近期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下滑，但民间投资仍然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他进一步解释，“第一，中国仍然是追赶型经济体，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经济规模扩大和经济质量的提高将为民间投资提供巨大空间。第二，即便是目前产能过剩的行业，随着去产能的实质性推进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也还有巨大的投资空间。第三，新经济快速成长，其投资较少形成固定资产，若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来度量民间投资，存在一定的低估。换言之，民间投资并没有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所反映的那样悲观。”
“目前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与产能过剩严重、成本高企所带来的收益率下降密切相关。除了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相关法规政策外，更需要通过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来提高企业效益。”朱鸿鸣进而强调，“当前我国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促进和稳定民间投资至关重要。”
张超认为，经济发展有三要素，即“人力、资本、技术”，在中国当下处于一种短缺状态，短期内很难刺激经济的发展，因此，民间投资的增长很困难。但是，在三要素之上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制度，我们只能把制度因素发挥出来，释放制度红利。“供给”不仅是供给商品、产品这种狭义的理解，更深层的涵义是供给一种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这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和要领。因此，目前来看，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一种制度改革，相当于创造一个新的承包联产责任制，从制度层面上来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从短期来看，要明确政府、国有企业等公有制主体在经济中的地位，让任何一个主体在公平法治的环境下参与经济活动，是短期之内恢复经济的办法，这也是供给侧改革要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