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自隋唐以来，通过科举选官是组建官僚体系的主要途径，除官员队伍外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胥吏集团，他们虽难入品级，却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晚清重臣郭嵩焘甚至发出“本朝与胥吏共天下”的惊叹。
官吏分明
胥吏，《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其实是“胥”与“吏”的合称，从地位上看“胥”又低于“吏”。他们的特点，一是不像“官”那样有品级，二是数量更为庞大，在中国古代，从中央到地方都广泛分布。
隋唐以前选官主要是察举制，虽然不以考试成绩为依据，但也有一套严格而固定的程序，无论被“察”或被“举”都不是随意确定的，而身份一旦确定后就有了当官的资格。隋唐以后科举逐渐代替了察举，考试程序日臻完善，通过科举取得“正途”出身才能拥有做官的资格。
但无论察举还是科举，由这种途径进入官僚体系的人数都是很有限的，汉代察举的主要项目是孝廉和茂才，人口不满10万的郡国每3年才能举孝廉1人，不满20万的每2年举1人，20万的每年举1人，40万的每年举2人，汉代郡国数在100个左右，可知能成为孝廉的人是多么少。有资格举荐茂才的是三公、监察御史以及各州，他们可以“岁举茂才各一人”，东汉只有13个州，加上三公等人全国每年有幸被举为茂才的也只有20个人左右，如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全国举茂才就是20人。科举取仕后，进士是选官入仕的重要台阶，唐朝每年大约选进士不到30人，明朝100人左右，清朝不到100人。
通过察举和科举固然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其录取的数量显然与官僚体系的需要不匹配，还得有大量“辅助人员”进入这个行政体系中，有的从事“执鞭坠镫”“奔走驱使”等后勤服务，有的负责抄写文书、管理档案，有的参与审办案件。以明清为例，县级政府里除知县等“朝廷命官”外还有典吏、捕快、驿承、杂役等胥吏，州级政府里的胥吏有医学、阴阳学、僧道官及各衙署的皂隶、马快、步快、禁卒、门子、仵作、粮差等，朝廷各衙门中胥吏的人数也很多，遍布中央六部及其他衙署。
在宋朝，县政府的正式官员大县不过四、五位，小县只有两、三位，但胥吏通常少的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水浒传》里的押司宋江、步兵都头雷横、马兵都头朱仝、步兵都头武松、都头李云、押牢节级戴宗、押狱兼行刑刽子杨雄、六案孔目裴宣等十几个人都是胥吏出身，宋人叶适说州县是“公人世界”，有人则戏称《水浒传》写的其实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官逼吏反”。据《通典》记载，唐代有品级的内外官员约有1.8万人，而中央及地方胥吏总人数是35万。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曾多次裁撤冗吏，其中一次裁撤的胥吏总数就达19万多人，总数可想而知。
胥吏人数虽多，但在身份上与“官”始终有严格的分野，通常也难有身份转换的通道，原因很简单，如果胥吏可以轻松“转正”为“官”，那么也就没有人愿意点灯熬夜寒窗苦读了，出于维护察举制、科举制的权威，胥吏无论资格多老、能力多强，始终只能是胥吏。
《三国志》记载，曹操曾聘北方名士田畴为司空户曹掾，相当于司空府下设的民政局局长，当时曹操以司空的身份总理朝政，权皆出于司空府，这个户曹掾权力相当大，但曹操与田畴长谈后改变了主意，改任田畴为县令，不是曹操对田畴冷落了，相反是对他更尊重、更重用，曹操说“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意思是像田先生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屈尊当我的“吏”，按汉代制度县令是天子直接任命的“官”，而户曹掾是曹操就可以聘任的“吏”。
田畴不是孝廉也不是茂才，没有当“官”的资格，曹操又授意田畴家乡所在的幽州刺史部举他为茂才，取得了做“官”的资格，然后就任县令。
官弱吏强
在庞大的胥吏队伍中，有一部分人从事的是后勤服务等简单劳动，但也有相当多的人从事的是“技术性工作”，其中以书吏最多。
以清朝为例，朝廷各衙门都有大量书吏，根据所在部门不同分为供事、经承、儒士等，其中以经承最多，分布于各部院衙门，根据具体工作岗位的不同又分为堂吏、门吏、都吏、书吏、知印、火房、狱典等，或根据承担事务轻重不同分为事繁书吏和书简书吏。据《大清会典事例》，经承的编制吏部72人、户部185人、礼部53人、兵部63人、刑部90人、工部75人，他们才是各衙门的主要办事人员。
这些人“位卑而言高，禄薄而谋大”，不仅掌握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关节，离开他们信息和命令都无法通畅，而且他们久居权力的要冲，对各种事务拥有广泛的发言权，可以影响甚至左右上级的决策。
胥吏从事的工作往往专业性很强，宋朝编纂过240多部大型法典，其中的《政和重修敕令格式》就有530卷，这些法典无不卷帙浩繁，类似公文格式、公文用语、经办流程等技术性规定，要完全掌握必须花费大量精力，要干好还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一般人根本无从下手，这成为胥吏赖以立身的价值所在。
唐宋以后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转型，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为复杂，相应地律法也跟着实践不断地完善和丰富，无论民事还是刑事，民众经常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有的要诉诸官府。《宋史》记载，南宋龙溪县“每年有大案数十件，而牒讼案件每日却可达到百余件”，陆游写诗“讼氓满庭闹如市，吏牍围坐高于城”，说的也是县里诉讼案件的繁多。但另一方面，国家的相关教育仍以儒学、经学为重点，读书人追求功名，不屑于律法，苏轼就写过“读书万巻不读律”的诗句，朝廷还规定民间不得私藏法律书籍，在这种重科举、轻实务的情况下，因工作便利而精熟律法的胥吏更成为不易被取代的群体。
古代法律不仅条文浩繁，而且除律令外还特别重视所谓成案、成例，清人冯桂芬说“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其中的“例”就是之前的案例，虽不是正式法律条文，却是判断事情的重要参考，没有大量的实践积累很难掌握这些东西。由于实践的不断丰富，律法也在不断修订，以乾隆五年（1740）修订后颁行的《大清律例》为例，正文有436条，所附条例却多达1049条，以后又增加到近2000条，有人称其“密如凝脂”，晚清重臣胡林冀批评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刑律易悉而吏部处分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书吏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
士大夫因诗赋和经学跻身科举，虽然取得了“官”的身份，但在行政管理和司法实务中却不如胥吏知识更专业、经验更丰富，南宋学者李心传说“士大夫罕通法律，而数书散漫，故吏得以舞文”，这种“官”离不了“吏”的状况，是科举制度下的必然。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不仅多由外来而且流动频繁，有学者统计，清代知府、知县的任期一般都很短，到19世纪时知县的平均任期已缩至0.9年，大部分官员把自己也定位为“匆匆过客”，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纵容这些来自地方又长期盘踞地方的胥吏们弄权，或与他们勾结在一起参与贪赃和分肥。宋人叶适说官员们“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吏胥之听”，他把这种现象总结为一句话：“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胥吏还经常利用自己的优势欺骗官员，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了一件事，进士及第的包拯在担任开封府尹期间“号为明察”，有人犯法当杖脊，有个胥吏私受贿赂，与该人密约：“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辨，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该人在堂上呼辨，胥吏故意斥责，包拯大怒，“捽吏于庭”，而“特宽囚罪”，包拯自认为抑制了胥吏的声势，却不知道原来上了当。
宋太宗时张乖崖担任崇阳县令，有个胥吏从钱库中出来，发现其“鬂傍巾下有一钱”，张县令命杖之，该吏怒道：“一钱何足道，乃杖我邪？”张县令说：“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该吏又道：“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张县令闻听“自仗剑下阶，斩其首”，之后“申台府自劾”。这是一件著名的反贪故事，除这位县令坚决的反腐决心外，从中还可以折射出当时官、吏在管与被管方面的复杂性，吏并不畏官，官处置贪吏后也不得不自请处分。
宋人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要录》中说：“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不仅宋朝，各代其实都存在这种现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清人冯桂芬在《易吏胥议》中更直言：“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卿贰督抚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天子曰可，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于是乎其权遂出于宰相大臣之上，其贵也又如此。”就连最高统治者对此也心知肚明，《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皇帝曾痛切指出：“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唯令是从。”
有些胥吏长期把持某项事务，对“专业知识”密不外传，常此以往形成了某种宗亲、乡族垄断，《道光朝实录》记载：“京师各库及税务衙门书吏，当役满告退后，其接充者，非其子侄，即其亲戚。如银库书吏, 大半皆系史姓，崇文门税务书吏, 大半皆系张、王等姓，盘踞把持, 已可概见。”清人朱克敬在《瞑庵杂识》中讲述，有个在京中某部任胥吏的人曾在酒肆向人夸耀:“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
把长官当成骡马，自视为驱赶骡马的人，此人虽然够狂，但相信也并非一时酒后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