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张 倪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同六大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进行“1+6”圆桌对话。六大“掌门人”在北京齐聚一堂，这对中国来说尚属首次。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称此次圆桌会“恰逢其时”，也是彼此之间的“一拍即合”。
此次会议被认为是全球治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后，中国如何在国际上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内部又应如何转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全球经济“脉象”薄弱，中国仍“闪光”
“全球增长无力，中国仍是全球中的闪光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对《中国发展观察》记者表示。
在圆桌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指出，7月19日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将2016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下调0.1个百分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3.1%、3.4%。与此同时，IMF则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0.1个百分点。
此举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俊伟分析认为，IMF将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英国脱欧加剧了国际金融、商品市场的动荡，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而将我国经济增长预期调高0.1个百分点，主要是基于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诸多企稳的迹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韩立群从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解读：第一，此举显示出IMF对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府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认可。2015年年中以来，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不断。中国政府连续调降准备金率，增加财政扩张支持力度，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稳住了形势。上调增长预期是重要信号，尽管幅度不大，但有助于各方增强信心，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第二，要关注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0.1个百分点是在4月份IMF预期的基础上调升，从整体看，2016年经济增速仍比2015年低，2017年将更低，说明中国经济仍处在换挡期，至少2015-2017年这三年时间可能都是过渡期，到2018年后能否稳住、稳在什么水平上，是对我们的考验。第三，要综合看IMF对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增速的调整。一个重要信号是，IMF似乎坚定地认为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将回升，特别是石油价格大幅回升，商品价格跌幅收窄，说明世界经济将再度扩张，关键是其后能否继续保持扩张趋势。同时，从2016年的预期看，IMF明显调降意大利经济增长预期，反映其已经成为欧元区新的金融风险点；调降英国经济增长预期，显然是因为脱欧因素；调降日本济增长预期，确认安倍经济学失败；对尼日利亚济增长预期下调幅度最大，显示石油价格下跌影响，但南非下调幅度比尼日利亚小，说明尼、南两国仍交替引领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
在被记者问到此举对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时，丁一凡表示，“ IMF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会对资本市场产生正面影响，部分对冲掉资本外流对人民币汇率造成的贬值压力。”
全球治理新起点，中国“打前锋”
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这场“1+6”圆桌对话，从形式到内容，凸显的正是中国历来倡导的“全球化”与“多边主义”的开放形象。各方携手并进，完善和加强全球治理将是大势所趋。
韩立群指出，当前，发展问题仍然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核心问题，国际发展合作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解决各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世界经济治理“三驾马车”（WTO、IMF、世行）的重要任务。但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推进国际发展合作明显乏力。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疲软，发展中国家外部需求不足，拖累了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层出不穷。联合国框架内的千年合作目标升级为后发展议程，但也面临认识不统一、约束力不够等难题。国际气候合作举步维艰，资金是主要矛盾之一。
丁一凡向记者透露，“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增加，危机刚刚爆发时，中国经济增长占了全球经济新增部分的1/2；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贡献率仍在1/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进而表示，“我国在经济规模、影响力上都已位居世界前列，理应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应当与国际经济组织加强合作，在共识基础上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支持。同时，中国的发展经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具有非常好的参考价值，通过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可以更好地传播中国经验。另一方面，我国在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质量上仍属于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以开放、谦虚的心态向各先进国家学习、借鉴，国际经济组织往往有很强的研究能力，也是各种先进经验的汇聚地，加强与其沟通协调，可以更快、更准确地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并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
正如最初的“一拍即合”，此次圆桌会议在宏观经济、结构性改革、创新、贸易投资、劳动就业、金融监管改革、可持续发展、国际经济治理等八大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
“八大领域的共识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各方对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所面临种种问题的认识越来越趋同，解决方案也基本趋同。”韩立群分析称，“其中一个主要矛盾是，世界经济治理的主体是国家，解决的主要是国家间的问题。但八大共识中阐明的问题，主要发生在社会经济层面，没有国界限制。G20作为当前世界经济治理的主要决策机制，可以制定引领、示范方案，但是没有执行权，没有权力干涉一国决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尽管G20呼吁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但自2008年以来，G20成员采取了1583项新贸易限制举措，仅取消了387项，从2015年10月到2016年5月，平均每周出台5项贸易限制措施，其速度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未来如何落实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决策，是G20面临的重大课题。”
屠新泉从两个角度直言，“八个领域的共识实际上是世界主要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既有国内的问题，也有国际的问题。”他进而表示，“对我国来说，国内政策的重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使资源能够更多地运用到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行业中。在国际层面上看，继续推动全球化稳健发展是我国应当坚持的方向，包括继续以WTO为主渠道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我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尤其应当发挥主动引领和示范带头作用，以更加大胆、坚决的对外开放，来保持全球化的方向和势头。但在金融自由化上，我国应当与国际社会一起，审慎管理金融风险，抑制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损害实体经济的基础，恶化收入分配。”
改革创新对接经济全球化新模式
分析人士认为，全球贸易持续低迷，发达国家的孤立主义、贸易保守主义势力在崛起，“逆全球化”思潮正在抬头。
屠新泉坦言，当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对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共识在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质疑。其中最关键的两个问题是，全球化是否有助于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实现利益共享、共同发展；全球化是否有助于在不同国家、族群之间实现和平共处、共存共荣。“中国也被一部分人指责为其国内困难的‘替罪羊’，而我们国内的一些矛盾也在积累、显现。”
韩立群则乐观地说道，“推动全球化继续深化的力量仍然很大，各国都在积极调整经济治理理念，新工业革命逐渐催生与之相配套的新工业体系，全球治理从制度层面看实际上也在加强，各国都期待世界经济尽快走出危机，推动实现新一轮增长。
对于中国来说，丁一凡认为，“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后，未来中国更需要扛起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的大旗，成为全球开放经济的发言人。”他表示，中国经济转型，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是一个方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新的市场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重要措施，而且已经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迅速增长，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也呈快速增长势头。在与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工业产能的同时，中国也帮助这些国家大大改善了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帮助其迅速实现经济起飞。
结构性改革是转型发展的根本。世界各经济组织最近一直在寻找世界经济的增长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经穷尽，公共财政捉襟见肘，今后如何才能更进一步促进经济回升？
李克强总理强调，面对国内外多重困难挑战和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政府稳定宏观政策取向，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韩立群从宏观层面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供给侧改革是解决该阶段主要矛盾的应有之义。二是，结构性改革也有“窗口期”。外部需求不足是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力，但这种不足不会持续太久。已经有许多新兴国家错过了改革的窗口期，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巴西和俄罗斯。三是，结构性改革如何同经济全球化的新模式相对接。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西方经济结构根深蒂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后，仍然是“新兴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这种模式。第二种是认为新工业革命改变生产关系，西方生产回流，国际分工格局出现结构性重大变化。未来，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哪一个？其中的关键是降低外部依赖性。
除此之外，丁一凡表示，由于发达国家普遍继续实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流动资金泛滥，也造成金融一家独大的局面，不利于产业融资与投资。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金融业也受到影响，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回流到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要取得效果，需要有金融行业的积极配合，必要时，政府也许需要动用行政命令来逼迫金融界向创新产业和升级产业注入资金。
创新是转型发展的关键。韩立群表示，“事实上，中国已经拥有非常良好的创新环境，软、硬件设施均处于全球前列。对于未来，一是保持良好势头，重视量的积累。二是重视生产性、实体性创新，防止创新虚拟化和空心化，加强国家硬实力建设。比如，有些创新建立在自我实现的生态圈基础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外溢效应并不明显；有些创新是消耗型的，生产性不足。三是既要鼓励硬结构创新，也要鼓励软结构创新。比如，在工厂生产中，不仅要加强技术研发（硬结构），也要提升管理水平（软结构），特别是加强国内在战略设计、战略管理、战略运筹方面的创新。关于资金、税收、体制等便利举措，未来关键在落实。”
谈到创新，丁一凡强调，“一是创新发展需要融资配合，而这方面金融的发展趋势并没有给创新企业提供更多的便利。二是创新发展需要更加宽容的社会环境与更加宽松的政府管制。创新企业的社会成本仍很高，需要有孵化器式的企业帮助它们减少成本，为它们提供更多的能集中精力搞技术创新的条件。三是要创造出一种创新人才与创新企业能够随时沟通、互相促进的网络。创造良好的条件让创新企业扎堆发展，互相促进。美国加州的硅谷之所以成为创新企业集中的地方，就是因为在那里既有信息的分享，又有灵感的分享，还有人才的充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