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脆弱，世界经济大幅度波动的风险相当高，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到了系统性风险的地步。
当前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不仅仅在于单纯经济方面的系统性风险，如意大利债务对欧洲金融体系的潜在冲击、初级产品行情波动对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个国民经济的冲击、日本安倍经济学失败、美国资产市场泡沫重新膨胀等问题，而且在于经济变动引发社会政治动荡的社会政治系统性风险。从委内瑞拉、巴西的政治动荡，到前些天爆发的土耳其政变及其可能的连锁反应，都显示了这一点。就连英国脱欧这个许多市场参与者眼里的系统性风险冲击，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移民这个并非单纯经济事务的问题而引爆的。
因此，在距离G20杭州峰会仅剩一个多月，又遇英国脱欧等特殊国际事件的这一特殊时间节点，7月22日，李克强总理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ILO）总干事莱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里亚、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主席卡尼举行的“1+6”圆桌对话会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性意义。
作为责任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多形式国际协作
第一，这显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正在努力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协作，为稳定世界经济作出自己的贡献。早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就逐步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彻底确立了东亚经济“稳定器”角色，进而在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中确立了全球经济稳定器的作用。现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不稳定状态，中国在发挥“稳定器”功能时也要寻求新的形式。
第二，这显示中国在寻求提升自己国际话语权力的时候，追求的路径不是将现有的国际体系推倒重来，而是尊重现有的国际体系，寻求通过现有的国际体系实现自己地位上升。
第三，值得重视的是，这次请来参加对话的国际经济组织领导人包括国际劳工组织（ILO）总干事莱德，这显示的是作为近30年来对全世界减贫、创造就业事业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重视尽可能广泛地分享经济增长果实。而在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以来，由于金融机构“太大不能倒”决定了救援不得不首先集中于金融部门、特别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非常态货币政策，导致随后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只是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而且资产市场复苏先于实体经济部门复苏，对金融危机责任较大的部门、机构和个人反而普遍从中获利，实体经济部门则普遍出现“无就业复苏”现象。直到现在，欧洲仍然没有走出“无就业复苏”阶段，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又在初级产品周期变动中陷入危机，导致其就业形势急剧、广泛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将国际劳工组织纳入对话对象，充分显示了中国对全球民生的重视。
第四，这是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因为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备受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冲击，世贸组织主持的多边自贸谈判平台有被区域平台架空之虞。
第五，在寻求改革国际经济协作机制、完善全球治理的时候，我国重视公平与效率兼顾。如果说原来的国际经济协作机制话语权过度集中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其它国家主要充当被动承受者，因而不甚公平；那么，现在的一些国际经济协作机制革新则存在效率低下、因而无法发挥实际作用的风险。如二十国集团（G20）机制，我们要重视这个平台，但这个平台参与者非常多，其国内经济政治情况差别巨大，政府治理能力有天渊之别，因而诉求相去甚远，协调困难，效率低下，若要把太多具体事务决策职能赋予这个平台，那肯定是做不好的。看看欧盟决策效率低下而且存在许多逆向选择的决策，英国脱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因此，二十国集团机制对我们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代表世界多数人口的国家支持、实现国际合法性的渠道，是达成原则性共识的地方，并不适合承担太多的具体决策职能，具体决策更多地可能需要通过中美“G2”机制达成，现在再加上这个中国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对话的平台。
诚然，此次圆桌会议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都将起到一定意义上的引导作用，也标志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将承担起更加重要的责任。通过此次“1+6”圆桌对话会的深度交流，也将进一步助推中国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发挥更大影响力，从而更有效、更可持续地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1980－2001年间，东亚各经济体GDP年增长率的变动系数，中国最低，仅有0.35；除中国、日本之外所有东亚经济体整体增长率的变动系数为0.49，如果加入中国，其变动系数降低到0.29；如果再加入日本，其变动系数又上升至0.38。（转引自［美］罗纳德·麦金农、［德］甘瑟·施纳布尔：《中国是东亚地区的稳定力量还是通缩压力之源》，《比较》第7期，中信出版社，2003年）
即使不考虑中国通过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决定性地制止了东亚的竞争性货币贬值“雪崩”，上述经济增长率变动系数数据也足以显示中国对稳定东亚经济的作用。
正由于中国发挥了“稳定器”作用，东亚国家和地区才在遭受危机冲击时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稳定性。在遭受了创巨痛深的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和地区并未如同阿根廷、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那样一旦蒙受金融危机打击就一蹶不振，而是在3年之内便陆续复苏，其整体增长率也较快得到了恢复。由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日益庞大，1997年金融危机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也显示出了强烈的传染性，中国通过稳定东亚经济、进而对防止世界经济滑向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式的深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中，中国从“东亚经济稳定器”进一步上升为“世界经济稳定器”，客观上需要与其他国家、国际经济组织更好地协调，才能更有效、更可持续地发挥这一世界经济“稳定器”作用。
中国助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坚持多边贸易自由化不可替代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看到，与之前德法两国参与的“1+5”机制有所不同，此次对话新增加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主席卡尼。FSB的最新加入也意味着中国今后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等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
目前新的金融危机并非不可想象之事。在发达国家这一边，意大利债务对欧洲金融体系的潜在冲击、日本安倍经济学失败、美国资产市场泡沫重新膨胀都蕴藏着重大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新兴市场这一边，初级产品行情波动对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国民经济的冲击巨大，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重演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及苏联东欧阵营全面债务危机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邀请FSB参与对话，充分显示了中国对此问题的重视。
在这方面，今后中国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有两点：首先是中国会优先在本区域、亦即东亚、东南亚区域的稳定方面投入；其次，中国的投入要防范避免其他国家的道德风险。
与此同时，在当前全球贸易放缓的背景下，今后各国及国际组织又应如何进一步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促进包容性增长？我认为，还是要充分重视多边贸易自由化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要明白，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有着天然的缺陷，对较大的经济体尤其如此。首先，一份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或许可以满足一个贸易小国、经济小国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对外经贸需求，但不可能满足一个较大经济体的对外经贸全部需求，像中国这样经济、贸易体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而且还在较快增长的国家尤其能感受到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掣肘。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长期态度冷淡。
不仅如此，对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参与方而言，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潮流也削减了参与的利益，而提高了参与的成本，最典型的问题莫过于“意大利面条碗效应”（Spaghetti Bowl Effect）。如果全世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只有寥寥几份，那么参与方的企业在利用其潜在利益时需要耗费的原产地证书等成本不多，对生产和贸易的扭曲也不算大；问题是现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之多，已经难以胜数，出口多个国家市场的企业可能需要准备多个原产地证书，由此大大提高了成本，压缩了收益。而且，为了能够在出口产品时享受到最终目标市场的最低关税政策，企业往往不得不在不同国家间转移生产产品，这些在不同国家间转移的路线犹如一个碗里的意大利面团一样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其他条件相同，越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高的产业，规模经济效益越是突出，上述“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对其生产布局和贸易流向的扭曲就越大，企业额外承受的成本也就越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不少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下，不少企业干脆失去了申办原产地证书、享受该协定下优惠的积极性，因为这样一路兴师动众折腾下来，所得净收益无几，甚至可能是负收益。在东盟自贸区内部和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内部，这种情况都曾经相当突出，以至于我国有关部门为向国内企业推广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花费了很大功夫。
最后，希望此种“1+6”的圆桌对话会议机制能够长期延续，今后能够成为中国与全球各经济组织沟通的常态化模式。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