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璐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是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大举措，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不断加强政府引导推动，出台一系列财税、金融、投融资、保险等促进政策，一批重要项目陆续开工，很多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效。但总体看，目前各项支持政策还没有形成促进体系，尤其金融支持没有形成合力，企业普遍反映银行融资成本高、股权融资门槛高、离岸金融服务滞后、海外市场融资不便、国际合作能力不足等。聚焦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的金融支撑问题，应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海外投融资改革，构建更加适应市场需求，更加高效开放的金融支撑体系。
金融支撑体系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关键
国际产能合作，核心是产业与投资的合作，一般是指我国与东道国合作建设基础设施、生产线，我国提供技术、管理、资金等支持，与东道国一起开发当地市场，也包括与发达国家一起开发第三方市场。从对外经济发展阶段看，是从产品输出到产业和资本输出的转变。
回顾国际产业和投资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美国学者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说、英国学者邓宁的投资周期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论、日本学者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从这些理论出发，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延长我国产品的生命周期，形成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双驱动的发展格局，发挥我国装备性价比高的比较优势。从实践情况看，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符合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比如19世纪后期英国向美国转移，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向日本、欧洲转移，20世纪70年代从日本、欧洲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着近现代以来的第五次产业转移，而这次转移具有明显的“双向转移”特征，一方面中低端产业由中国向印度、越南、缅甸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方面越来越多高端制造业向欧美本土回流。这种“双向转移”给我国带来了较大挑战，在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发展趋势后，我国提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这既符合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也是顺应第五次产业转移的主动作为。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金融支撑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企业融资能力直接决定国际市场竞争力。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大都属于资金密集型，投入大、周期长，企业能否得到融资支持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在项目初始阶段，由于前景并不明朗，企业资本金有限，能否得到股权融资就是企业投资考虑的重要因素；在项目推进阶段，企业直接或间接融资情况是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的血液；项目即将完成时，项目资金退出又是决定企业最终收益的关键一跳，要保障这些环节高效运行，需要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支持。其次，优惠融资条件需要金融支撑体系才能实现。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往往是亚非拉等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财力有限，对利率高低、贷款额度、还款周期都比较敏感，优惠融资条件往往是国际产能合作项目谈判的焦点和成败的关键。要获得优惠的融资条件，必须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综合发挥政策性、开发性和国际优惠贷款作用，实现不同资本形式、融资方式和金融市场之间的有效链接，这些都需要一个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第三，金融创新需要以金融支撑体系为基础。金融服务包括融资投资、储蓄、信贷、结算、证券、保险、评估、征信和咨询等多个方面，这些领域相互关联、相互作用，金融创新也孕育在不同金融服务的交叉作用之中。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需要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还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金融环境，情况更加复杂，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创新思路方式，构建各方联动、信息共享的金融支撑体系就是培育创新动能的良好土壤。
国际产能合作中金融支撑不足的主要表现
我国市场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各个领域的开放程度和步伐并不一致。制造业、建筑业等是较早放开竞争的领域，由于国内竞争激烈，很多企业早早地“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在海外竞争中积累了经验，提升了能力。而金融领域长期受利率、汇率、资本项目等管制，开放程度偏低，国内金融机构并没有太强意愿开拓海外市场，虽然近年来改革步伐加快，但总体看仍然跟不上实体企业的步伐。很多企业反映，缺乏金融支持成为制约他们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短板。
（一）银行融资成本高
尽管去年以来央行连续降准降息，但从世界范围看，我国的贷款利率相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1%-2%的低利率依然偏高，截至2016年一季度，大型国有企业中长期贷款利率普遍高于4%，民营企业贷款利率普遍高于6%。而对于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大多数企业来说，还存在三个方面的困难：一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企业一大部分属于钢铁、水泥、玻璃、能源等重资产行业，这类企业在国内属于“产能过剩”行业，银监会制定了信贷控制政策，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更大、利率更高。二是投资海外的资产难以作为国内银行的抵押物，也难以作为海外银行的抵押物，导致海外投资的资产融资变现困难，提高了资金使用成本。三是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虽然有政策性贷款，但这类贷款资金规模小、审批程序多，一般企业难以获得。比如“两优”贷款（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中，2015年“优贷”为300多亿人民币，而我国对外投资规模高达1160亿美元。
（二）股权基金门槛高
国际产能合作以项目为标的，投资项目企业首先要筹集资本金。资本金的筹集主要依靠企业自筹和股权投资。由于很多产能富余行业企业负债率偏高，资本金缺乏，一般需要寻找股权投资基金支持，目前主要存在两方面困难。一是中非基金、中拉基金、中阿基金等主权投资基金市场化程度不高，规模偏小。基金运行过程中收到的监管较为严格，支持的项目多是政策性项目，而且审批程序相对繁琐，合作条件和流程都不透明，一般企业难以获得支持，很多企业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些基金。中非基金总规模只有50亿元，目前已支持了80多个项目，最大的项目只有3亿元，对于动辄几十亿的项目来说，主权基金的撬动作用有限。二是国内投资基金虽然发展非常迅速，但投资海外项目的基金并不多。长期以来，我国投资基金更多聚焦在国内市场，或者服务海外投资者投资国内，主动投资海外的基金较少，海外投资经验不足，加之海外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大、回报期较长，基金投资格外谨慎。
（三）离岸金融服务发展滞后
相对于传统制造业，我国金融领域开放程度较低，金融机构垄断属性较为明显，并没有积极性开拓国际市场。因此，在国内制造业企业纷纷在竞争压力下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国内金融机构并没有及时跟进。一是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布局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东道国多数位于亚非拉和东欧地区，在这些国家商业银行机构数量少，比如中国银行在海外有620多个分支机构，但在非洲只有南非和赞比亚两个分行，其余都是没有经营资格的代表处。二是既有的海外银行主要从事存取款、结售汇等最基础业务，为企业提供融资的能力不足，海外资产评估、抵押担保等业务没有展开。三是离岸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等业务非常缺乏。比如海外保险主要以国家出口信用保险为主，针对性的人身、财产保险产品很少。出口信用保险也存在产品僵化、费率偏高等问题。
（四）缺乏有效区域金融市场
2014年，我国海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吸引外资规模，产业全球化布局程度越来越高，而在利用全球资源抵御金融风险、获取融资支持方面的能力还不足。一是汇率波动的风险对企业影响较大，尤其是亚非拉很多国家汇率波动很大，但并没有相应的对冲工具，人民币兑换东道国货币投资当地不但汇兑成本高，而且面临着较大的汇率风险。尤其近年来美元汇率政策变动较大，也使我国的海外资产保值变得被动。比如，2015年8月20日，我国对外投资重点国家之一的哈萨克斯坦宣布实行浮动汇率，至2015年底，其货币坚戈仅3个多月时间就贬值了40%。二是海外项目建设仍主要依靠本国资金，还没有充分利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融资。亚非拉等国家金融市场普遍发展程度低，利用当地金融市场融资非常困难，同时我国企业的国际金融人才也普遍欠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推介项目的能力不足，难以获得融资支持。
（五）国际金融合作还处在起步阶段
为更加有效地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我国联合相关国家共同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金融合作平台；同时，我国也加入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这将为我国和欧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发挥较大作用。但是，要真正做到金融市场的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还需进一步释放合作与发展的潜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双边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范围与规模都比较有限，在货币金融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信用体系等方面还存在较多现实问题。同时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和金融资源的调动能力远不如欧洲金融市场，还很难有效应对高附加值、高风险的金融行业发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便是合作国双方金融发展的一致性和匹配性，如果双方金融发展水平相差过于悬殊，就会阻碍双方国际产能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从五个方面构建金融支撑体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一）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引领撬动作用
国际产能合作根本上是企业自发的市场行为，但由于涉及各国不同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情况，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多、风险大，在推进初期进行必要的政策引领，有助于发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大、与亚非拉等国传统友好等独特优势。未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将继续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将部分储备投向产能合作等实体经济领域，扩充主权投资基金，以资本金形式撬动大型示范项目，既提升资本的长期经营能力，也增强相关产业的综合竞争能力。二是以亚投行、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为领头金融投资机构进行战略引领，完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与民间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民间资本活力。三是完善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合资、特许经营等合作模式，通过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为项目前期配置一定资本金，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投资，把政策性、开发性资本与民间资本更好地结合起来。
（二）发挥民间资本机制灵活的探索作用
我国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的时期已经过去，国内投资回报率趋势性下降，长期积累的大量民间资本迫切希望寻找回报率高的项目，应引导民间资本的探索需要，发挥其机制灵活、渠道广泛、资源丰富的优势，努力在海外寻找项目机会，鼓励其与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合作开发项目。一是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合作，鼓励以民间资本为主运营管理项目，国有资本、主权基金等可以投资人身份参与项目。二是鼓励龙头企业、金融集团等牵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成产业联盟“抱团出海”，发挥不同领域企业的比较优势，共同开拓海外市场。三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海外信息、咨询、设计等领域投资，增强海外生产性服务能力，为资本和产业输出提供专业化、市场化支持。
（三）发挥商业银行的融资支持作用
要充分利用商业银行现有的海外网点资源和经营管理经验，尽快增强我国银行业对国际产能合作项目的融资支持能力。关键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改革，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步伐，稳步放开资本项目管制，鼓励民营银行发展，鼓励银行业“走出去”，在国际竞争中提升行业竞争力。具体看，一是配合人民银行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加强东道国市场研究，与我国制造业企业一道“走出去”，加快布点海外市场，增加海外银行机构的商业存在。二是扩展海外银行机构业务范围，提升海外资产评估和授信能力，积极开展“外保内贷”“内保外贷”等多种业务，使企业可以更方便地利用国内外资产融资，提高资产变现能力。三是顺应我国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趋势，鼓励银行业开展“投贷结合”业务，发挥商业银行链接资本市场和实体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合作，提升海外金融资产经营能力。
（四）发挥综合金融服务的离岸保障作用
除了传统商业银行的融资支持外，还要发展证券、保险、信用担保、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离岸市场，为国际产能合作提供综合性金融保障。一是在保险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引入市场化机制，降低保险费率，扩大保险范围，设计更加灵活的保险品种。同时，要鼓励商业保险机构“走出去”，开发针对性的商业保险，为海外人身、财产、项目建设提供保障。二是在证券业务方面，鼓励国内证券机构在海外重点国家建立分支机构，为企业提供全面的投资银行业务支持，为合作项目提供债权、股权等多种直接融资服务。三是在信用担保、融资租赁等业务方面，鼓励金融集团加大投入，可以与商业银行合作，为海外重资产项目提供配套服务支持。
四是在互联网金融方面，利用网络“扁平化、无国界、快沟通”的优势，鼓励相关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项目，主要为难以获得低成本资金的民间资本开发高风险溢价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五）发挥区域金融市场的货币融通作用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也是产业资本全球化配置的过程，需要有国际视野和开放心态，要配合好国家战略，也要利用好全球资源。一是配合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深入推进，鼓励国际产能合作项目人民币结算，充分发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作用。在推进金融业双向开放中，大力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扩大海外主权债务规模，逐步构建更加市场化的人民币指数，为国际产能合作提供强有力的货币支持。二是在推进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过程中，在我国股票交易市场中探索设立国际产能合作版块，鼓励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企业进行针对性的直接融资支持，在稳步提升我国企业融资能力的同时，也可以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影响力。三是在亚非拉和东欧地区选择辐射带动作用强的国家，与东道国联合建立完善的当地金融市场，为当地的合作项目提供直接融资支持，也可以加强我国金融市场与东道国的联系，提升我国金融控制力和影响力。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