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正在推动教育方式的变革。
  • 全球健康危机促使各国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和改革。
  • 社交媒体在政治和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 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频发,全球减排行动迫在眉睫。
  • 网络安全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个人信息泄露和数据安全。
  • 在线健身和虚拟健身课程在疫情期间迅速流行。
  • 在线教育的普及为全球学习者提供了更广泛的学习机会。
  •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正在重塑全球零售和供应链管理。
  • 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在商业决策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 生物技术的进步为疾病治疗和健康管理带来了新的希望。
  •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核心议题。
  • 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对养老服务和健康产业提出新要求。
  • 人工智能在医疗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正在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
  • 网络安全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个人信息泄露和数据安全。
  •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正在改变疾病诊断和治疗方式。
  • 远程工作模式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
  • 电子竞技的流行正在改变传统体育和娱乐行业的格局。
  • 随着在线教育的兴起,教育公平问题再次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
  • 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在提高制造业效率和安全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 海洋塑料污染问题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环保行动。
  • 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带来了新的突破和挑战。
  •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改变了汽车行业的格局。
  •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传统零售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 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
  •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变得日益重要。
  • 郁昭二三事

    郁昭二三事

    0

    鲁志强

    王郁昭主任7月17日猝然去世。4月下旬,我们还一起参加老干部活动,同桌午餐,一切尚好,哪里想到几十天后竟成隔世!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老副主任,曾担任过安徽省省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等多个职务,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就。但我确信:历史首当记住的,必是滁县地委书记。在这个职位上,王郁昭冒着“路线斗争”的巨大风险,顶着“分田单干”“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如山压力,肯定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推广到全滁县地区,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与郁昭相处留下许多记忆,情谊匪浅,受教良多。

    1983年,我入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同年,国务院批准了《2000年的中国》研究,这是我参与的首个中心大课题。《2000年的中国》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引起了连锁反应。1983年8月,中国未来研究会在安徽黄山召开《公元2000年的中国》学术会,特邀中心参会。中心派我随李泊溪(2000年中国工作小组组长)、李金昌(2000年中国工作小组副组长)参加,与马洪夫人陈伯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同行。20世纪80年代,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掀起了未来学热潮,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社会变化趋势成为热门话题。黄山会吸引了各方关注,参会者爆棚,300多人挤满了黄山大大小小的旅馆酒店。记忆中,有几位军方学者出席,第一次听到精确制导武器概念,新奇而着迷。
    按会议安排,全体代表到合肥集中,再统一乘大巴赴黄山——这才有了邂逅王郁昭的机缘。80年代的中国,是思想解放、充满希望、人心激奋、争相改革的时代。80年代的安徽,因万里、王郁昭及小岗村之故,成为中国改革的热土,改革者瞩目的圣地。未到安徽,“那个地委书记”改革的故事就已耳熟能详,且风闻郁昭在安徽位高权重、威望极高。
    到达合肥,就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安徽省省长王郁昭要会见部分会议代表。借助中心声名,我也入选邀请名单。会见安排在一间小会议室,30多名代表挤得满满当当。第一次见到这位声名赫赫的省长,一米八几的大个儿,衣着朴素,一口胶东味普通话,嗓音低沉,语速平缓。与预想相反,他身上看不到官员的颐指气使,也未见胜利者的春风得意,更没有感到得势者的张扬傲慢。第一感觉是随和平易,朴实憨厚。因此,少了面见高官的紧张和不适,增添了接触长者的放松和坦然。他身上看不到“官”气,却透着浓浓的教师气质,以及隐隐的学者风范,真是奇怪的感觉!直到八年后,亲耳聆听郁昭自叙身世,才恍然明白初见感觉的不谬以及好感的来由。
    那次会见,印象深的还有一位“改革明星”,年轻聪明,只是张扬损害了形象。一个礼节性会见,他不停地谈论着评论着,以致会见无法结束,十几辆大巴上几百人只能无奈地等待。令人不适的,还有明星的导师口吻,俨然启蒙一群学童。无意间,反衬得王郁昭更显谦和大度,他耐心静待明星言尽,才匆匆握手告别欢送大家上车。
    想起一件趣事,亦因郁昭是官不似官而致。大概是1993年,忘了什么缘故,秘书处李军平陪同郁昭出差深圳。深圳的同志在机场迎候,没想到接机的同志会绕过郁昭,紧跑几步,对着李军平热情地说:“欢迎王主任来深圳。”李军平急红了脸,窘迫尴尬,慌乱地解释:“我不是王主任,这才是王主任。”惹得郁昭也笑起来。李军平个高体胖,面色红润,衣着考究,加之谢顶显老,颇有“领导”范儿。那情那景,想起来就觉好玩好笑,顺理成章地,成了办公厅笑谈的经典段子。

    大概1991年5月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农研中心)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久,我尚在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任上。一天,郁昭让邓寿鹏带话:山东邀请他出席研讨会,请他就开发区和港口建设做主题发言。郁昭自谦不熟悉此领域,希望技经部能派人随他参会。我和寿鹏商量:郁昭新来,又是第一次找我们,这个忙一定得帮。遂决定我和寿鹏一起陪他参会。这是我第一次与郁昭相处,也是我第一次去临沂和青岛,行程不足10天,但郁昭安排得十分体贴周到。这次同行所以难忘,一个原因是途中郁昭与我们的长谈。
    到达临沂当晚,几个人聚到郁昭房间,商量演讲稿起草及参会事宜。郁昭介绍了会议情况及他的想法,接着,商量发言的角度、内容、主要观点和意见。很快拟定出大纲,并商定分两部分由我和寿鹏分别起草,最后寿鹏统稿。小会前后不过半小时,郁昭听多说少,一直笑眯眯地点头。
    忘记了怎么转成了闲聊,也记不清怎么又演变成了郁昭谈自己。只记得那天郁昭谈兴甚高,是时间尚早,是高兴,还是觉得我俩够聊友?说不清楚。只记得那晚,一直是他说我俩听。郁昭聊得兴起,直到夜深,才想起还要赶稿子,方不舍地催我们离开。
    这才知道,郁昭15岁即参加革命,第一份工作就是小学教师,由校长进政府,当武工队教导员,再随三野南下至安徽。接着是在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等科教单位任职达20年。其实,较真一些,郁昭前30年的经历几乎都与教育相关。至此,初见即觉教师气息的疑惑,才找到了答案。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折转了郁昭的生命轨迹——文革中断了他的教育职场,却改送他走上了仕途。文革初,他被下放劳动,1970年调任安徽全椒县委副书记,由此沿着“官”路,一步一个台阶,文革结束后,升迁至滁县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郁昭绝不会料到,前路等待他的,竟是一副千钧重担,一件历史使命,一个巨大机遇,一场严峻考验。“天降大任于斯人”,一切仿佛是因他而设定:
    文革结束,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1976年,改革闯将万里入主安徽;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引发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8年,“滁县地区遭遇百年大旱,农村经济岌岌可危,农民愁思百结,干部焦虑万分”。可以说,1978年的滁县,集聚了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一切条件,天时地利人和,滁县万事俱备,只欠有担当有情怀的领头人吹这股“东风”了。天道遂人心,1978年郁昭升任地委书记,主政滁县地区。历史的巧合,不可思议。
    听郁昭描述推广“大包干”的风风雨雨、日日夜夜,注意到他多次使用一个词:“毁了”(胶东方言,意为糟了、完了),改革的艰辛、曲折、风险、无奈、“五味”尽在其中。 “大包干”的许多故事听过读过,但从主人公口中道来,则别有滋味。郁昭的口气平淡复平静,但经历过“路线斗争”和文革的过来人,都会感同身受地知道:所有令后来者仰望的一切,当年是如何的惊心动魄,何等的凶险可怖,郁昭无异于以命运前程做赌,以身家性命为注。
    1987年,郁昭从政之路戛然而止,未明缘由,突然上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粗算下来,郁昭65年职业生涯,真正从政时间约四分之一。短短18年,郁昭为国为民做出了“照汗青”的贡献。设若没有文革,郁昭或许一生执教,中国将失去一位改革家,却增添一位教育家,会给中国教育带来什么?孰得孰失,如何比较?郁昭终止仕途,类同急流勇退,重归农村研究,中国少了一位“高官”,却平添一名学者。如此归宿,孰好孰坏,何以评判?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命运无法预判,人生不能设计。
    因帮忙而得郁昭同行,因闲聊而聆听郁昭自述。今日回看,无异一堂人生教育大课——郁昭不愧资深老师,我们何尝不是幸运学生?
    山东行难忘,还因为不期而遇一个“花絮”。到临沂须乘X航,一早赶到南苑机场,却被告知“没座位了”。不信有此怪事,我抢过证件和机票找到柜台,工作人员依然回答:“没你们座位。”问:“买的是你们X航机票,怎会没座位?”答:“不知道,谁卖你票你问谁去。”气急折返,要来郁昭工作证,将郁昭和我的工作证甩过去,冷冷地说:给我找机场场长,不然我自己找。工作人员翻翻工作证,愣了下,默默打了电话。几分钟后,通知我们办理登机手续。整个过程,郁昭一直沉稳地看我们折腾,没有多言。登上飞机才发现,机内乱哄哄的,空乘正动员几个孩子腾座位,让家长抱着孩子,不顾飞机超载飞行。这才明白是关系户挤掉了我们座位,才想起郁昭也是经济舱,那么大块的身体,乱哄哄地被挤坐在经济舱中。这一奇葩遭遇,无意间看到了郁昭的平民心态。应该说,正是这种平民意识和平民情怀,才让他能关注并体察到百姓苦乐,才会甘冒风险为农民说话,为农民办事。这种情怀何其珍贵,失去容易保持难啊。

    1992年初,我调任办公厅主任。那时,国务院农研中心的60名成员(20名研究人员,40名行政人员)刚划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研中心有过傲人的辉煌,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却因政治原因,机构撤销,人员安置,冲击不言而喻,心绪可想而知。当时,中心也在低谷,班子团结不佳、人员流失、财务困难、管理失序、待遇福利低等问题困扰着中心,人心思变思治,期盼中兴。如此状态的两个机构合并,困难繁杂而艰难。然而,经过不懈努力,几年磨合,竟然顺利化解了困顿,实现了“1+1>2”,新的中心更加强大。公正地评价,两中心顺利融合,郁昭功不可没。两中心合并时,农研中心只有郁昭一人进入领导班子,依然分管农村部。自然地,郁昭成为原农研中心人员的灵魂和脊梁,他的心态影响着农研中心的心绪,直接决定着两个中心合并的成败。天幸,郁昭大度、开明、隐忍。对此,我相信无人比我体会更深。因为,我接触两中心人员最频繁,触及矛盾和利益纠葛最直接。
    郁昭在九号院办公。我到任第一次拜访他,谈话简单直接,气氛坦诚融洽,不必回避分歧和问题,仿佛多年的忘年交。二十几年过去,所谈具体内容都已淡忘,但郁昭两句话至今犹记:一句是“你是大中心办公厅主任”,另一句是“有难处找我。”一句提醒我处理两中心问题的准则和底线,一句承诺帮我解决两中心矛盾。事实是,郁昭自己做到了首先是大中心副主任,不偏袒,不护短,重大局,树立了榜样,创造了氛围。有关农村部的大小决定,我都是首先找他沟通,然后再找相关人员,省力省心。几年交道,证明他是好老师好前辈。两中心融合的进程超过了预期。特别是办公厅,是原农研中心成员最集中的地方——60%的处长,三分之二成员来自农研中心,共同的工作,密切的合作,不觉间忘记了你彼我此,反而融合得最彻底。
    记忆里,1992年分房,是两中心合并的严峻考验。那年,中心一批新房建成交付。建房容易分房难——分房是好事,更是难题,涉及利益,事关公平,分得好是凝心聚力,分不好是伤人离心。何况两中心都住房紧缺,强忍硬挺多年,几十套新房摆在那里,怎能不翘首以待,怎能不紧盯新房,怎能不焦虑错失“这班车”,再等猴年马月?而农研中心60人并入,将问题更加复杂化,升华成了两中心真合假合的试金石——这批住房是合并前,按中心当时在编人员申请的,分歧就此而生:一说,新房属于申请时的在编人员,其余人无权染指;一说,房子是给中心的,凡中心成员都有资格。大家心知肚明,焦点是农研中心的60位同志应否参加分房。想起来,有些搞笑的是,双方立场对立,却都使用了同一个情绪化的词语:“凭什么啊!”分房变成了中心的“政治”问题。
    其实,关键还是房源能否满足需求。好在我们有一个优秀的工作班子,包括了绳泽祥(原农研中心办公厅副主任)、曹纪生(行政处长)等老行政,他们经验老道,不乏“点子”。经过测算,只要确保分新房能交出旧房,房源就可满足需求,完全可以一视同仁,满足原农研中心同志参加分房的愿望。这个判断得到马老、尚清的认同。上党组会前,我特意拜访郁昭,将测算结果、方案设想和主要措施汇报给他,征求意见并坦承我们的担心。郁昭很高兴,当即表示支持,承诺不干预、不护短、不写条子。我笑言:“即使见你的条子我也不理。”他笑说:“这样更好。”这次分房意外顺利,中心领导做到了不干预不说情不写条子,分房小组做到了公平公正透明。应该说,郁昭的承诺和工作更为关键,那是农研中心的压舱石,也是分房小组的第一屏障。
    我任办公厅主任的两年多里,出错、误解在所难免,但也有几次明显的“中枪”,受到些上纲上线的指责,陷入“麻烦”之中,都亏郁昭等出手相助,化险为夷,平安度过。
    1993年7月,中心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郁昭不再担任副主任。但我有事无事,凡去九号院,还是习惯地看看他,坐一会儿,问候聊天请教。
    想起那段岁月,回忆那些人那些事,对郁昭等老领导深怀感激,为此生得遇这些长者深感幸运。和他们一起的日子里,亲受他们扶持,使我健康成长,身获他们护佑,保我顺利平安,感受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郁昭走了,但愿他留下的一切,能够发扬光大,永佑中心。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Visits: 2

    评论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