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存在专门从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人，“职务消费”就会存在。在中国古代，这方面也早有许多制度和规定，并把抑制过度“职务消费”作为吏治的重要内容，但成效却并不理想。
职务补贴
古代官员的收入习惯称俸禄，按最早的含义，它包括“俸资”和“禄米”两部分，“俸资”是钱，“禄米”是粮食，这是因为早期官员的收入经常以货币化和实物结合的形式发放，如汉代就实行“半钱半谷”制，宋代以后官员收入才以钱为主、以粮食为辅。
考察历代官员的俸禄情况，薄俸是基本特征。东汉一名百里长吏“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这些钱只能养活两个人和1匹马。晋朝官员的收入也很低，晋武帝说“今在位者，禄不代耕”。元代一名九品官“一月之俸，仅了六日之食”，明代一名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这些收入要折成钱和米发放，称“折色”，最后能拿到手里的是12石大米和27.5两银子，靠这些只能穿布衣、吃糙米过日子。
但俸禄只是官员收入的一部分，官员在俸禄之外往往还有很多补贴。魏晋以前没有品级制，但很多官员都有爵位和封地，在封地内可享有一定户数的食邑，如“万户侯”就是享有1万户食邑的侯爵，拥有爵位者可以“衣食其租税”，这是官员俸禄的重要补充。
魏晋以后官员品级制逐渐固定下来，食邑封爵成为一种荣誉，官员职务补贴以其他形式发放。隋朝开皇九年（589），朝廷颁布诏令给京外的官员发放公廨田，后将这项制度扩大到内外各官，其中在京的官员按品级不同发放公廨田2至26顷，在外的官员发放1至40顷，公廨田出租后取得的收入“以供公用”，其实是一种职务补贴。
唐朝官员的收入结构后来又进行了多次调整，形成了授田、赐禄和俸料相结合的体系，俸料包括月俸、料钱、杂用等项目，其中料钱专门用于公务支出，这部分在官员全部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重。
宋朝官员的收入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等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公使钱，也是一种“职务补贴”，发放标准视官员品级高下而定。到明朝，各地方在正常赋税之外增加收费的现象十分普遍，海瑞任淳安知县，该县每年正税仅925两，但前任知县每年却收12950两，各种“乱收费”是正税的十几倍，正税上交国家，多收的往往就以各种补贴和办公经费的名义发放了。
清朝推出了公费和养廉银制度，主要用于官员的生活补贴和衙门的日常运作，这些收入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超过了正常俸禄，有学者研究，在清朝汉族官员的固定收入中俸禄只占22.2%，养廉银占68.3%，公费占9.5%。
公务招待
“职务消费”里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公务招待。
早在周朝就设置了天官，下面管理膳夫、庖人、兽人、渔人等，负责承办重要聚餐活动。自周朝开始，每年元旦都会举办正旦宴，不仅臣僚参加，有的还允许带上家属，冬至、寒食、重阳等重要节日朝廷也会举办宴会。此外，皇帝登基、过生日等也都会举办宴会以示庆贺。
官员私下里的迎来送往也很频繁，《汉书》记载：“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后汉书》记载：“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这种迎来送往的风气到南北朝时甚至得以“制度化”，当时有“送故”的潜规则，即官员上任或离任时所在地方都要送礼，其中离任的官员原任职地每年都要派人去送礼，时限一般为3年，为此有些州郡干脆设了个“送故主簿”，专门负责这件事，“饷馈皆百姓出”。
唐朝官员升迁要专门摆一桌“烧尾宴”，其名称的来历，说是人的地位骤然发生变化，就像猛虎变成了人，但尾巴尚在，故将其烧掉。这种宴会极为奢华，唐人韦巨源举办“烧尾宴”的菜单保存了下来，菜品包括冷盘、热炒、烧烤、汤羹、甜品以及面点等58道，比一般的家宴更为盛大，费用多由公款支出。
唐朝以前官员没有“工作餐”，但有类似做法，《国语》记载：“楚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唐太宗李世民“克定天下，方勤于治”，规定官员上朝的时间不仅更早而且常延时，于是命人在宫殿外面的走廊里“聊备薄菲”，等于一顿工作早餐。到宋朝这项制度固定下来，不仅朝臣可以享用这样的餐食，一般官员也可以，称“廊餐”。元、明时也都实行这种制度，明朝官员就餐的地方一般在奉天门或武英殿。清朝时，有很多官衙干脆办起了“机关食堂”，清人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记述了某河务机构开办的食堂，“其肴馔，则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罢不止，小碗可至百数十者”，场面十分盛大。
除了“工作餐”，官员们还经常有其他聚餐活动，宋朝有“旬设”的制度，官员每个月可以用公款聚餐一次，费用从公使钱中支出。宋朝政府还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从制度上给公款吃喝开了绿灯，所以宋朝官员大吃大喝的情况较为严重，在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钱状》中，庆历三年（1043）西北地区的渭州每个月就有5次公款吃喝的记载。
这种情况到清朝越发严重，《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曾任陕西督粮道，西安时称“孔道”，凡去西藏、新疆以及蜀地都要从这里过。张氏记述，“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当时大鱼每尾要花费4、5千文，其他还有白鳝、鹿尾等在宴席上也都不能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在任陕西督粮道期间，张氏感叹“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算下来接待费“每年总在五万金上下”。
公款旅游
古代交通不便，诏令、公文以及信件传递成为问题，官员到外地赴任、出差也往往是一件大事，这些通信和旅行方面的需求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无法解决，于是国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驿站制度。
秦汉时驿站制度就已经初步具备了，到唐朝驿站体系达到了完备，在全国主要交道要道上每30里就有一座驿站，据《通典》统计唐玄宗时全国有驿站1639个。宋朝的驿站制度更为完善，从功能上将其分为邸、馆、驿等。元朝驿站称“站赤”，明朝对这项制度更重视，朱元璋称帝后立即下令整顿全国驿站，把“站赤”重新改称“驿”，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对驿站的接待标准进行细化，全国涌现出河间府的乐城驿、东平府的太平驿、扬州府的广陵水驿等知名驿站。
古代官员多文人出身，在涉身政务的同时也喜欢寄情于山水，驿站成为他们“半公半私”的游历工具。唐朝盛产诗人和散文家，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到大量不太出名的诗人、文人，写了大量歌咏各地山川名胜的诗文，如果没有官府驿站，他们的足迹很难涉足这么广。韩愈在诗中说“府西三百里，侯馆同鱼鳞”，白居易写“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何音五十里，已不属苏州”，可以看出驿站分布之广。
靠着发达的驿站，苏轼的足迹西到陕西凤翔、东到江苏吴江、北到河北宝县、南到海南昌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明清以后还出现了徐霞客那样的旅行家。
文人们创作了大量与驿站有关的作品，李白的《题宛溪馆》、王勃的《白下驿饯唐少府》、杜甫的《奉济驿重送严公》、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还出现了“题壁诗”，学者王子今把这种“泥墙墨书”称为“文学史的特殊视屏”。
清人查慎行从北京南归，沿路经过各地驿站，一路走一路写，写完就题在驿站的墙壁上，一趟行程下来竟然有60首诗，刊刻一册为《题壁集》。不仅相对短小的诗词，大段的文章也有人题写在驿壁上，如李白的《姑熟亭记》、柳宗元的《馆驿壁记》、刘禹锡的《管城驿记》等，唐人孙樵的成名作《褒城驿记》也属这类作品，被称为晚唐文学的代表作。
积弊难改
但是，除了方便文人们诗酒唱和、纵情山水，公款招待、公费旅游所带来的却多是弊端。
《清稗类钞》记述了一个故事，有个叫钱豁五的惯骗，有一次要从广西到浙江去，路途有3000多里，路费是一笔大开支，他想到了官府驿站。钱豁五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在里面塞上废纸，外面粘上鸡毛，弄了一套竹筒，用黄面的包袱背上，扮成官府信使，一路走官道，途经数省都畅通无阻，吃喝全由驿站供应。
其实明清时驿站制度还是比较完备的，想混进去并不是件容易事，除了把自己打扮成信使或官人，还要出具勘合，相当于工作证和介绍信。勘合本是专人专用，但由于管理松懈，有人就拿去卖了或送人情，也有人伪造勘合占便宜。
这只是被人钻了制度的漏洞，而相关制度所产生的浪费和腐败更让人惊心，仍以驿站为例，其经费支出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成为一个巨大包袱。《明会典》记载，张居正改革期间整顿全国驿站系统，仅精简了1/3就省出94万两经费，而当时户部每年的库银收入只有300万两左右。
再说公款吃喝，这种现象在历代都很难治理，汉景帝时出现了连年歉收的情况，但官员们公款吃喝依然很厉害，汉景帝不得不下诏，发现谁接受公款宴请一律就地免职。汉宣帝时有官员出差期间招待费过高，奢侈浪费，朝廷曾下诏进行过“通报批评”。宋朝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对公款招待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其中一条是官员需凭“券食”方可用餐，类似“就餐券”，用餐标准也有规定，超标的要被追究。
但制度要发挥真正的效力，人的因素十分关键，如果制度事关执行者的切身利益，那执行效力就会因这种影响而发生改变。最高决策者无不希望下面有一支清廉、高效的官员队伍，也希望通过制度约束让官员们保持克制，但这种约束往往是无力的，抓得严了好些，稍微放松就立即反弹。
说到底，这些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有关，中国被称为“熟人社会”，人与人不是通过制度、规则而是习惯于通过私人关系发生联系，人情大于法治、大于制度，“有人好办事”“只要有人没有办不成的事”等观念自古就很盛行，于是人们在维系各种关系上愿意花费更大的精力和资源，从而把吃吃喝喝、迎来送往这些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