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开始发现，中国——这个在传统认知中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国度，正在成为他们身边日益重要的经济伙伴。
近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的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456.7亿美元），超过同期吸收外资规模（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1356亿美元），首度实现资本净输出。
“从统计上来说，从2015年中国正式成为资本的对外输出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张向晨说。
新节点
中国首度实现资本净输出，这个重大转变的节点，为什么在2015年来临？张向晨向媒体分析了四个原因：其一，国际市场上有需求。发达经济体总体经济在复苏，对外国的投资有需求，发展中经济体在进行工业化也需要外来资金。无论是发达的经济体和发展中的经济体为了吸引外来资金也出台了一些投资便利化的措施，这些从外部环境上便于中国企业“走出去”。
其二，中国有能力。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一制造业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这是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坚实物质基础。
其三，政策有效应。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这些都发挥了引领和推动作用。政府简政放权采取了便利化措施，也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
其四，企业“走出去”有动力。中国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的发展方式也在发生转变，要转型升级必须要充分利用国际上的市场和资源。
张向晨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境外并购的风险提示。
第一，部分企业开展境外并购存在盲目性。一些企业对于在境外并购的目的性和必要性等基础工作研判不足，有的对并购项目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急于做大做强，还有一些跟风炫耀的非理性因素驱动。这种草率的境外并购是有问题的，会导致成功率比较低，并购后企业后续发展有一定隐患。
第二，少数企业境外并购面临着高债务的财务风险。有些企业在境外并购大量依靠银行贷款或者投资基金，一些企业的贷款投入比例过高，承担高杠杆风险。
第三，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时遇到国外安全审查的干扰，屡屡被否决，想并购而不能并购的情况也存在，增加了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新意味
根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诸多特点：
一是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超过同期吸收外资规模，实现资本净输出。2015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47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8%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3%，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二是存量全球排名位居第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截至2015年底，中国2.02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3.08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10978.6亿美元，位居全球第8位，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4.37万亿美元。
三是对外投资并购活跃，领域不断拓展。2015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579起，涉及62个国家（地区），实际交易金额544.4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372.8亿美元，占68.5%；境外融资171.6亿美元，占31.5%。并购领域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18个行业大类。
四是国家地区高度集中，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快速增长。2015年，流向中国香港、荷兰、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的投资共计1164.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总额的79.9%。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占当年流量总额的13%，高达189.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是对全球投资增幅的2倍。投资存量的八成以上（83.9%）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的存量占比为14%，另有2.1%存量在转型经济体。
五是投资涉及国民经济各行业，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大幅增长。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了108.5%、52.3%、115.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四个行业的存量均超过千亿美元，合计占比达75.9%。
六是新增股权投资首超六成，债务工具占比创历史新低。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新增股权投资967.1亿美元，占比达66.4%；收益再投资379.1亿美元，占26%；债务工具投资110.5亿美元，较上年占比减少一成，仅为7.6%。
七是近八成的非金融类投资来自地方企业，上海、北京和广东位列前三。2015年，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936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7%，上海、北京和广东位列前三。截至2015年底，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达3444.8亿美元，在全国占比达36.7%，较上年增加5.1个百分点。
八是境外企业对东道国税收和就业贡献明显，对外投资双赢效果显著。2015年我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总额达311.9亿美元，较上年增加62.9%；雇佣外方员工122.5万人，较上年末增加39.2万人。
“中国进入投资输出超过投资输入的‘新常态’，这也将成为中国新时期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特征”，在这一新的发展节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用“三个意味”阐述这一变化的深意。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意味着中国企业从被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开始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主动整合全球资源，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转型升级。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意味着中国各个产业将从过去被动参与全球产业整合转变为主动整合全球资源，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从而在做大产业的基础上做强产业。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将出现重大的转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走向全球，有利于更多的中国产业融入全球产业和主动整合全球资源，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将逐步大于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一趋势将大大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变为投资净输出国，中国企业通过自己在海外的投资经营活动与相关国家建立了比过去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这种企业间的合作有助于中国与投资所在国增加利益交汇点，从而有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最终有助于中国实现和平崛起。
新要求
“这是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转变”，王志乐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中国资本走出国门，怎样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姿容翩翩？这对中国企业的规范化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跨国经营走向全球经营，从中心辐射式走向全球网络式的管治结构，从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走向承担越来越大的全球责任，是每个“走出去”企业的必由之路。
毋庸置疑，“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与落地的东道国发展目标、利益诉求相一致。具有全球战略、全球管治和全球责任，并且海外业务超过本土业务的企业（全球公司）参与国际竞争，随着全球公司发展，过去的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以及全球产业链。通过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全球公司与投资所在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汇进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如何保证这种利益共同体多方共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仲继银研究员告诉《中国发展观察》，现代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赋予了企业相当大的独立性、信任和合法性，代表社会来运行市场制度。掌握权力的管理者们，有责任让企业以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经营。企业要对股东和公司的各类直接利益相关者负责，通过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防止从控股股东、董事会到高层经理各个层面上的滥用受托人权力行为。与此同时，要对消费者和整个社会负责，要遵守公平竞争规则，消除通过垄断、合谋及腐败和假冒伪劣等方式破坏有效市场的行为。只有对消费者和整个社会负责，才能保证企业股东和直接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利益。而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会越来越强烈地受到来自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的惩罚。
企业绝非单一的个体，而是社会整体的重要组成者和关联者。实现社会整体界面管理，把公司治理的视野从核心层面的股东主权和中间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扩展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外部环境范围，使企业与整个外部环境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导向一个积极正向的循环促进之中，理顺企业的内、外关系，是企业在东道国求得进一步发展的基石。
新挑战
仲继银表示，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数量规模迅速扩大这一过程中，努力了解并适应当地环境，力促技术升级，塑造品牌意识，进行海外布局，整合全球资源，从量到质地切实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挑战。
王志乐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他们的企业有一个从跨国公司转型为全球公司的经验积累、提升过程，而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一开始就面临全球竞争，必须按照全球公司的标准开展经营，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企业缺乏对外投资经验，海外投资水平还不高。
他最大的担忧是，面对对外投资发展出现的这一历史性转变，不少人的观念没有跟上，还处在投资净输入国思维阶段，不具有投资净输出国的新思维，角色变了，观念和思维方式没变。“我们的理论、观念、政策体系和企业行为如何适应这一历史转变，是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他说。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是投资净输入国。在过去30多年引进外资实践的基础上，我国民众和一些官员形成的基本是投资输入国思维。
通常来讲，投资净输入国关注的是如何保护本国产业以及通过引进外资获取更大经济利益，因此往往对外资准入、股权比例、投资期限、利润转移等问题加以管制或限制。投资净输出国则关注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安全与收益，要求投资输入国开放市场、给本国企业投资以国民待遇，加强对本国投资者的保护。因此在双边或多边投资协议谈判时，投资输出国往往要求对方尽可能开放市场准入，强化投资保护。
站在投资输出国立场，一些长期争议的问题或许会有新的回答。比如，有没有可能放开对外资进入中国的准入，给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改善对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经营环境⋯⋯当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希望东道国给予的政策，是否需要给来华外资也做出相应的调整？
“从投资净输入国思维转变到投资净输出国思维”，王志乐呼吁。也许，换位思考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