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
世界经济与贸易双触底
第三季度世界经济延续了一季度、二季度态势，总体处于经济发展的底部，短期内难以出现经济复苏的奇迹。今年世界经济的突出特点如下：
一是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双双进入底部，或者处于低迷的状态，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仍然弱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份的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6年，全球的经济增速为3.1%，比2015年下降0.1个百分点；2017年，为3.4%，比今年上升0.3个百分点。全球贸易2016年预测增速是2.3%，比2015年下降0.3个百分点。根据WTO的报告，全世界贸易总额增速1990－2007年都快于GDP增速，差不多是全球GDP增长率的两倍。2007年之前都在7%之上，从2008－2015年，在3%左右，今年为2.3%。因此，从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走势看，都进入底部，双双进入低迷的状态。美国、日本、欧盟，包括中国，一二三季度GDP增速都在下降，贸易增速也在下降。不过，IMF预计明年全球贸易有望恢复增长到3.8%。
二是世界经济总体处于底部，发达经济体总体是走低的，或者说是走衰的。1996年，美国GDP对全世界的贡献是28.3%，预计2016年贡献率降到20.9%，2017年会下降到17.4%，2018年则降到15.7%。中国GDP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2015年已经达到14%，今年预计也会在15%左右，我们现在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或者占世界GDP增量的比重日益接近美国。根据IMF10月份的预测，美国经济的增速今年会降到1.6%，而去年是2.6%，美国经济增长没有预期的好。
中国现在GDP的总量是11万亿美元，美国GDP总量是18万亿美元。美国按照2%的增速是3600亿美元左右的增量，我国按6.5%的增速，是7000多亿美元的增量。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也比较艰难，2016年预计增速是1.7%，比2015年下降0.3个百分点。欧盟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和其他的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三个可能是全世界都没有预料到的，第一是英国脱欧。第二是德意志银行濒临破产，它是德国最大、实力最强的银行，但它现在正濒临危机。第三是难民潮对欧盟经济的影响，而且难民政策导致默克尔的民意支持率急剧下降到目前的26%，为历史最低的支持率。这对欧盟经济，特别是对银行业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日本比预想的还差。日本经济一直比较疲软，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第三个衰退的10年，预计2016年的经济增速为0.5%，2017年将是0.6%，从短期来看，日本很难走出疲弱增长的状态。英国脱欧之后，IMF预测它的经济2016年增速会下降0.4个百分点，为1.8%，2017年会进一步下降到1.1%。所以可以看到，2016年发达经济体总体是在走低、走衰，这个趋势也导致了世界经济总体处于底部。
三是新兴经济体总体走高、走强，但出现了明显分化。虽然新兴经济体总体走高走强，但是它占世界的比重还没有发达国家大，主要的贡献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2008年以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60%以上，其中在2012年之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2012年之后在30%左右，2015年为25%。2016年，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速是4.2%，是近七八年以来最低的增速。所以可以看到，新兴经济体虽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提高，但是它的增速整体上在下降。
在增速下降的时候，新兴经济体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其中有几个经济体表现比较突出：印度今年的经济增速预计是7.6%，IMF预计明后两年也是7.6%。印尼未来10年的经济增速会在5.5%以上。孟加拉国过去20年经济增速都达到6%，未来10年会保持在7%。埃塞俄比亚过去10年的增速是10%，预计未来20年会保持11%的增速。缅甸从启动改革以来，增速在8.5%左右，到2020年之前，会保持在8%。越南经济去年增速是6%，到2020年会在6%-7%的区间。菲律宾去年的增速6.5%，到2020年也会保持在6%-7%区间。总体来看，新兴经济体是走高走强的，但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总体增速也是历年来最低的，这也是世界经济处于底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世界经济的新情况新问题
世界经济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是很多旧有的矛盾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低增长与低通胀交织并存。低通胀现在也是全球普遍的经济现象，美国把通胀率上升到2.5%，作为宽松货币政策的政策起点，失业率低于6.5%，则结束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美国的通胀率一直在2%以下。日本的通胀率更低，今年9月份是0.6%，7-9月份，家庭预期通胀连续五个季度下滑，达到四年以来的最低。欧元区的通胀率，9月份是负0.4%，也是最低水平。中国的通胀率现在是1.4%左右，特别是PPI连续近60个月下降，低通胀和低增长并存交织。
二是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交织并存。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现在并没有停止，美国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去年11月份宣布要停止货币宽松政策，12月第一次提高利息0.25个百分点。预计今年美国会有六次降息，但是到目前为止，一次都没有推出。10月3日，美国又开了一次会议，大部分人认为12月份应该推出再一次加息，但是争论非常激烈，12月份能不能提高利息还要拭目以待。可以说，实质上它的货币宽松政策并没有真正结束，也并没有真正启动升息的快速通道。
欧洲央行从2016年3月10日三次下调了三大利率，扩大了QE的规模和投资范围。欧洲央行已经连续四次召开议息会议，包括三季度也开了几次，仍然宣布维持低利率不变。日本央行9月20日－21日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不仅宣布量化宽松的政策和利率不变，而且还进一步修改了有关QED政策框架，核心政策就是控制收益率的曲线。有两点实质性的内容：一是取消日本国债7－12年的平均年限目标，将继续购买日本国债，自第10期债券收益率降到0，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政策。二是引入通胀的超调承诺，继续扩大基础货币的发放，直到CPI上升到2%以上。所以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和低利率、负利率并存。中国社科院的李扬最近也对负利率进行了研究，他研究了11个国家的负利率，认为全球已进入负利率时代，主要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包括欧盟，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现在都是低利率，甚至还有负利率，瑞士、丹麦、瑞典、匈牙利，这些国家也差不多是负利率，这已经违背经济学常识了，在银行存款利率为0是很罕见的，日本长期低利率、甚至0利率是很独特的现象，但是现在成为了很多国家的现象。
三是高债务与高杠杆交织并存。原有的债务水平并没有降低，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目前世界上的债务总额是历史上最高的时期，大约是25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家主权债务占到GDP的110%左右，接近18万亿，差不多每个美国人平均5万美元的负债。日本的债务占到了GDP的240%以上，欧盟平均占到95%。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债务危机，比如希腊、意大利。中国目前的债务问题也比较严峻，虽然说中央政府的债务率，如李克强总理在前一段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所说我们政府债务率16%，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大约是56%。但是企业的债务风险进一步加剧。到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是168万亿，总体债务占GDP比重的249%。所以，现在企业的债务风险在集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半年进行经济分析，都提出关于企业债务的问题和如何化解的对策建议。
四是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的竞争与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交织并存。原来TPP计划在2015年10月、TTIP在2015年底基本完成谈判进程，但现在TPP、TTIP受阻，奥巴马还有几个月到任，TPP被批准的可能性在逐日下降，而新一届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认为TPP的标准太低，如果她上台以后会修改TPP标准。特朗普提出来要撕毁一切贸易协定，如果他当总统，要向中国征收40%的税收。所以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的竞争还没有结束，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就粉墨登场。而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排他性的多边自贸区会对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带来新的拖累。
五是全球结构性改革与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交织并存。在G20会议上形成的共同声明，要推进全球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调整在本国的历程并没有完成，包括中国，但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已经加快。或者可以说，全球第五轮产业转移已经开始，而且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消费品加工业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地区转移。按照非盟的统计，非洲国家的人均月工资现在是154美元。我们7月份到印度和印尼去考察，发现印度这个国家是12.11亿人，人均月工资不到500美元；印尼人均月工资是100到150美元，和非洲的水平差不多，因为非盟的统计是53个非洲国家的平均数。所以可以看到，印度是12亿多人，非洲是十几亿人，印尼2.5亿人，孟加拉国1.7亿人，这些人口差不多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他们的工资水平才150美元左右。
我国现在的工资水平，按去年的统计，农民工平均月工资3661元人民币，人均工资可以说是印度的三倍，是非盟和印尼、孟加拉国的差不多10倍，或者5到10倍不等。这一轮产业的转移是成本驱动型，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再加上原材料成本、土地成本、电力成本，这些成本导致了这一轮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转移。美国大的Shopping mall和奥特莱斯，鞋帽、箱包、玩具，中国制造的已经很少了。在上海，日本的优衣库，服装、纺织、鞋帽，只有几种是中国制造的。当然更多的研究数据还将继续证明这个趋势正在发展，也就是本国的结构性改革和调整并没有结束，已经达成了全球共识，每个国家都在推进结构性改革，但与此同时，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已经开始，并且在加速。
六是推进世界秩序和规则的改变的进程在继续，但是频发性的事件不断出现，这两种力量也在交织并存。现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外交的格局进一步演化，国际舞台上的闹剧和戏剧也不断上演，像美国大选。全球很多媒体评论，这次美国大选是美国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不是比优，而是比烂。像菲律宾的杜特尔特上台以后的菲律宾的骤变；韩国的突然变脸，部署萨德；英国脱欧，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濒临破产，这些都超出了预期，或者说难以预期。所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的很多因素在经济上的表现，很难说是单一的经济现象，而是很多外部环境、外部要素或者是内外演化导致的结果，或者是突然性的爆发。世界上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战争与和平的冲突并没有完全解决，又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全球化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或者说新一轮的全球化即将开始，新旧秩序、新旧规则、新旧动能、新旧业态、新旧经济形态，处在加速转换的时期。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因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日益增长。
首先是中国力量。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0%以上，去年是66.4%。而中国消费产生的巨大力量不仅拉动了中国经济，使中国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还拉动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包括中国游客到日本、韩国以及很多国家购买商品。去年中国旅游人次是40亿，其中出境是1.2亿。今年“十一”期间，七天在国内的旅游人数是五亿人次以上。可以看到，中国消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中国今年1-3季度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年均增幅高达33.6%，而且现在的增幅还在继续提升。中国从前年开始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体、货物出口大国、进口大国，2015年，进出口的贸易总额已经占到全球份额的13.8%，预计今年会在14%左右。2016年以来，中国每一天新增的就业户数是4万户，新增企业1.2万户，中国经济的动能正在增加。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有三个数据是比较亮眼的，一是进口会在八万亿美元以上，投资在7200亿美元以上，出境旅游在六亿人次以上。
其次是中国方案。在G20会议上，前后召开了70次专门的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共同声明和机制化的安排，比如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G20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016年G20创新行动计划、G20创新增长蓝图、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G20贸易部长会议声明、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杭州行动计划等等。这些共同声明和一些机制化安排，显示了中国方案对引领世界发展，或者引领世界舆论导向的积极作用，说明中国从近代史上一个地区性的大国，或者是比较边缘的大国，现在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心，走向世界舞台。
第三是中国倡议。这些倡议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并且取得了超出预料的成绩，特别是“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在今年9月份召开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了八条要求并指出，“一带一路”这三年的进展大大超出了预期。中国和38个国家进行了战略对接，亚投行58个成员国，目前还有30多个国家申请加入，还有投资额、贸易额的增长。现在讲世界经济不能不讲中国，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是一体化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是一体化的，中国的规则、内部管理越来越国际化，而且中国现在正在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世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或者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四是，全球经济治理出现了一些新亮点。世界经济迎来了全球化4.0的经济新秩序和经济新格局。可以说，从一个长周期看，全球化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全球化的1.0时代，也是我们所说的大航海时代，全球化的2.0时代，是以英镑和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3.0时代是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个人认为，全球化的4.0时代，进入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全面发展和崛起推动的全球治理和全球秩序改革和完善的阶段，全球的投资贸易、信息技术、人才、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产业链都在重新组合、重新构建。所以，推动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和新规则，已经形成了全球的共识，但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推动，在推动的进程中显然中国走到了前台。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治理中，新兴经济体正在发挥着非常积极的正面作用。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首先是金砖国家，9月在G20会议上召开了金砖国家的会议。10月份，又在印度果阿邦召开了金砖国家会议。金砖国家成立了金砖国家银行，现在金砖国家正在讨论如何实现机制化、制度化的安排。金砖国家中的中国、俄罗斯、印度，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中俄印大三角战略关系，新兴经济体将在世界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新经济、创新驱动。G20提出的创新驱动倡议，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和新的空间，可能还是新的突破点。互联网、物联网，网状的链接，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这些链状的链接，机器人、3D打印、人工智能这些脑革命，以及航海、航天、生物医药领域突破性的技术不断涌现，会导致业态革命、组织革命、管理革命、商业模式的革命，要求世界经济的治理和秩序、规则必须为之改变，因为它是一种内在的动力。
在这个方面，我们国家形成了一个持续推进的、具有非常明确战略导向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比如“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物流”“互联网+政务”等等，都要适应这些变化。
明年经济形势仍很严峻，需寻找机遇和突破空间
对明年经济形势的预期，大致有几条：
我国明年面临的经济形势、外部环境还将是非常严峻的，但也有很多的机遇和可能突破的空间，所以建议明年：
第一，继续推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并形成一种联动机制。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推动：一是推动全球形成引导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共识，引导世界经济向着一个方向发展，我们可以设一些红线。二是推动全球形成传导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政策要具有联动效应、传导性，可以为世界经济或者本国经济设一些天线，就是哪些天线是不能触碰的。三是要制定一些指导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哪些是需要制约的，比如竞争性的贬值、负利率，不能任其发展，这些既违背了经济学的规律，实际也给银行业、金融业、经济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从一个恶性循环走向另一个恶性循环，这样的经济形态或者政策就应该有一些底线。推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大家要形成共识，哪些是红线，哪些是天线，哪些是底线，这样引导世界经济复苏，向着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形成新的规则和秩序。
第二，以我们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继续落实为强大动力，以创新、协调等五大理念为指导，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形成对我们持续发展有利的国内外互动的新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占据价值链的中高端，使我们的产业能够迈向中高端，经济增速能够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素质能够逐步提高。
第三，推动全球落实G20共识，推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五国形成行动计划和长效机制，推动全球落实2014年的APEC议程形成的决议，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同时，我们积极加入和推动RCEP进程，在TPP和TTIP处于胶着和停滞状态的情况下，加快构筑自贸区网络体系，加快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健康发展的进程。
最后，我们要采取国内的几大战略应对国际风险：一是要应对国际上竞争性贬值和突发性金融风险，要加强宏观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从内到外，和国际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保持沟通协调。二是要应对全球性的高债务风险和高杠杆风险，加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不仅仅是宽松，关键是有效。三是要应对新一轮制造业转移的风险，形成以我国东西部和周边国家为重点地区的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供应链的重构和新的产业布局。四是要应对政治因素导致的经济风险，及早制定和研究应对方案，包括诸多的政治因素。明年全球的形势更加复杂、更加多变，外部因素可能导致内部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要形成国家的整体战略，整体推进，来应对外部风险，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在越困难的情况下越能找到突破点，在越困难的情况下，越能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使中国经济在2020年能够实现中国共产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为我们到203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打好基础。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